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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日章缘何没当上贵阳市长
来源:张学勤  作者:  日期:2018-04-28

汪日章(1905—1992),号荻浪、迪朗,是蒋介石的一个远亲。抗战胜利后,汪日章为当上贵阳市长进行了一些活动。时任军政部长的陈诚(字辞修)曾亲自为其写下推荐信送呈蒋介石,汪还将价值5万元的吴昌硕字画作为寿礼献给蒋,但是,汪日章最终还是没能当上贵阳市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少将原本是画家

汪日章曾任蒋委员长侍从室第四组组长,拥有少将军衔,但其实他只是一个文人,确切地说只是一名画家。1942年4月,汪日章在重庆被邀加入孔学会,入会履历表上填写的内容为:“1926年9月—1929年12月,在巴黎国立高等美专油画系修业(四年)”;其间,还曾在“市政学院学习(1927年9月—1929年6月)”;“专著有:《美术论》、《市政小言》”。

1929年底,汪日章学成归国,先后执教于上海美专、新华艺专,担任西洋画系主任。如果一直耕耘于画坛,汪日章后来完全可能成为像林风眠、潘天寿那样的艺术大师。那么,他当年是怎样误入仕途的呢?对此,汪日章生前曾有回忆文章:

有一次,我在留法同学毛庆祥(当时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处叙旧,适逢蒋介石进来,谈及乡亲之谊,知我曾学美术与市政,乃介绍我做了南京工务局技正(工程师),负责公园管理和设计。1932 年底,蒋的两个秘书因故离职,仅有毛庆祥一人,还兼机要室主任,忙不过来,于是执意推荐我当他助手,做些文书收发工作。因有以上几种关系,自然得到蒋信任,很快就当上了侍从秘书。以后,又兼任侍从室第四组少将组长。

汪日章所说“以上几种关系”,是指:蒋介石的孙氏母舅孙琴风,是汪日章母亲的堂兄弟。早年,蒋家困难,时任宁波新顺杂木行经理的孙琴风曾常年资助过蒋家。因此,蒋介石对这位不是亲娘舅的娘舅相当敬重。爱屋及乌,这份敬意自然也就延伸到了汪日章的身上。

当上侍从秘书后,汪日章成为最贴近蒋介石的重要文员。当时,侍从室设有两个处,处下面还有组,一般的秘书都隶属于各个组,唯独侍从秘书不属组里管辖,直接为蒋介石代拆代行。汪日章说:“如戴笠来的情报、机密文件,连两个处的主任都不知晓,专门由侍从秘书收转,侍从秘书只对蒋一人负责。”

此外,汪日章还曾兼任第二处第四组(秘书组)组长,既掌收发和来文分配之权,又负文牍处理之责。汪日章1936年3月9日的日记中就有“送陈主任公事十一件,钱主任十六件”。陈主任即陈布雷,时任侍从室二处处长;钱主任即钱大钧,时任一处处长。可见,当时的汪日章的确是最接近核心权力的要员。

画家谋划当市长

但是,好景不长,1938年6月,汪日章被调离侍从室,去了行政院。虽然担任的职务仍是秘书,但是,这个“秘书”与“侍从秘书”之间,有着天壤之别。远离了核心权力,汪日章

有了很大的失落感,开始考虑究竟是回归画坛,还是继续走仕途的问题。

1941年7月22日,汪日章曾去侍从室征求毛庆祥的意见:“是否去美术学校当校长?”毛庆祥认为“无甚意义”。

1942年2月5日,汪日章在日记中记下:“晚间,与罗敦伟谈彷徨歧路之苦状。渠云:‘年事尚轻,如再行数年,政界上无甚发展,再转艺途,一心专力,未为晚也。’”

听从了朋友的意见,汪日章继续行走在仕途中。同年7月17日,汪日章在日记中草拟了一封致蒋介石的短信,请求回侍从室工作,全文如下:

窃职奉派至行政院,倏已五载,平时小心自重,期有寸进。目下,院中人才济济,参事、秘书共有二十余人,复有参议办公者。公文承转无异关卡重重。

职默察现阶段之政事,危机隐伏,其应努力之处实多,固不必在此多占一席,无功受禄。拟仍钧座左右,以图涓垢之报。可否回侍从秘书之职?

敬祈

批示 祗遵 敬呈

委员长 蒋

此信大约是通过陈布雷转呈蒋介石的。汪日章8月10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三时曾访布雷先生……托其公事之事,答应转达。”但是,此后,汪日章始终没能回到侍从室,更没有被恢复侍从秘书的职务,一直碌碌无为地呆在行政院,也一直在苦思究竟是回归画坛还是继续走仕途?1945年1月8日,他在日记中写下:“自思仕途奉迎,非其所长,不如弃之,专攻美术。”此后,汪日章曾一度将热情投向绘画。

但是,抗战胜利的消息,又使其改变了原来的决定。随着胜利的来临,有关上海市长、南京市长,及各省省长的人选陆续公布。汪日章认为:“外出效力,此其时矣。”开始为自己外出当市长或厅长奔走。8月23日下午4时,汪日章赴军政部,受到部长陈诚的接见,两人“谈市政与史画事,甚为相投”。最后,汪日章表露了希望去贵州任官的愿望。陈诚的回答是:已有向蒋委员长推荐你担任一市市长的意愿。

此后,汪日章曾多次前往侍从室,询问陈诚的推荐信来了没有?9月4日,陈诚的推荐信送达侍从室,一位郑姓文员为汪日章抄来了推荐信全文:

卅四年八月廿九日成发 437 号,签呈:陈辞修

查行政院汪秘书日章,供职行政院倏已八年,值兹抗战胜利,愿效奔驰,拟请予以各省委厅长或市长任用,可否之处进呈核夺委员长蒋。

9月20日,侍从室一位好友给汪日章打来电话,告知:蒋委员长对陈诚的推荐信已作批示,共6个字“交行政院核议”,因委员长没有否定的语气,所以这位好友表示贺喜。

随后,汪日章去行政院见秘书长蒋梦麟,蒋梦麟的回答是:“行政院无权过问人事。”显然执掌人事大权的蒋介石把皮球踢给了没有人事权的行政院。此事就此告终。

不料,事情后来居然还有转机。当年12月25日,时任贵州省主席的杨森,其女儿杨郁文嫁给了侍从室的军官竺培风,而媒人正是汪日章。汪日章由此与贵州省主席杨森拉近了关系。

1946年3月12日,蒋梦麟告知汪日章:同意将蒋委员长的批示转交给杨森主席。3月19日,汪日章获得这样一条消息:当天,蒋介石召见了杨森,杨森表示同意汪去贵阳当市长。

3月30日,沈鸿烈在重庆举办宴请,汪日章也应邀与会。席间,有人向汪日章道贺,说“恭喜贵州市长”等语。

但此后,正式的任命却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值得一提的是:汪日章还曾积极与浙江省主席黄季宽联系,希望宁波或温州设市后,能谋得一个市长的职位。黄也曾慷慨答应,但最终都没有下文。

布雷日记吐真相

汪日章当不上市长,根本的原因应该是在蒋介石身上。蒋当时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同意汪去当市长,谁还敢反对?何况还有军政部长陈诚的推荐信。但是,蒋就是不拍板,而是把皮球踢给了行政院。

值得一提的是:在谋划市长职位期间,汪日章还曾给蒋介石送过大礼。1945年10月14日,画家吴茀之曾将一张吴昌硕的堂幅带给汪日章,托其卖5万元钱。10月19日,汪日章将这张石鼓文堂幅献给了蒋介石(第二天是蒋的生日)。那么,这5万元钱肯定是汪日章自掏腰包的。

蒋介石能接受这样的厚礼,也表明:汪日章虽已离开侍从室,但与蒋介石的亲友关系还是非同一般。那么,蒋介石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不支持汪出任市长的呢?

阅看东方出版社推出的《陈布雷回忆录》后,这一疑团终于可以解开了。

陈布雷在书中说了这样一件事:1936年夏天,蒋公仍赴牯岭避暑。同行有钱大钧、汪日章等人。陈布雷则因小病未及同时上山。“某日,有工兵学校请颁训词。钱(大钧)不以寄余,而交汪(日章)组长与张彝鼎二人同拟,既拟就呈阅。蒋公见其草率幼稚不可用,援笔批曰:“此等文字,尚不够中学生程度,何得率为转呈?”

10天后,陈布雷上牯岭,才获知此事。他说:“钱(大钧)以代余受过,意甚不怿……然汪(日章)组长毫无内愧之心,余付之一慨而已。”

可见,正是因为汪日章与蒋介石的距离太近了,使得蒋对他有了比较全面、深刻的了解。(包括文字水平、处事能力)一个文字“尚不够中学生程度”的人,蒋自然不会同意其去当市长。

此外,《陈布雷回忆录》还披露:当年把汪日章掘出侍从室的人,就是陈布雷。请看他的回忆:

侍从室第四组,余早有提请易人之意,盖最初设置之时,仅为官邸有人司收发及来文分配之责,故如毛如汪,均非谙习公牍熟习政务之人。近年以来,蒋公身任要职文书萃集。抗战以后,党政各方请示裁决之件尤多,若无适当人选,明悉系统,擅长处理,且能文词,则余必事事亲理,既不胜其烦又必至误事也。

当时,江西才子陈方(字芷町)表示愿意与陈布雷共事。陈布雷先将陈方调入军委会秘书厅,然后,“请于蒋公,以彼担任四组事”。蒋同意后,四组组长汪日章被挤出侍从室,调往行政院。陈方接任四组组长。

所以,后来汪日章致信蒋介石希望仍回侍从室工作、仍担任侍从秘书的愿望,当然不会再实现。

在仕途屡屡碰壁的汪日章最终决定回归画坛。他致书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提出自己想去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想法。又拜访政界要人张道藩,请他去教育部当说客。1947年9月16日,朱家骅召见汪日章,同意其担任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10月9日,汪日章坐钱塘号火车来杭州就职。

在仕途奔波了15年,汪日章最后算是顺利回归画坛。这使笔者想起了汪日章1942年4月11日的日记内容:“十二时,在陈主任布雷处吃饭,谈有人请我长国立艺专事。渠意可去。”可见,在陈布雷的眼中,汪日章能胜任美术专科学校的校长,但不适合担任政坛要职。陈布雷的观点自然会影响到蒋介石,加上蒋对汪也很了解,所以,汪日章在仕途上的进取屡屡碰壁,一旦回归画坛,就走得格外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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