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中后期，正值明清易代之际，大批明代知识分子东渡，从而掀起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二次高潮。其中杭州士人陈元赟和戴笠，东渡日本传播文化艺术，备受日本人民崇敬，成为中国思想学术与文学艺术东传的杰出代表人物，并且开创了日本文化史上的诸多第一。

陈元赟(1587—1671)，字义都，号芝山、升庵、既白山人，杭州余杭人。自幼聪颖，18岁时应试科举落榜，仍好读书作文和书画艺术，多才多艺。为谋生计，他开始在家乡缸窑桥村和瓶窑镇潜心学习烧制陶瓷技术。27岁时入河南嵩山少林寺，习武术和制陶术，并负责管理寺内陶器及药材，因而对医药、针灸、气功、食疗都有一定造诣。但迫于谋生求业，浪迹天涯，33岁时随客商东渡扶桑，流寓日本52年。

陈元赟像

1621年，陈元赟游学萩津长门，寄居长门国（今日本山口县西北部）时，于1623年为藩主撰写《长门国志》，依中国地方志体例，记载了国都、风土、民俗等内容，这是中国方志学在日本的首次应用。

1626年，陈元赟寄居江户（今日本东京）城南虎岳山西久保国昌寺，向寺僧传授中国少林武术，并将中国武术和日本拳术糅合改进，创立“当身”术、“杀活”术，创编成柔道，传授给日本浪人福野正胜等3人，将柔道术传遍日本全国。日本明治时期汉文学家信夫恕轩称陈元赟为“日本柔道鼻祖”。

1638年，陈元赟受聘于尾张（日本爱知县的西部）藩主为儒官、幕宾，教授书法诗文，兼做医臣，传播中医丹溪学说。同时，主持、传授烧窑制陶技艺。1660年，在藩主德川光友园邸中筑窑窟，名为“御深井烧”，又名“御庭烧”，采用中国制陶技艺，烧制精美陶器，行销极广，被日本人誉为“元赟烧”和“稀世之器”，尤以茶具为上品。同时又自创“陈氏茶道”，对日本茶道影响至深。

陈元赟在日本著作甚丰，如《老子经通考》《朱子家训抄》《陈元赟书牍》等，阐述了他的实学理论。《升庵诗话》《元元唱和集》则首次在日本阐发公安派文学理论和创作。值得一提的是，陈元赟自号“芝山”“既白山人”，即为故乡余杭之山名；自署“大明武林”“大明虎林”人，而武林、虎林都是杭州的别称。

戴笠（1596—1672），字曼公，杭州余杭人。他早年习儒，博学能诗，精于书法、篆刻。天启元年(1621)，家遭火灾，于是浪迹各地。无意于科举仕途，潜心钻研中医经典，以行医谋生。遇名医龚廷贤，学习医术，尽得其学。年30时以诗知名，寄情声律，诗风清新自然。

《陈元赟文集》书影

清顺治十年(1653)春，戴笠跟随一位广东番禺人东渡日本，到达当时特许外国人居住的长崎。次年，临济宗高僧福州隐元禅师东渡日本，创建黄檗宗于长崎。受其影响，戴笠削发为僧，释名性易，字独立。以后又号天外老人、独立一闲人、西湖独立等。他在长崎与当地领主吉川广正交好，将《西湖志》介绍给吉川父子，帮助其修锦带桥。

在日本期间，戴笠亦行医，亦游禅，在文化交流上的贡献突出表现在医术与书法。他善草书、隶书，好以书法入画，亦善绘花卉图。其书法对日本书坛产生很大影响，日本书坛之执管五法、把臂三腕，皆源自戴笠。然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他的篆刻艺术，日本艺术界将他的东渡视为真正意义上的篆刻之引进，尊称他为“日本篆刻之祖”。

戴笠的中医学问，既有师承，又在实践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创新，特别是痘科，在日本著有《痘科键》及其他多部医书。所传日本弟子，前后计四代约百年，使得日本医学界可以控制痘疹发病，至日本宽政年间(1789—1800 )，在幕府内专设痘疹科医官，皆传戴笠医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