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宾虹(1865—1955)是我国著名的书画家。原籍安徽歙县。生于金华，卒于杭州，与浙江关系密切。晚年居杭州。他在一幅画上题诗道：“黄山别后无消息，愿作西湖老画人。”

黄宾虹享大年。1953年90寿诞，他在纪念会上激动地说：“我经过三个朝代。清朝是腐败，民国是混乱，万事只有今朝好。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必将走上康庄大道。”他在《九十自寿》诗中，尽情地歌颂了新社会：

和合乾坤春不老，

平分昼夜日初长。

写将浑厚华滋意，

民物欣欣见阜康。

我是黄宾虹流寓北平(今北京)时最后收留的门生。平日从他学画，听他谈了不少旧事。黄宾虹(下称宾师)去世后，他的画论，我给整理了一本《黄宾虹画语录》，已出版。他的事迹，我与南京汪已文先生(已故)合编了一本《黄宾虹年谱》，并由陈叔通、夏承焘两先生作序，1966年春天稿成交出版社印行。现就年谱中宾师常常对我提起的数事，选出几则，记述于下。

黄宾虹作品

与谭嗣同为友

甲午战争爆发，清朝洋务派的所谓“自强新政”彻底破产。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完全暴露。当时较有觉悟的资产阶级分子与开明士绅，奔走呼号，谋求革新图强的办法。这个时候，宾师只有20多岁，当他在扬州任两淮盐运使署录事时，他的一位朋友名萧辰，字清渭，宁国人，是个廪生，因他的叔父的关系，早已认识康有为与梁启超，常常对宾师谈起康、梁的为人。那时康有为所撰的《人类公理》，即《大同书》初稿已完成，萧辰抄得一部分，公余与宾师一起研读。因此宾师深受康、梁思想的影响。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在京会试，联合各省举人1300多人“公车上书”。宾师闻讯，激动无比，并致函康、梁，申述个人政见。也就在这一年，他与康有为的“私淑弟子”谭嗣同相识了。

宾师与谭嗣同同庚。1948年，谭嗣同殉难50周年，宾师对我说：“复生(谭嗣同的字)的出生，迟我五十天，而今别我已五十年，复生洒尽苌弘血，虽不能复生，而复生之名，便是五百年后，仍然活在世人的心中。”

宾师与谭嗣同的相识经过是这样的：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春天，谭嗣同在浏阳，与湖南士绅合股筹开煤矿，闻中日战争失败，悲愤之极，以为亡国就在旦夕，呼号“变法”，竭力提倡新学，并在浏阳设立算学格致馆，介绍西洋科学知识。因人力不足，想去上海活动。这时宾师的朋友萧辰在浏阳，并协助谭嗣同工作，于是函告宾师，约其与谭嗣同在安庆会面。这年夏天，谭嗣同由水路东下，宾师特地从歙县赶去，在贵池的一家旅舍里，由萧辰介绍，两人见了面。

下面是宾师回忆与谭嗣同见面时的一段话：

“那时我们都年青，当晚，我们3人(指和谭、萧)在一起吃饭，萧辰平素无多话，爱喝酒，他只闷着头顾自己吃。而复生呢?说是肠胃不好，既不喝酒，也不开口，只有我一个人边饮边谈。复生听着，不反对，不附和，也没有表情，我谈了个把小时，简直做独脚戏，以为复生高傲，感到没趣，也就不谈下去了。谁知酒饭完毕，复生把眼睛一闭，站了起来，出我意料，他开口了，声音很洪亮，发言时，旁若无人。他说：朴存(宾师的字)兄说得对，对有野心的列强要伸出拳头去打，可是兄亦知道，举国上下，五个指头都合不拢，请问，力量焉在?接着，他就滔滔不绝地谈下去。那晚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光绪十年间的中法战争，对李鸿章的卖国行径，大家着实骂了一番。后来谈到清廷顽固派的闭关政策和盲目排外，复生说：我们出生的前一年，奕还算识时务，请设西学，倭仁就上疏反对，胡言天下之大，不患无才，何必师事夷人。倭仁盲目自大，是保守派中的顽固分子。吾国天下虽大，然而不学，人才如何出得来。西学东传，势在必行，如何可阻。他日吾国发达，东学亦可西传。科学取之于天地间，用之于普天下，西人既用，吾人为何不能用，如倭仁之类，简直是一堆废物。最后，他说到图强的根本在变法，把嗓子提高到像对千人演讲，他说：不变法，无以利天下。此时更鼓声再一次闻到，夜点吃过，复生还出示他的《莽苍苍斋诗草》，读了几首，不知怎的，我们把话题一转，转到了妇女的缠足。一提起缠足，复生又把声音加大了，他还风趣地说：国要开关，女要放足，只要关开，足放，吾国不强而强。后来我才知道，光绪廿三年，复生与梁启超、汪康年、龙泽厚、康广仁等在上海发起设立“戒缠足会”，会址设在《时务报》报馆内，而且还订了章程二十条……”宾师每次讲完这次会面的情况，总要重复地说：“这位复生真是个豪侠之士，不怕天，不怕地，见义勇为，维新爱国，以至不惜头颅，可敬可佩。”

谭嗣同是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9月28日(农历八月十三日)被那拉氏(慈禧太后)所杀。年34岁。谭嗣同与杨锐、林旭、康广仁、杨深秀、刘光第等人就义时，刑场有万人之多。谭嗣同神色不变，并作临终语曰：“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同年霜降以后，宾师才闻谭嗣同殉难的噩耗，当时宾师在歙县，痛哭不已。并作挽诗，内有句云：“千年蒿里颂，不愧道中人。”

谭嗣同

第二年(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春，宾师被人以“维新派同谋者”罪名，密控省垣，幸事先获悉，立即离县。宾师经杭州赴上海，并去河南开封。及到腊冬，潜回歙县，过了一个春宵，只身赴芜湖，约友北上，不意于途中闻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只得改变计划，临时在南京住了一段时期。这一连串事情的发生，对他刺激很大。及至秋凉，从南京郁郁而归。回到乡里，拟暂作隐迹计，复与里人郑普书等筹划董理歙东的庆丰?，因有利农耕，受到乡人的赞许。

组织“黄社”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宾师40岁，应歙县“新安中学堂”之聘，担任国文教席。任教期间，他与陈去病(巢南)、许承尧(际唐)、江炜(彤候)、汪律本(鞠友)等组织“黄社”。

“黄社”是为纪念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梨洲)而创立的。黄宗羲有“非君论”，他在《原君》篇中，就提到“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黄宗羲的这种说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正如一般史学家所公认，是一种革命思想的表现。宾师等组织“黄社”，表面上以议论诗文为名，其实是以此来反对清朝的反动统治。

黄宗羲画像

“黄社”有社盟，为许承尧起草，据宾师回忆，社盟的大要是三句话：遵梨洲之旨，取新学以明理，忧国家而为文。这个组织当时带有秘密性质。社盟九人，后来发展至十数人，有黄宾虹、陈去病、许承尧、江炜、汪律本。又两名非皖人，一是聂伯諶(施贵)湖南人，在歙县县学任职，另一是李潮(海衣)，浙江东阳人，秀才出身，是个墨商，与江炜最相知，尚有新安中学堂教席数人。无社长之称，社务设理事。理事许承尧，助理为黄宾虹。当时想用这个组织的名义，到湖南作一些联系，后未有实行。“黄社”在当时社会上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但也是这个时代民族资产阶级以学术为掩护的一个反清的进步组织。就这样，1907年(光绪二十三年)，宾师再度被人告密，直指他是“革命党人”，清政府下令严缉，宾师得朋友帮助，化装出奔上海，从此离开了家乡，并作出定居上海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