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的两个关键词，“杭州旗营”与“社会主义”，乍看之下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而这里却将它们扯到了一块，乃是因为两者之间有交集。交集所在即是：在清末的杭州旗营举行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宣传社会主义政治学说的演讲。当然，这里所谓“第一次”，是就目前这方面研究所揭示的程度或笔者所知晓的水平而言，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或笔者认识的进步，或许会被证伪。

那么杭州旗营又如何与“社会主义”攀上了关系？得先说说清代杭州旗营。清初，为了有效控制原属明王朝的广大汉人生息的疆域，在河北、河南、山东、陕西、湖北、江南、浙江等省设置驻防，派遣八旗劲旅（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各驻防的军队构成情况有异）长期驻扎。杭州驻防于顺治四年（1647）正式设立，并于次年（1648）在杭州城西濒西湖一带建筑驻防营城，两年后（顺治七年，1650）建成。对于这座杭州的城中之城，清代杭州地方志书有“满州（洲）城”、“驻防城”等称呼，文人著述中简称为“满营”、“杭防”、“防营”等，西方人则称为“靼鞑城”。至于杭州百姓则另有叫法。因驻防营城中八旗官兵各按旗分居住，每旗所居街巷的口子上，本旗旗帜高高飘扬，所以杭城百姓就把猎猎彩旗飘扬之下的那块地方称为“旗下营”或“旗营”，再后来连“营”字也省掉了，直呼“旗下”。

杭州旗营从建立到辛亥革命后被摧毁，历时260多年，其间在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被太平天国李秀成所部攻毁，同治六年（1867）起复建，大致恢复旧观，而驻军规模则缩减到原来的一半左右（不到2000人）。自乾隆后期，八旗武力退化，至晚清基本上已无战斗力可言，再加上晚清财政空虚，驻防官兵的粮饷比前清时的打了折扣，且不能按时发放，又无其他经济来源，普通旗人过的是艰难困苦的生活，所以，晚清的杭州旗营差不多只是旗人破败的家。按说杭州驻防旗营是清王朝在浙江统治力量的代表，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守旧势力的代表。可是形势比人强，在晚清，杭州旗营既早已不是象征清王朝统治力量的高大威猛的驻防营城，却又成了一处新风习习的地方。这当然与其所处的地理人文环境有关。

江南地区本是国内文风最盛之区，鸦片战争之后，国门洞开，西学输入，中学革新，江南成为中国思想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杭州旗营因长久地浸润在江南地区文化大环境中，早已与地方风气连为一体，也渐渐成为一个新思想活跃的地方。如在政治思想方面，维新改良思想在杭州旗营就很有市场。戊戌政变后向慈禧太后上书要求归政光绪实行变法的金梁、大声疾呼拒俄御侮的三多、矢志办女学不惜以身相殉的惠兴，以及下文将要详说的旗营教育家贵林，都是晚清杭州旗营新思想的代表人物。

如果说受近代新思想浸染的杭州旗营为社会主义演讲活动提供了土壤，那么贵林则是这株社会主义演讲的奇花异草的培育者。贵林，正红旗满洲人，毕噜氏，字翰香，中年后自号中权居士。贵林从笔帖式（文书性质的低级武官）做起，光绪三十二年（1906）后升至协领，协领系一旗之长，是杭州旗营的上层军官。不过，贵林虽为武官，会骑马射箭，但他最大的兴趣在于文。在晚清杭州旗营，贵林是出了名的旗人知识分子，甚至被称为清朝孔子，即使在杭州士林中，贵林也是很有名声的。他与汉族士人陈黻宸、宋恕、汤寿潜、汪康年、黄庆澄、孙宝暄、蔡元培等都有或深或浅的交往，他向他们虚心请教，与他们辩论时势，赞同他们的维新变法主张，甚至还与他们讨论革命问题，彼此之间，全无满汉畛域。贵林还是个出了名的“喜任事”的人物。贵林做事，不办则已，要办就要干些样子出来。晚清杭州驻防的各项社会事业，如结社、办报、办学、救济等等都有贵林的主持或参与。旗营之外的一些事，贵林也积极参与，如在浙江汉族士绅参与的立宪运动、保路运动中都有贵林的身影；光绪三十四年（1908），贵林创办了抨击杭州社会问题、鼓吹君主立宪的《浙江日报》。贵林的所有“事功”中最突出的当数教育事业。在杭州旗营推行新政中，贵林创办了一所清文学堂，其办学

成果得到了清廷的褒扬；贞文女学的创始人惠兴殉学后，旗营公推贵林接办女学堂（贵林母亲是名义的校长，贵林被称为总理或主任），贵林也把惠兴女学办成了全国女学的翘楚，所以，当时多有人称贵林为教育家。

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宣传社会主义的演讲，就是在贵林的主持下在杭州旗营惠兴女学堂举行。

宣统三年（1911）五月初五（端午节，6月1日），一个名叫江亢虎的社会活动家，应惠兴女学总理贵林之邀，在“杭州女学联合会”于旗营惠兴女学礼堂召集的大会上做了一次讲演，讲演的题目是“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今天的人看到这个题目可能什么感觉都没有，但放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看，这可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是国内第一次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也是江亢虎这个号称中国最早提倡社会主义的活动家，回国后第一次公开揭橥“社会主义”旗帜的一个举动。这个江亢虎，何许人也？他可是民国鼎鼎大名的政治人物（后来跟随汪精卫当了汉奸，上世纪50年代死于南京监狱），头顶着“博士”的头衔，摇晃着一个胖乎乎的身子，是他的经典形象。[1]著名历史学家吴相湘《民国政治人物》中有江氏的传记。江亢虎（1883—1954），出身于江西弋阳的一个官宦人家，光绪二十八年（1902）留学日本，接触到社会主义学说。次年开始宣传无国家、无家庭、无宗教的“三无主义”，光绪三十年（1904）回国后任刑部主事、京师大学堂日文教习。宣统二年（1910）春，他获得一次游历世界各国的机会，以整整一年时间游历了日本、英、法、德、荷兰、比利时和沙俄等国，1911年春回国后在南京开始从事宣传社会主义的活动。但在南京，不但各方面的忌讳甚多，而且一

般人对他的主义也不感兴趣，使他不能够畅言社会主义。正在这时，他的朋友、杭州旗营惠兴女学堂总理贵林邀请他到杭州演讲。

贵林与江亢虎是如何交上朋友的呢？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间，贵林到北京公干，北京各女校主任（校长）联合在陶然亭开会欢迎，其中就有时为京师女学传习所（即女学堂）主任的江亢虎，大概就在此时，贵林与江亢虎交上了朋友。后来贵林在其主编的《惠兴女学报》上，刊登了江亢虎的两篇关于女学改良的来稿；贵林发起杭州女校联合展览会正是学江亢虎在北京的做法。可见贵林对江亢虎的女学教育理念颇为佩服，也可能因性情相投，两人关系发展得相当不错。所以贵林请江亢虎到杭州女学联合会来演讲，自然是顺理成章。殊不知江亢虎这时的关注重点已转向社会主义学说，故而贵林的这一邀请遂在杭州造成一个很大的事端，而江亢虎却因祸得福，初步成就了他的大名。

江氏这篇《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的演讲稿，只有1600余字，其主要内容，一是指出了社会主义的大目的在于“惟求人类共同幸福，而弥经济不平等之缺憾而已”。二是介绍了众多的社会主义流派及其实现的手段，如“有有政府及法律者，有无政府及法律者；有持共有财产者，有持均财产者，有持废财产者”等，其手段“有从教育下手者，有从实业下手者；有运动国会多数协赞者，有鼓吹劳动家同盟罢工者；有暴动者，有暗杀者”。三是分析了社会主义的发展状况，社会主义学说的流行正处在“实力之膨胀”“一日千里”的态势，“今日社会主义，在学界已成一极有根据之学科，在政界已成一极有势力之政党”。四是公布了江氏自己的社会主义主张。“教育平等”与“财产独立”是他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的“原始要终之不二法”，至于方法，“最初一步，要必自改革现在之家庭制度始”。五是阐述了社会主义与女子教育的关系。江氏认为中国的家庭制度导致“生计日蹙，道德日下，风俗日坏，罪罚日滋”的后果，特别是中国女子纯粹依赖家庭，视学问为多事，无职业之可操，与社会主义所主张的“教育平等”、“财产独立”正处于“绝对的反对之地位者”，所以必须改革现行的家庭制度，“先使女子与男子常识相当，而父女、夫妇、母子之间，各营职业，各图所存”，“由造就淑女、良妻、贤母者，变为造就世界的‘个人’”。[2]

这个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学说演讲所讲的“社会主义”，其实是无政府主义，在后起的社会主义者看来是极肤浅的或错误的一种社会改造理论，但事物之滥觞总是简单的粗糙的，何况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所以对江亢虎这场演讲的价值不能用正确、先进之类的维度或标准来评判，无论如何，他的演讲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有功的。江氏应邀在杭州演说，目的在于宣讲他所主张或理解的社会主义，至于说到社会主义与女学的关系，当然是为了满足或迎合主办方的要求，附带地加以引申。这是演讲者惯用的做法。

这场看似普通的学界演讲，最终却演变为一件很不普通的政治事件，演讲者江亢虎没有想到，主办者贵林也不会料到。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江氏到杭演说前20天左右，四月十五日出版的《惠学女学报》即已先期刊出江亢虎的演讲稿及另一篇论文，演讲预告也同期刊登。论文的题目现在尚不得而知，但可知其内容是关于“破坏家庭主义”的。杭垣的一些官绅读了之后，颇感震惊。说起来，这些官绅们可能实际上并不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只不过看到这个新鲜的名词，又见江亢虎讲什么“财产独立”、“教育平等”、“改革现在之家庭制度”、“贤妻良母是社会附属品”、“夫死不嫁违悖中道”、“恋爱自由以绝家庭之羁束”等等新鲜说法，认为他是一个非圣无法、坏法乱纪之徒，甚至还可能是“革命党”之类的货色，所以就将这个情况报告给浙江巡抚增韫，要求予以严办。增韫取来《惠兴女学报》，披阅之下，也感到非同小可，其言论会使“名教荡然”“人道渐灭”，其“祸不下于洪水猛兽”。于是指示主管教育的提学司派员查办，主要是查处以下情况：一是查清楚预备在演讲现场发放的演讲稿（据说有10万份之多）存放在何处，调取部分送到巡院，听候销毁；二是移文给巡警道，派员严密监视江亢虎，其若在惠兴女学堂如期开讲，则立即将其拘捕并驱逐出境；三是查明江亢虎是否职官，如若有职官身份，则立即咨请朝廷学部核办。[3]巡警道得到上峰指示，即派了一个名叫赵濬的头目带了军警前去惠兴女学查办此事。赵濬警告组织演讲的杭州女学联合会一班人说：“‘亢虎’两个字，就是‘革命党’的号，就像人们在起了个名之外，还要起一个表字一样，所以大家对这个人要留意。再说江亢虎这个人的面貌，依麻衣相法上来看，活脱脱就是一个革命党，大家更要小心。”

看这阵势，江亢虎的演讲似乎要泡汤了。其实不然。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仍然如期举行了。演讲现场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估计受到了军警的干涉，但由于演讲地点是在旗营的惠学女学堂内，以驻防旗营的特殊地位，地方当局的干涉不可能太激烈，所以演讲尚能进行下去，只是演讲结束之后，为演讲会印制的江氏的演讲稿《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和《忠

告女同胞文》被尽数搜去销毁；虽然有杭州旗营协领、惠兴女学总理贵林的保护，军警不太可能过分为难江亢虎，但江亢虎本人确也被“驱逐出境”，离开浙江。

事情还没有完。江氏离开浙江回江苏后，大概又在杭州官绅的鼓动呼吁之下，浙江巡抚增韫电奏清廷，以江亢虎“非圣无法，祸甚于洪水猛兽”，请求朝廷对江亢虎“革职逮捕”。江氏周游列国前是刑部主事，所以才有“革职”之说，而江氏既决心提倡社会主义，革不革职，已不是他关心的事情；至于“逮捕”，既已离开浙江，做起来也就不容易了，何况时任两江总督张人骏还是江家的世交，在张总督的保护之下，朝廷不可能将江氏投入牢狱。

江亢虎是幸运的，不但未伤到一根毫毛，而且因为这次在杭州演讲的挫折，使他名声大振，更加坚定地走上了社会主义活动的道路。一个多月后，他在上海组建社会主义研究会（即后来的中国社会党），参加成立大会的有400余人。由于浙江巡抚将他视为“洪水猛兽”，这四个字俨然成了他的金字招牌，许多人都想瞧瞧这是怎样一个“洪水猛兽”。江氏对之也颇为自得，竟将“洪水”作为自己的号，自称“江洪水”，民国二年（1913）又将自己首部有关社会主义的论文集取名为《洪水集》，其《自叙》云：

三年前（笔者按，准确地说应是“两年前”）余始演说社会主义于杭州，满中丞增韫君以“祸甚于洪水猛兽”电奏清廷。余昕然曰：江洪水也，虎猛兽也，不亦宜乎？因自号“洪水”，且以名是集，意者社会主义之在中国今日也，一如洪水之滔天而来，浩浩乎怀山襄陵，沛然其莫之能御也！[4]

江亢虎说得太对了，他所鼓吹的社会主义学说及其运动真的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运动的主流，只不过后来中国共产党所信仰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江记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上引《自叙》文中，江亢虎称清代浙江末任巡抚增韫为“满中丞增韫君”，既尊称“中丞”，又客气地称“君”。而在杭州遇难的当时，江亢虎对增韫的态度可说是咬牙切齿的。1911年8月，江亢虎在被驱逐出浙江3个月后，在他所办的宣传研究社会主义的刊物《社会星》第三期上，刊登了一篇《时评二十则》，其中有6则是揶揄、谴责乃至咒骂增韫的，增韫之行为被贬为“可恶”“粉墨登场之小人”。文如下：

江亢虎说社会主义要从女子做起，女子没有吓煞，倒吓煞了增子固。可见到增子固胆子没有女子大！

增子固驱逐江亢虎出境，不知江亢虎所主张之社会主义能驱逐出境否？

增子固又要拘拿江亢虎，不知他能拘拿社会主义否？

社会主义为真正社会之要素，今日社会虽不能行，将来社会终必能行。增抚何人，竟敢目为乖谬诞妄，可恶！

江亢虎为人吾不知，但观其能，以社会主义传播中国，其志向固超乎庸众。增抚何人，乃饬警入校，拘拿、摧残英才，至于此极，可恶！

江亢虎确是顶天立地的男子，增子固不免为粉墨登场之小人！[5]

文中虽有“江亢虎为人吾不知”字样，但推测起来，这些时评的作者应该是江氏本人，时评所表达的正是江氏对自己在杭州演讲社会主义却被增韫驱逐出境之遭遇的愤慨和抗议。

顺便说一说为江亢虎所深恶痛绝的增韫是何许人。增韫（1860—1921）字子固，隶蒙古镶黄旗，奉天（今沈阳）人。历任安东（今丹东）县知事、新民府知府、福建按察使、直隶布政使，光绪三十四年（1908）任浙江巡抚。增氏向以能吏著称，且为官清廉公正。任新民府知府时，抚辑商民，清查土匪（如招抚张作霖），整顿吏治，维系人心，种种措置，妥筹因应。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二月向朝廷密保增韫，说他“才识宏通，为奉省人才之冠，洵堪大用”，建议“破格擢用”。[6]在浙江任巡抚时，裁绿营，革陋规，废办差，禁止官场无谓应酬，风气为之丕变；开明施政，倡行新政，创办新军，延请名高望重士绅每周在抚台衙门集会一次，重要公事皆经会商之后始作决定；体恤百姓，凡百姓申冤告状，必亲自审讯，百姓称之为“白包公”。辛亥杭州光复时，抚台被焚，增抚及其母等被执，应革命军要求，致信杭州旗营署理将军德济劝降，终因其为政时未有恶行而主动赠银释归。[7]连革命军对增韫都不乏好感，可见增韫官声之佳。由此看上引江亢虎对增韫的谴责，主要是个人的意气用事。这不？1913年9月江亢虎出版《洪水集》时，已是民国天下，江氏与增氏的“过节”似已时过境迁，故其《自叙》尊称其为“满中丞增韫君”了。说不定其时江亢虎心底里还要感谢增韫呢，因为增氏的驱逐才使得江氏的声名如此卓著。再说惠学女学堂总理贵林。他为这次开先河的演讲担当了莫大的责任和风险。巡抚增韫的批示指责贵林“误延邪妄之徒到校演讲”，并在报上刊登演讲稿。贵林获悉后，即呈文辩解，而增韫认为他的辩解“语涉依违，大属不合”，要求提学司对贵林及惠学女学堂予以严行申饬，并传谕全省学界，引以为戒。增韫还强调指出，以后浙省女学界若被邪说灌输毒害，贵林要承担重咎。[8]这个警告可谓严厉，幸好贵林是旗营协领，虽然压力不小，但尚能化解，还是将这一桩演讲的事给办了。

追随新风的杭州旗营“一不小心”竟为中国社会主义启蒙立下了大功。这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的。五个月后，这场社会主义演讲的始作俑者贵林在杭州光复数日后被浙江革命军捏造罪名枪杀。对此，他的朋友江亢虎深表不满，1913年9月，在编定《洪水集》时，在《社会主义家某君致革命军书》（编集时题目改为《致武昌革命军书论兴汉灭满事》）的附言中说明撰写此文的背景，特别提到了贵林。文说，写毕付邮时，“排满风潮最为激烈，创夷满目，不忍见闻，亡友贵中权君及其长子量海君即死于此时”，江氏以为这种“人心狂热，舆论沸扬”的排满风潮是一种“暴民专制”，而他的朋友贵林及其长子即死于此。[9]贵林能够得到一位“社会主义家”的怀念，也差可安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