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我把当年的上课笔记杂记之类的找了一些出来,发现王先生与张广达先生合开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课程,确切的时间是1980年2月26日。就在这一天,先是张先生讲课,后则为王先生布置的阅读已经经过整理的《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及有关文献材料的任务。

根据笔记,张先生的课上了两次四个单位的时间,主要介绍敦煌学基本情况以及基本目录。基本书目目录的介绍中,有向达《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姜亮夫《敦煌一一伟大的文化宝藏》,有王重民《敦煌文书总目索引》等。还有“二三十年来的国外的一些目录”,其中包括斯坦因部分1957年版翟理斯编的目录(1963年格伦斯泰作了主题索引)、1962年牛津版普散编的目录(日本榎一雄作了附录);伯希和部分1970年版敦煌汉文写本目录;奥登堡部分孟希科夫亚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汉文文书注记目录;又有日本人编的“东洋文库敦煌文献委员会编斯坦因敦煌文献及西域类目(一年一册)”,又有“东洋史研究”等等。

王先生给我们正式上课的时间则自3月11日起。当然,在2月26日的课堂上,他就布置了读书任务。我的笔记载道:“王先生:看《隋书·食货志》、《通典》卷十二、《册府元龟・邦计部》。”并且,还发了《计账》文书复印件。此后,我的笔记还载道:“王先生,3.7晚,周书卷1-5,帝纪;卷23,苏绰传。”这应该表明先生在3月7日晚上曾到过我们的寝室。现在想来,这当然是为以后的文书解读作准备一一读好基本史籍再来考察文书问题是先生们的基本要求。

而记录王先生讲课的课堂笔记起首便是:

80.3.11,王先生,读《敦煌劫余录序》,陈寅恪。

我似乎记得,当时还发了油印的《序》文,而场景则应该就是马小红回忆的：

第一堂课,我被王先生的开头语所震撼。王先生介绍了敦煌文书的来龙去脉,当说到到“日本学者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时,王先生说:“为什么要研究敦煌文书,我念一下陈寅恪先生为陈垣所写的《敦煌劫余录序》,希望大家能记住。”王先生一字一句地念着,并不时停下来讲解,为什么说“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为什么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等等。先生那平缓、苍老并对我们充满期望的声音重重地打在我们心上。王先生说:“尽管有些同学不了解敦煌,不了解敦煌文书,都不要紧。只要努力,你们就能赶上世界学术新潮流,就能把敦煌学的中心搬到中国。”

然后,王先生介绍了自“1909至今天的九种(有关敦煌文书的集子)”,其中有历史研究所编的《敦煌资料》(第一辑)、刘复的《敦煌掇琐》、许国霖的《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罗振玉编的《敦煌零拾》一册和《教煌石室碎金》一册、蒋斧辑《沙州文录》和罗福苌辑“《沙州文录补一卷》及附录一卷”、罗振玉“据伯希和的文书按原件大小影印的”《鸣沙石室佚书》及《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1909年铅印本《敦煌石室遗书》等。王先生也略作点评,如特意指出,《敦煌资料》(第一辑)是有关社会经济方面的文书集结,“要注意,有不少错误”;如刘半农编《敦煌掇琐》,“有些太乱的,(他就)不抄了”等等。

紧接着的资料介绍,就是《西魏大统十三年计账》的解读。我的笔记中,先生应该以几周的时间,分四个层次向我们介绍这份领多少人进入敦煌学大门的文书。“{甲},先解释名词”;“{乙},文书的时间性和地域性”;“{丙},文书的结构和名称”;“{丁},从文书所见西魏北周的均田制”。这样的讲解当然不是一次完成的,但我的笔记之时间记载只到3月26日,此后则省略了,现在想来真是遗憾。

这样的讲解,对于我们以后做敦煌吐鲁番文书可说是有着极大的示范意义的:它指明了文书解读及学问研究的明晰的路径一一从“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文书(录文),读文献材料,再到认清文书的结构性质,最后完成理论的分析提升而不拘泥于就事论事一一这难道不就是敦吐鲁番文书研究的不二法门吗?

就在这一学期,先生还讲解了他有独到心得体会的《唐天宝年代(C750年)敦煌郡差科簿》。一如既往,在讲课前,他还是布置阅读文献材料,其中有“通典卷35职官17,新唐书卷55食货志,唐会要卷83、84,旧唐书玄宗纪,通鉴卷125-127”,还有“天宝六载户籍、大历四年手实”等。先生用的还是那一套看起来简单,而实际上须有扎实根柢而又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解读差科簿：“一、年代”,“二、地域”,“三、文书结构”,“四、解释名词(以文书出现为序,以类别)”，“五、关于色役的初步意见”,“六、文书的使用和文书的名称”。而在色役的研究中,先生还就“色役制的起源”作了一个“补遗”,我的笔记载道,这个“补遗”,“根据周一良先生意见”。他还把他的讲课内容再加研究整理发表在《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上,这就是《唐天宝敦煌差科簿研究兼论唐代色役制和其他问题》。

而我当年写的第一篇发表的文字以及其后的一些文字,基本上也是走这样的路子。

于是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我们1978级的很多学生,便一步一步地在先生们的引导下,走进了敦煌吐鲁番学的殿堂。

我还留着一份当年先生辅导我们写敦煌论文的纪录稿,我把它全文录下,连当时的格式亦一仍其旧,以见先生的风采：

1981.1.16在(北大)文史楼107王永兴先生、张广达先生

辅导“文书作业”

(卢向前案:以下为王先生讲话)

有19个同学做文书。身体一定要注意。

总的做得不错,三年级学生做起来是很满意(我们)。

卢向前的文书要做好还得花大力气。冷鹏飞这个土地文书也是很难的,做得很不错。

我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要有发表水平。五月份以前要交给我和张先生。中华书局答应出一个集子,七月份要交稿。所以非得在五月中交给我们不行。

论文标准。首先,要有准确的文书录文。所谓准确就是要符合原文,有缺字要补全,错字给纠正。这是最主要的。

①符合原卷;②俗、异、替代、简、古体、错字要正确的校注(当时我的笔记中的案语:草体字怎么办?);③空字要尽量地正确地替补;④格式、行数等等都要符合原卷,不要有改动(当时的案语:横,竖?);⑤要断句,标题;⑥长的,复杂的要分段。

第二,论文的形式、体裁可分下列形式:(取决于性质、内容)

1.短的,一个录文,一个校注,一个跋;

2.(稍长的,)录文,校注,名词解释,跋

3.复杂的,再加一个文书研究。

注意不要勉强拉长。

简洁、准确、通畅。避免庞杂。

名词解释,一条只有一个内容。

问题研究要有一个中心内容。不要一个问题套一个问题。假定一千字能解决问题,绝不要用一千零一个字。(卢向前案:这绝对是有先生特色的话。)

第三,推测和怀疑也是(要?)准确。

1.凡是有论点一定要有根据,不要空。要有充分资料,要善于分析,推论。逻辑推理理。

2.引材料一定要有出处。僻的书要有作者。

3.写字要清楚,不要草率。一个格子一个字。

4.直行写繁体字。

下面讲写文章的事。

简明,说理充分,句子通顺顺,衔接等。技术性问题也是要紧的。

反复地,一段一段的,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原卷。要读懂读通。同时要读熟热酌史料。

识别异体字,填空字,纠正错字。

(卢向前关于)马的颜色查《说文》。蔡治准的“顺仁□()以覆云,布惠泽以朕照蘓”,朕为衍字。云当为育。照蘓为昭苏。

讲一下缺点和问题。

一、基本史料不熟。

二、如何抓问题,抓错了白费力气。当从原卷出发抓问题,熟悉当时社会的历史背景。

三、展开要规定范围。如时间范围、地区范围,都要搞得狭一点。

重复一下,文字问题。邓小南的可以,其他的都要注意一点。

张先生讲话。

每个人都有所创获。

以念书搞文书。

基本文献书一以(读通)一本书为看家手艺。

(可读)王国维《观堂集林》。

表达的问题

弱点在于敦煌文书不熟。

卢向前的(对于)征发制度、长行马文书等都不熟悉。这是弱点。

在做文书的基础上,搞深一点,社会制度方面注意是不是能提高

点。

解决不了的不硬解决。

这是先生在具体的教学中,指导我们做学问的方法。先肯定我们的成绩,让我们门充满了信心,再指出我们的不足,促使我们努力向上,这是鼓励,是鞭策。通过这样课内课外的讲习,先生教授了最基础而实用的知识。在做卷子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逐渐了解和熟悉有关敦煌文书的内容、价值以及相关文献,而且与唐史贯穿结合,懂得如何利用敦煌文书补史证史,发现问题。总之重要的是通过亲自动手,领会学习和研究的乐趣,在短短的一二年时间内,即能够掌握最基本的做学问的方式。现在想起来,当年的我们跟着先生搞敦煌吐鲁番文书,搞学问,是多么的幸福!

当然,以上记载仅仅是对我们整个集体的一次活动,据我的记忆,这样的集体活动有过多次,记得有一次周日,先生讲唐代制度,我因外出未能出席,当时就觉得非常遗憾。当然,先生在课下的个别辅导,花费的心血就更多。我的论文稿中就有多处王先生的笔迹;而马小红曾说,她们的论文曾经修改7次,誉清7次;吴丽娱与张小舟作的车坊文书,王先生更是不厌其烦改了不下10次,并亲自动手示范应如何写作。这种严格要求与亲力亲为的教学,使得我们以后毕业论文的选题与写作都相当顺利。以此为开端,我们]也走上了学术研究、学术教学的道路。

上面笔记中王先生所说“中华书局答应出一个集子”,就是后来中华书局所出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看起来,从1980年2月到1981年1月的11个月中间,王先生就与中华书局取得了联系。他有着极大的抱负、极大的自信,他要为敦煌学在中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而参加文章撰写的19位本科生同学中有6位同学及4位研究生的文字得以发表。

这本《论集》是在1982年5月出版的,周一良先生在《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序言》中,对于王张两位先生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于他们工作的意义作用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

只有在充分研究唐代历史的发展,研究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状况,并且详尽占有旧有史料的条件之下,才能有效地运用敦煌文献,恰到好处地说明非它不足以说明的问题……只有精研唐代(当然也涉及北朝和五代、北宋)历史,才能更好地认识并发挥敦煌文献宝库的作用。基于上述认识,王永兴同志和张广达同志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为唐史研究生开设了“敦煌文书研究”这门课,并有部分中国史专业三年级学生选修。在王张两位同志的指导之下,他们作为实习,分别整理了敦煌和少数吐鲁番出土的文献,写出论文,形成了这本《敦煌吐鲁番文献论集》的主要部分。敦煌吐鲁番文献的整理利用和研究,今后还需要较多的生力军。我们欢迎青年历史工作者对此发生兴趣,不断充实学力,提高水平,参加到这一行列中来。

而在“出人オ、出成果”思想的指导下,两位先生对敦煌吐鲁番学的贡献自不待言,他们的辛勤汗水,换来的是丰硕的成果与一大批人オ。

假若读读哈佛大学杨联陞先生于1983年4月15日所撰写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读后》,则意义更为显明。杨先生在逐篇评论了论文后下结论说:

各位长老及准长老(卢向前案,指在《论集》上发表文章的各位先生),自不待言。各位研究生与本科生都是当行本色,各有贡献。他们诸位大作的水平与同级的外国第一流大学的研究生大学生比起来,我觉得有过之无不及。这是我最欣慰的事情,这不止是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之光,更是我国学术前途光明之象!

我记得王先生把杨先生的信拿到了北大图书馆213室(杨先生的信,我好像也曾读到,嗣后发表在《北大学报》1983年第4期的这篇评论原本应该就是这封信),我记得先生当时长舒了一口气,眼中泛着若隐若现的泪花,百感交集,而欣慰之情溢于言表。此情此景,至今仍历历如在眼前。今天的人们,或许很难体会当时先生的心情,体会他与他领导的敦煌团队获此评语的心情。历经过多少劫难,终于能够在国际学术之林中有我们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事。而兴奋之余,回首三五十年的辛酸往事,心情的复杂也是可想而知的了。而我也眼着先生兴奋不已。

现在想来,先生们也真值得扬眉吐气。历尽“浩劫”,中国的传统治学方式已经被破坏殆尽,而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北大中古中心的敦煌研究成果竟能达到与国际接轨的水平是多么不可思议,重新获得海外学界的承认又是多么引人骄傲。这一点正是通过王先生他们的辛苦努力达到的。重要的是,当时大多数人还不知道应当做什么和怎么做,对于历久弥新的学术传统的继承还不能有所领会。而首先将真正的学术传承与历史教学结合在一起的是王先生,将复兴文化的理想落实于具体实践的是王先生。王先生通过他的教学以及学生们的成果告诉人们什么是精湛而优良的学术,什么是应当遵循的学术方向。而先生培养的学生及所传授的研究方式也给敦煌学的未来打下了基础,今天敦煌的教学仍不能脱离他们开创的道路。杨先生的当年评议就是对“只要努力,你们]就能赶上世界学术新潮流,就能能把敦煌学的中心搬到中国”的最好说明吧?“这不止是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之光,更是我国学术前途光明之象!

这里,我还得提到宿白先生。杨联陞先生文中说到的“各位研究生”安家瑶、马世长、陈英英是宿白先生的研究生(刘俊文则是王先生的研究生,我忘了张先生是否是他的导师),而杨先生手上的《论集》也是宿白先生寄给他的。假若联系各种情况看来,宿白先生对于敦煌吐鲁番学的贡献也是应该为人们所记住的。

这《论集》,假如我没记错的话,还送呈给了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敦煌吐鲁番学会得到最高领导的支持,是否在这时就打下了基础?我想。

而如果比较一下《论集》第一辑与第二辑作者名单,假若我们根据第一辑,说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还仅仅局限于北大历史系的话(当时,考古专业隶属于历史系,当然,亦有左景权先生的一篇文章,那是王张二先生请他到北大给我们讲学以后的事),那么,到第二辑的时侯,即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前后,其阵容已经扩展到整个北大至全国了(第二辑虽在是年12月出版,但邓广铭先生所写的“序言”,王先生所写的“编辑后记”都署时间于是年是月,则文章的收录更在其前)。在第二辑的作者中,我们看到了季羨林先生、王仲荦先生、周祖谟先生、唐耕耦先生、姜伯勤先生、饶宗颐先生、周一良先生、祝总斌先生等足以令人肃然起敬的大学者名单,学生的名录亦有所增添。这样的状况的出现与王、张二位先生的努力应该是大有关系的吧?而写作阵容的壮大,或者本身就是大陆敦煌学走向强盛的表现。

我想,这是一种气势,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一种万马奔腾的气势,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这种气势是会起化学反应的!我们现在从这样的视角看待先生对于敦煌吐鲁番的业绩,是无论怎样高度评价都不会过分的。

我所知道的,南开大学的傅政老师就到北大向王、张先生来学习敦煌吐鲁番文书来了,来听课的外校学生更是不计其数,而扩展其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则是唐文学学会。

我手上存有傅璇琮先生当年给王先生的两封信。我把它们抄录在下面：

王先生：

昨天给您的电话中没有说清楚,现在奉上一函,为《唐代文学研究年鉴》组稿事,请您大力支持。

去年五月,在西安成立全国唐代文学学会,会议决定创办《唐代文学研究年鉴》由学会主办,由学会会长山东大学的萧滌非先生任主编,下设副主编若干人,琮也是其中之一。第一辑(即1980年的内容),将于本年内出版,现在正着手于第二辑的组稿、编辑工作。这一辑选题,由琮提出,报导(道)一下北大历史系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室的情况,作为一个栏目,已获通过。前曾写信给张广达同志,可能他将出去,也未知他是否收到信,因此未接到回答。如您能执笔,或您指导下请别的同志写,那就更好。内容大致包括:研究室机构本身的大致情况(如人数、负责人),研究项目,今后发展方向、打算,及已出的这本论文集内容概况。字数二千字至四五千字均可。虽然您的研究室主要是历史方面的,但这对唐代文学的研究也足资参考。文稿最好能在十一、十二月内写成,寄给我即可。此事务请鼎助。如确定后您给我电话通知即可(55.4751);如我不在告守俨同志也可。

专此,谨侯

近安

璇琮上

1983.9.14

王先生：

十三日来示敬悉,所寄文稿也已拜读,写得极好。非常感谢您的支持,也感谢卢向前同志的协助。稿件即由我寄给《唐代文学研究年鉴》编辑部,以后有什么事与我联系也可,与文稿该编辑部联系也可(联系人是闫庆生,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稿件的作者就题卢向前同志如何?

专此,即候

近安

傅璇琮上

1983.10

在这样的风云际会的过程中,学会的成立便也顺理成章。我在网上看到郑炳林发表于2011年1月26日《国际学术视野的段文杰先生》的博文他回顾当时形势的文字,写得极好。他说：

1982年段文杰先生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1984年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一直到1998年,主持敦煌研究院工作17年。这个时期正好是中国结東“文革”迎来改革开放春风的年代,学术界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同时这又是一个转折关键时期,百废待兴,一切从零做起。当我们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我们突然发现自己与世界拉开很大一截差距。我是77级,1978年元月入校,我们了解敦煌学是听段先生的敦煌艺术课程开始的,但是我们了解敦煌学的状况是听藤枝晃先生讲座留下的印象,就是“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留校从事敦煌研究也是励志改变这种状况走过的。当时大家都鼓足劲将中国敦煌学研究赶上去,但是我们毕竟经过多年的文化萧条,要改变这种状况并非易事,段先生能够很快改变敦煌硏究学术力量走上国际学术的前沿,就值得我们学习。

这里的话正是当时时势人心的切实写照。对敦煌学和学人而言,新时代意味着学术走向世界,意味着等待开创、充满希望的勃勃生机。在这样的年代,“敦煌在中中国,研究在日本(或国外)”到底是谁说的已经不再重要,归根结蒂,敦煌吐鲁番研究将要起翻天覆地的变化了。而站在潮头之前,得风气之先,扬帆破浪、指点江山的不正是脚踏实地努力做着贡献的王永兴先生、张广达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吗?

王先生在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创建筹备中,也是有着他独特的贡献。我记得1982学年的一天,平时总是嘱咐我们门一心搞学问而不让分心于杂务的王先生,破天荒地让我和宁欣、李鸿宾随他到东语系去参加学会的等备会议。当然,我们是列席会议,为会议做记录。我记得,主持会议的是季羨林先生,当时是教育部副部长曾经是北大书记的周林先生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参加会议的还有宁可先生、金维诺先生、教育部的章处长等。参加的人员有十数人吧?这次会议应该说是很重要,从其议题即可看出。主要议题有二,一为学会挂靠教育部事,一为提出学会的领导机构即理事会的单位候选名单事。还有一事好像是学会的名称是否加上“藏学”成“中国敦煌吐鲁番藏学(西藏?)学会”事。我记得的是:季先生说,还是不加了吧,如果加上,那么其他的加不加呢?用敦媓吐鲁番涵盖吧。王先生赞同季先生的意见。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王先生在学会创建过程中,也是运筹帷幄不可或缺的一位人物。

还有一件事为人所共知。王先生当时曾数次找到老同学姚依林副总理,既为为申请设立“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事,也为学会成立暨经费事。马小红年底到杭州,回忆起往事说,先生曾说起,他到中南海,警卫打电话给姚副总理,副总理亲自到门口将先生接进去的事。又说,先生笑着说中南海的警卫让他今后穿体面一点,而先生则教育他们不可以“衣帽”取人。马小红还带着极其钦佩的神情说,先生的本事大着呢。

作为敦煌学的先行者和学会的奠基人,王先生他们对于中华学术文化的复兴、推动、发展的丰功伟绩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称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