1898年8月，光绪帝谕军机大臣等:“出国游学、西洋不如东洋，东洋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摘要翻译。着即拟订章程，咨催各省迅即选定学生陆续咨送；各部院如有讲求时务愿往游学人员，亦一并咨送，均毋延缓”。此后，选派学生赴日留学遂成清政府的一项教育国策，掀起了赴日留学的高潮。求是书院作为当时“新式学堂”，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开始选派学生留学日本，是近代我国最早选派学生留学日本的新式高等学校之一。据不完全统计，1898年至1904年期间，求是书院师生以各种形式先后留学日本者有34位，其中学生28人，教员6人，学生人数占总人数82%，教员人数占18%。 

一、起始阶段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浙江选派的8名学生留学日本，分别是求是书院选派的何燏时、陈榥、陆世芬、钱承志4名学生和从浙江武备学堂选派的萧星垣、徐方谦、段兰芳、谭兴沛4名湘鄂籍学生。浙江最早留日学生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杭州蚕学馆派出嵇侃、汪有龄2位。清政府正式确定派生留日政策在1898年8月，而浙江却在1897年10月及1898年4月就已累计派遣10名学生赴日，为全国派生留日之先，这10名学生均来自当年浙江“新式”学堂——求是书院、蚕学馆、武备学堂。

浙江派遣留日学生走在全国前列，甚至居湖北之前，确实和日本早有合作端绪。直接促成清政府确立留日政策的是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1898年5月，矢野函告总理衙门称:“日本政府拟与中国倍敦友谊，藉悉中国需才孔亟，倘选派学生出洋学习，本国自应支付其经费。”而后又面陈:“中国如派肄业学生陆续前往日本学堂学习，人数约以二百人为限。”1898年6月6日，矢野呈给日本外相西德二郎的信中说:“察迩来清国顾及自身利害，各地颇有自行向我帝国派遣留学生之举，如浙江巡抚要求派遣来日研习陆军兵学留学生四名，文学研究留学生四名，复有湖广总督提出在近期派出多数留学生之打算。”

求是书院总办、杭州知府林启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月，浙江省又派出嘉兴籍吴振麟留日，吴系自费生，经求是书院总办、杭州府知府林启考试后由浙江巡抚廖寿丰咨派出国，属私费官派性质，1900年后被转为官费生。吴振麟不是求是学院师生，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吴振麟转为官费生后，留学费用列入求是书院名额管理。1902年11月25日，《清国留学生奖学金增额申请》载明: 

日华学堂学生监督高楠顺次郎致外务省会计课长。求是书院派遣东京帝国大学法科生钱承志、吴振麟，东京帝国大学工科生陈榥、何燏时，高等商学校陆世芬。......目前进入最高等的专业学科学习。日常需购买相当数量的参考书籍以资学业，但近来物价飞涨，此前之奖学金已无法让其安心学业。综合诸项事宜，明年1月起，求是书院每生每月应增发7元，南洋公学每生每月增发10元特别费。上述事项须紧急联系其本国为宜。明治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求是书院学生蒋尊簋、王嘉榘以浙江官费身份留学日本，蒋方震自费留学日本。7月，李辰身以绍兴余姚地方官费留学日本，共有4位留学日本。 

二、高峰阶段

1901年8月，求是书院“反清思潮”涌动，发生了罪辫文事件。据求是书院学生钱家治忆述:“求是同学于庚子(1900年)暑假后回院，彼此相见，论及时事，孰不愤慨，遂有倡议组织励志社者”，“为贯输新知识起见，推举班中对国学有擅长者，对其余各班同学轮负演讲新学及评阅文课之责”“忆在辛丑(1901年)初夏，对于三四班同学月课，适由史寿白同学轮值，彼乃商请四班教习孙师江东命题，即所谓《罪辫文》者是”。亲满师生“认为可借此摧毁此种新运动，遂将全部课卷，密呈当地绅士樊某、金某。而在求是肄业之驻防同学亦已侦知此事，势将兴大狱”。“劳师玉初、陈师仲恕爱护青年”，除妥善解决《罪辫文》引发一系列事件之外，“为寿白同学筹募学费，资送赴日留学，以避其锋”。

许寿裳(后立者)和鲁迅(前坐者)、蒋抑卮(中坐者)合影(摄于1909年)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年八月，陈其善、许寿裳、钱家治、周承菼、寿昌言、沈启芳、韩永康、施霖、李祖虞等9人以浙江官费留学日本，史寿白自费留学日本；九月，厉家福以浙江官费留学日本，教员孙翼中、陈毅(陈仪)自费留学日本。十一月，俞大纯以南洋官费，教员汪希、吴钟镕、钟枚、袁毓麟自费留学日本。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共有18位师生留学日本，为求是书院留学日本人数最多年份。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教员戴克敦、来裕恂以官费身份留学日本。光绪三十年(1904年)八月，教员陈汉第以官费留学日本。1903、1904两年共有3位师生留学日本。

三、师生留日情况分析 

清末留学日本的学生名录目前尚未见完整详尽的版本，笔者据《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名(癸卯三月调查)》、清国留学生会馆历次报告、《日本留学中国学生题名录》(房兆楹编)等名录史料，详加整理，得悉1898-1904年间留学日本的求是书院师生计34人。以下是求是书院留日师生名单一览: 

在34位留日师生中，全部都是男性。按照身份分:学生29人，占总人数88%，教员5人，占12%。按照籍贯分：杭州18人，绍兴7人，嘉兴、江苏各2人，金华、温州、台州、宁波、安徽各1人；其中，杭州人数占总人数50%，绍兴占20%，杭州、绍兴两地人数占70%，但主要集中在杭嘉湖及绍兴地区。按照年龄分：20岁以下，6人；20-29岁，21人；30岁以上7人；20-29岁年龄段占总人数的60%，20岁以下及30岁以上各占20%；30岁以上基本是教员，30岁以下占80%，相对当时留日学生来说，年龄偏小。按照学校学科类型分:语言培训(预备入学)17人，军事、法政11人，工、商科3人，其他3人。语言培训(预备入学)占50%，军事、法政占32%，工、商科及其他占18%。语言培训占比比较大，是有二个原因，一是本文引用依据是1903年度的留日学生通讯录，清末留日学生出国之前一般没有日语基础，到达日本之后，要经过半年或一年日语培训，1902年度特别是1902年下半年出国学生，1903年登记时，基本都在学习日语阶段。二是1898至1904年期间求是书院师生留日人数中，1902年度占总人数的53%。因而，语言培训(预备入学)比例比较大。

求是书院教室

按照出国时间分:1898年至1901年，9人；1902年，18人；1903-1904年7人。1898年至1901年四年度累计占26%，1902年一个年度占53%，1903-1904年两年度占21%。1902年留日人数比较多，主要原因是因为“罪辫文”事件后，校方为保护师生“赴日留学，以避其锋”，包括1903年几位教员出国也有这个原因。按照留日费别分:官费23人，自费11人；官费占68%，自费占32%。求是书院作为“新式学堂”，又是林启主办的，求是书院出国留学得到“官府”大力支持，甚至“罪辫文”事件中“问题学生”也是以官费身份留学日本。

浙江同乡会题名录(癸卯三月)

四、一些补注 

据相关资料记载，杭州施承志、仙居县张任天二位求是书院学生有留日经历，但笔者检索有关中国留学日本名册，尚未检索到相应的留日信息，有待进一步考证。据网络介绍，张任天(1886-1995)，原名家福，字图南，自号万竹居士，浙江仙居县人。1902年到杭州求是书院读书。1904年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数学，后转入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施承志(1883-1963)，字调梅，浙江杭州人。中国国民党元老，民国开国将军，爱国名将，宣统时期具有革命意识的新军代表人物，著名军事教育家、武学家，古今太极代表人物之一，被誉为“上海太极拳之父”。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14岁考入求是书院。1904年12月，施承志获得官费保送日本留学，先入日本陆军成城学校完成预备学业，继入日本陆军联队步兵大队实习。1905年6月，施承志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四期。笔者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四期名单，未有施承志记载。

有资料指出，陈独秀系求是书院1898年学生。据查，陈独秀有二次留日经历。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陈乾生，字重甫，籍贯安徽怀宁，就读学校东京学校，入学年月是1901年10月。陈乾生即陈独秀，这是陈独秀第一次赴日留学；又据房兆楹所编的《日本留学中国学生题名录》载：陈乾生，安徽桐城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到日本东京，这是陈独秀第二次留日，系自费生，入预备学校。

总之，在西学东渐历史背景下，求是书院在派送师生留学日本之潮流中率风气之先，师生留学回国后，也都在清末民初政治、教育、科技各领域各领风骚，为中国社会近代化作出了卓越贡献。 

（本文原载于《浙江大学馆藏档案》（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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