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首诗的作者是明代民族英雄于谦。今年是于谦诞辰620周年。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是我国明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著名的民族英雄。他先祖原籍是河南考城，本人则出生杭州，蒙难后也归葬杭州，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他自小聪颖敏慧、才学过人,且为人耿直、志向不凡。成年后在三十余年为官生涯中,忠贞为国,勤政爱民,政绩卓著。曾亲自指挥数十万军民进行了名扬青史的北京保卫战,挽狂澜于既倒，在中国历史上抒写了壮烈辉煌的一页。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于谦一生刚正不阿,光明磊落,为官清廉,“清风两袖朝天去”、“要留青白在人间”是他官品、人品的写照。

　　天才少年

    于谦一生下来就与别的婴儿不同，哭声特别响亮，到满月时，已是容貌秀伟。邻里一些老人见了之后，忍不住赞叹：“这小孩相貌如此出众，将来必成大器，可惜我们已年老力衰，不能看到他将来的显达了。”于谦七岁时，有就有人预言他将是“救时宰相”。于谦在外塾读书时，勤奋好学，于四书五经无所不知，时有奇语出口，被人称之为“神童”。十五岁时，于谦通过岁考，被录取为钱塘县儒学生员（秀才）；二十岁时，于谦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钱塘县廪生。

为官清廉

    于谦为人十分正直,他最怕交际应酬,官吏迎送。他曾写诗说:“秋雨黄河水,春风宛子城,巡行知几度,候吏厌逢迎。”（《于肃愍公集》“自叹诗”）对于于谦身居要职而仍清廉朴素、不馈权要、不结党营私的品格,明朝正直的官员都十分欣赏与尊重。从宣德到正统初年,内阁辅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元老大臣，对于謙相当敬重,所以于谦在山西、河南行政上的许多建议,大多被朝延采纳。正统初年,明英宗朱祁镇宠信太监王振,但因太皇太后张氏(祁镇祖母)和和“三杨”的参与朝政,王振还不能专擅。到正统七年(1442),太皇太后死,王振于是肆无忌惮。他招权纳贿,作威作福。正统帝朱祁镇虽然年岁日益长大,但仍倚赖王振如父师,对朝政置之不问。他称王振为先生而不叫名字。王振自比周公辅成王,百官大臣,争相献金求媚,见风使舵,拜倒在王振门下。王振也对依附自己的官员大加超擢,而对正直的朝官,则横加打击。由于王振的地位日益优越,故朝臣中见利忘义之徒更加巴结王振。每逢朝会期间,进见王王振者必须献纳白银百两,若能献白银千两,始得款待酒食,醉饱而归。但于谦每次进京奏事总是不带任何送人的礼品。有人对于谦说:“你虽然不献金宝,不求权贵,但也应该带一些地方著名土特产如线香、蘑菇、手帕等物,便中送点人情。”于谦笑着举起两袖说:“我带有两袖清风!”并以此为题作诗道:“绢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于忠肃拾遗》“入京诗”）
    于谦居官清廉,他在山西、河南巡抚任上不携家眷,他曾写有这样的诗句:“民安足遂中心愿,年壮何妨到处家。”他把父母留在故乡杭州,特派长子于冕奉侍,以慰双亲;妻董氏则寄居京师。正统十年(1445),董氏病死。于谦十分悲痛,以后竟不再娶,也不纳妾,一心在外奔忙公事。在封建社会,像于谦这样的大官,妻子死后不再置妻妾的,实在是微乎其微。

　　保卫北京

    宣德以来，明朝边防力量日益衰弱，尤其到了正统时期，由于王振擅权，明朝政治愈加昏暗，国防力量更是一落千丈。彼时，瓦剌（蒙古族部落之一）的势力不断发展，在统一了西北部、北部蒙古后，瓦剌也先的势力日渐扩张，他们开始步步向明朝属地和边疆侵逼。正统十四年农历八月十五日，土木一战中，大明天子、英宗正统皇帝朱祁镇被俘，成为瓦剌也先的阶下囚，这就是历史上的“土木之变”。

    时势造英雄,“土木之变”,国君被俘,明王朝眼看着就要重蹈南宋亡国的覆撤,一向以“社稷安危为己任”的于谦,当仁不让,毅然地负起力撑危局的重任,发誓挽狂澜于既倒,救国家于危亡中。从八月十八日受命,到十月初瓦剌军队大举进犯的一个多月时间内,于謙和主战派官员一起,雷厉风行地刷新内政,整顿军队,识拔文武官员,加强关隘防守,把官员军民中惊慌混乱的局面改变成同仇敌忾、共赴危难的激昂形势,终于在北京城下击败瓦剌军队,使得明王朝转危为安,成为名副其实的“救时宰相”。

诬告被杀

    北京保卫战胜利后,正当于谦呕心沥血、通宵达旦地操持于加强边疆防务、改革京营军制的时候,明英宗朱祁镇要回京了。从此以后,宫廷内部展开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并以英宗复辟而告终。

    明英宗复辟的当日，于谦被徐有贞、石亨等人污蔑结党营私、图谋不轨而含冤入狱，与此同时，十三道监察御史也上奏弹劾，朝廷上下无一人为其喊冤叫屈。两天以后，英宗下旨斩杀于谦、王文等人。景泰八年正月二十二日（1457年2月16日），亦即天顺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就是“夺门之变”后的第五天，一代热血英雄于谦惨遭杀害。

    在杀于谦之前,按例抄家,发现于谦“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耳”。只有一间正室封锁得很严实,查抄者以为里面一定藏有金银财物,等到打开一看,珍藏的却是祁钰赏赐给他的玺书、袍铠、弓剑、冠带等物。于谦把这些物品供奉在正室里面,经常打开看看,时刻牢记皇上对自己的信任,以激励精忠报国的信念。

    于谦之死，究其原因，自古史家一般认为由于于谦倡言的“社稷为重君为轻”所致。于谦以此救了祁镇,保住了明王朝,但亦以此害了自己。除此以外,也有其他两个因素所致。一是石亨、徐有贞的落井下石,推波助测。据《明史纪事本末》《明史▪于谦传》、《明明通鉴》等史料记载,于谦被下狱后,是否杀于谦,祁镇起初很犹像,以为“于该实有功于社稷”。徐有贞秘密进言道:“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祁镇这才下定决心,对于谦下毒手。二是于谦本人的强硬态度。于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坦荡,但处事却过分认真,即使勋臣宿将,稍有小错,辄必责难;性格又很刚烈,遇到不如意的事,只是无可奈何地扪胸长叹:“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到廷审时,徐有贞当众喝令法司把于谦等痛加拷掠。王文不堪愤,激辩不止。于谦却摆出一副听天由命的态度,不仅不为自己抗言申辩,反而笑着劝导王文:“享等意耳,辩何益?”结果被判处谋逆罪,死刑。如果当时于谦据理力争,在祁镇犹豫不决时,形势或许将会逆转。但于谦不这样做,使祁镇终于下了“杀”的决心。

归葬杭州

    于谦在北京遇害而墓在杭州,是谁在哪一年将于谦的遗骸扶归故乡杭州的呢?

根据(明明史》记载,于谦死后,“都督同知陈逵感谦忠义,收遗骸殡之,逾年,归葬杭州”。于谦遇害后由陈逵秘密收其遗骸,葬于北京城西,并请人看守,但未提及于谦遗骸是在哪一年由谁扶归杭州的。项笃寿《于谦传》只是提到“谦死,都督陈逵密赂守者,收謙尸瘗之”。梁允植《于谦传》更为简要:“都督同知陈逵独收公尸葬之。”两者都未提及归葬杭州之事。
    前人对谁将于谦遗骸扶归杭州的问题有三种说法:一说是于谦嫡子于冕,一说是于谦女婿朱骥,一说是于谦养子于康。薛应祺《于肃愍公传》说:“都督陈逵收公遗骸,逾年,冕诣逵,扶归葬于西湖之南。”清代的《钦定西湖志纂》、翟灏《湖山便览》、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姚靖《西湖志》等都认为是于谦嫡子于冕奉葬于谦灵柩于杭州三台山。但万历《钱塘县志》载于谦“死时天日阴霾,四海冤之,都督陈逵密赂守者,收遗骸付养子康瘗焉”。陈善《于廷益传》也载于谦“死时天日骤变,阴霾蔽空，四海冤之,遗骸莫收,都督逵密赂守者,收付养子康瘗焉”。
   事实上,前两种说法是毫无依据的牵强之说。因为于谦之子于冕的《先肃愍公行状》已明确记载:“公之遗骸,都督密赂守者,收殡城西浅土,且嘱居民守之,又逾年,冕遣义兄谒逵,逵复备棺衾,康扶归葬祖茔。”又,弘治七年,于冕给于谦墓立神道碑时,尝属倪岳(天顺八年进土土,弘治初为左待郎,弘治六年为尚书)为之写神道碑文,倪岳的碑文也说:“公之遗骸都督陈逵怜悯公无辜,赂守者瘗,逾年,遭义兄诣,乃具棺衾,俾康扶归杭葬祖茔,即今建祠地也。”倪岳当时在京,于冕抵书京城嘱他写碑文,这些细节很可能是于冕告诉他的。无论如何,于冕是这件事的当事人,他的说法应该是最可靠的。只是于冕及倪岳都未提起于谦归葬的时间。
    于冕作为于谦唯一的嫡子,为什么不亲自将父亲遗骸扶归杭州,而要委托于康来办理呢?这就关系到于谦归葬杭州的时间。于继先《于忠肃公年谱》记载,于谦被诬下狱时,家人皆坐戍龙门,“公子冕、养子康、婿朱骥俱谪戍边卫”。于冕的《先肃愍公行状》说:“宪宗皇帝即位,改元成化,诏释冕之戍边者。”即于冕于1465年获赦。假设于谦归葬杭州是在1465年以后,那么就应该是由于冕来办理此事,而不可能是于康,所以于谦归葬杭州必定是在成化元年(1465)之前。
    于谦养子于康和于冕一起远戍边卫,他怎么会有机会扶于谦遗骸归葬杭州呢?这只有一种可能,即于康的获赦早于于冕亦即早于1465年,而于康获赦后就设法将于谦的遗骸运回了杭州,并安葬在于氏祖茔,这一推测在倪谦的《赠于水享南还序》中得到证实。倪谦,明正统四年(1439)进士,官终南京礼部尚书,是上文所提于谦墓神道碑文的作者倪岳之父。倪谦在天顺三年(1459)因“主考顺天乡试,斥黜权宪之子”而获罪遭谪,与于冕“卜邻几四载”。《赠于水享南还序》说:“于君永亨,乃前兵部尚书于公之子也,尝与其弟故府军户候景瞻(于冕字)同谪戍塞垣,永亨遇宥南迁,而景瞻独留马营。永亨不胜白昼看云之思,两度居庸来视之。天顺己卯,收其先人遗骸归葬西湖之堧。还记载于永亨办完归葬事后,又北上探望于冕,倪谦深为感动，便问其原因,于永亨说:“余自幼赖先人教育,以底成立,抚爱不翅所生,况先人无他嗣,惟余与景瞻耳矣。荷恩庥获葬先人,少伸罔极之报,至念吾弟独谪于斯,忍一日而记忆于心耶?是以亟来亟往。”从《赠于永亨南还序》及前文所引的相关资料来分析,于永亨就是于谦的养子于康,永亨可能是于康的字。
    所以,虽然于谦的嫡子于冕远戍边卫长达八年(1457——1465年),这八年中没有机会将父亲遗骸扶葬归杭,而于谦的养子于康则在远谪不久便获赦,于是在天顺己卯年(1459年)亦即于谦遇害后两年设法找到陈逵,由陈逵备足棺衾,于康将于谦灵柩扶归杭州,安葬于西湖南面三台山麓,一代英烈于谦终于能长眠在故乡的土地上。

垂范后昆

    于谦为官清廉，忧国忘身。“土木之变”后又有再造社稷之功。虽惨遭杀害却为人们所怀念。“京都老米贵,那里得饭广(都督范广);鹭鸶水上走,何处觅鱼嗛(于谦)。”因此,成化帝即位的当年（1465）,便昭雪了于谦冤案,恢复于谦生前原有官爵,并将故宅改为“忠节祠”。至明亡时,抗清民族英雄张苍水过杭州,吟道:“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在各朝各代的皇帝中,清乾隆帝比较推崇于谦。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下江南巡游杭州时褒扬于谦,并御书“丹心抗节”额。

清末,于谦祠曾遭毁损。民国初,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但于谦墓仍然得到保存。根据民国《西湖新志》记载,明兵部尚书谥忠肃于谦墓,在三台山麓,乔木千寻,丰碑百尺。 那时,于谦祠的香火很旺,杭州乃至全省各地的书生多来这里托梦,祈祷金榜题名,据说还灵验得很。忠烈成为神佑,也是中国人一般的思路。但这种习俗不知开始于何时,现在已很难弄清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历史上的先贤,在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的年代里,重新修葺于謙祠墓,并把它列入浙江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遗憾的是,从五十年代开始,政治运动一场连接一场。于谦也未能幸免。到了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于谦祠、墓更遭厄运。十月惊雷,“四害”被除,党和政府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于谦素被誉为“西湖三杰”之一,且是唯一的杭州人。他一生为官清廉,为国忠贞,为政勤勉,为民请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也是杭州人民的骄做。

    1982年5月,于谦墓重新整修完毕,墓地四周设计严谨而壮观。1994年,位于杭州市上城区清河坊祠堂巷42号的于谦故居修复开放。而位于三台山的于谦祠也从1991年开始维修,先后修缮了前殿、后殿、南北厢房及围墙，逐步恢复旧事面貌。1998年起，为纪念于谦诞辰600周年，制作了塑像、陈列了生平，墓道周围栽种桧柏、银杏等植物，配置了石兽、牌坊等，于谦祠墓正式对外开放。2003年，于谦祠墓得到大规模的扩展，成为一处融厚重的人文积淀与清净的山水景观为一体的新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