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挂“白旗”

当他到上海的第四年，即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9月中旬，上海民族资产阶级所组织的上海商团攻打沪南高昌店军械制造局。商团中的执事汪启皀，与宾师同乡，素知宾师倾向革命，遂以商团的起义相告，聘请他担任商团外线的一项传递工作。这时宾师特制大白旗一方藏之。没有几天，商团顺利地攻下了高昌店军械局，全市震动，宾师闻讯，首悬大白旗以庆上海光复，时封建势力尚嚣张，宾师毫无惧色。这件事情，宾师晚年居杭州栖霞岭时，多次与来客谈起。我曾问，庆祝胜利，为什么取用白色的旗帜，宾师回答：“这是当时的习惯，武昌起义成功，汉口长沙挂的都是白旗。”还说：“胡展堂(汉民)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取消龙旗，悬挂白旗，如中天之日，正大光明。”

辛亥革命

“入日本籍”

1948年初夏，宾师应杭州艺专的聘请，决定南下。临行前几天，徐悲鸿等去送行。这时宾师住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那天宾师正在画一块巨石，徐悲鸿进来，拱拱手说：“宾老行装可整理?还在挥毫，那正好，该给我们走不了的留几张大作做做纪念吧!”徐悲鸿走近一看，立即又说：“好大一块石头，宾老是给谁画的呀?”宾师道：“自己涂涂。”徐悲鸿听了，把袖子一卷，对宾师说：“恕我失礼，补上几笔如何?”在座诸客一听，不约而同地说，好极好极，宾师欣然让位。徐悲鸿在纸上摸了一摸，思索了一下，在石上添画了一只展翅的雄鹰。刚画好，来了一位琉璃厂古董铺的客人，他是送几幅古画来请宾师鉴定的。当时我也在场，记得其中有一幅是杜堇的山水，宾师看过之后说：“画是旧的，笔墨也过得去，只是款书是后添的。”这一天，宾师兴致很好，坚留客人便饭。席间，宾师就从这幅杜堇的赝品，谈到了他在上海所遇到的一件被谗“入日本籍”的事。

徐悲鸿

旧中国的上海，“十里洋场”，无处不肮脏。营私舞弊之事，几乎没有一个机构例外。下面，就是宾师在这次席间对大家所说的往事：

“上海的古董商真会钻营，伪造了名家的书画，为了获取厚利，想方设法利用报刊来登载这些伪作，有的事先买通编辑，使其发表。有些编辑得到好处，面对赝品昧着良心撰文介绍，说得天花乱坠。有一次，日本一个自称‘学者’的商人，托人送两幅伪造的明人山水到神州国光社来。一幅李在的《桃源阁》，一幅杜堇的《溪山烟霭图》，希望在《神州国光集》中发表；并许愿，只要发表，送给编辑部有关人员相当报酬。这个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是：利用一下中国的刊物，等发表后，把两幅赝品带到日本去发一笔横财。据说日本当时一位农相，最喜欢中国明代人的山水画，愿意高价收买。这件事被我知道，认为有丧国体，竭力反对，当时我还声明，朋友们若生我的气，只好忍痛割席。就这样，这幕滑稽戏总算没有演下去!”

宾师讲完了这些，大家以为“这幕戏”既没有演下去，故事总可以结束了，于是徐悲鸿接着说：“滑稽的事有的是，去年，我就碰到了一件，我也来说说。”（徐悲鸿先生想要说的，我在事后问他，就是关于1947年国民党文化运动委员会所领导的北平市美术协会攻击徐悲鸿，印发了“徐悲鸿摧残国画”传单的事。后来徐先生向各报记者发表书面谈话，阐述了他在国画上的主张，才澄清了那些诬蔑不实之词）。没料到，宾师笑着把手一挥说：“徐校长的好戏等一下演，我的滑稽戏还没有完。”因此，大家又听宾师说下去：“事后，日本人生我的气，神州国光社里的同人，也有生我的气的。可是理在我这一边，当面碰到，对我客客气气，只好背后捣鬼。有一年，我的几个学生想开个绘画展览会，要我拿一些作品，领个头衔，我向无开个人画展的习惯，苦于学生的要求，就答应下来。这件事被那些人知道，说我黄某要开画展，就想出毒计来出我的洋相，居然无中生有，在上海一家小报上载登了一篇杂文，说我黄某原籍黟县，前清时，为了冒取功名，改为歙县人，又说我为了书画牟利，最近入了日本籍，因此，不能把黄某视作中国人云云。过了三天，小报怕我交涉，登了一条地位非常不引人注意的更正，说黄某入日本籍是误会，至于祖籍，尚待考。为了这件事，朋友劝我还击，我才在《国画月刊》上登了一则声明，这件公案，才算告一段落。请诸位评评，滑稽还是不滑稽?”宾师的声明，刊《国画月刊》1936年第1期，内云：“黄宾虹祖籍歙县，旅居沪上将三十年，时贤著《金石录补》作黟县人者误，又谓作者入日本籍，尤误。”

黄宾虹作品

黄宾虹是书画老人，一生多与书画接触，而所交往，也多是文人学子。本文所记，均不涉其书画事，非无可达，却是用以说明：一个艺术家，总是与他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脱离时代，脱离社会，超乎政治，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