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园先生，名显邦，乳名光显，字文渊，号文园。中年以后，以字行，人称文园先生。浙江省缙云县人。生于公元1879年11月。8岁入村塾，17岁就读缙云县著名的独峰书院。先生在此接触到自然科学知识，很感兴趣。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先生这时年方17，萌发了“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思想，以“安邦定国”为己任，遂改名显邦。

1898年，先生17岁，参加童子试，以优异成绩中秀才，担任塾师3年。1902年，以第一名考进处州府学读书。

1903年8月，与同乡陈凤修同时考入位于杭州西湖金沙港的蚕学馆。蚕学馆创办于公元1897年，即今日浙江丝绸工学院前身，是中国最早的蚕桑学校。1905年7月，先生以优秀的成绩毕业。经馆正沈霭如老师举荐，先生任蚕学馆“考种员”。同年12月，又以品学兼优被蚕学馆选派留日。

1906年春，进入日本成城中学预科学习。1908年4月，先生30岁，考取日本东京蚕业讲习所制丝科。在此期间，先生结识了孙中山、黄兴等人，加入中国同盟会。先生学习成绩优异，技术高超。应清政府京试，先生得“农科举人”功名。1910年7月，先生毕业归国。同年冬，蚕桑学堂（原蚕学馆）监督沈霭如老师电催回母校任教习。1911年4月，应清政府殿试，名列二甲，赐进士出身，叙七品京官，签发学部候用。先生致力振兴蚕桑事业，6月即返蚕桑学堂。

沈钧儒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胜利。同年11月，浙江光复。1912年3月21日，时先生已34岁，由沈霭如老师和陈紫卿老师举荐，被浙江省教育长沈钧儒委任为浙江中等蚕桑学校校长（蚕桑学堂改名）。先生接任以后，拟订振兴学校规划，建立新的规章制度，聘请留日同学倪绍雯为教务主任，刘启周为专业教师，充实丝科设备，添置脚踏缫丝车。为了迅速推广养蚕新法，学校还增设一年制别科，短期培养技术人才。1913年冬天，学校奉命改称浙江省立甲种蚕桑学校。同年，先生派蚕学馆毕业生去吴兴、海宁、崇德、德清、嵊县创立模范丝厂5所，起示范作用。在其影响下，南浔、菱湖、长安、新昌等县相继仿效，开展土丝改良工作。1914年，先生在西湖诂经精舍开办女子缫丝传习所，聘请本校留日学生曾毅为教师，推广新法缫丝。先生任职3年，成绩斐然，声名大振。1915年，先生被委任为浙江省缫丝传习所所长，兼充巴拿马赛会评议员。后又被公推为浙江省教育会评议员。

浙江蚕学馆

1914年，蚕桑学校展品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质奖；1920年，获全省展览会甲等奖。先生为了发展蚕桑事业，曾拟订发展计划，多次呈报上级，要求拨款添人，都未得结果。先生决心自力更生，于1923年春自筹款项，在发展中心点设立指导所两处。三四月间蚕种被病毒污染，损失颇重。经教师刘启周、宋志刚和学生陈师灏、苏州蚕校教师郑辟疆的支援，和日籍教师的配合，用纯系分离和杂交分离固定技术，培养成10余个新品种。其中“洽桂”、“诸桂”、“翰桂”、“新桂”4种新品种，曾广泛推广，受到蚕农极大欢迎。

1925年2月，代理省长夏超邀先生商讨发展浙江蚕桑事业事宜，负责制订《浙江蚕业改进办法大纲》。大纲对经费、人事和机构都作了规划。这一年，学校在艮山门、湖墅、塔儿头、上泗和长安等地设立养蚕改良场5所，派学生在那里做消毒、催青、养蚕示范；在海宁、诸暨设土丝传习所。1926年，学校设推广部，由朱新予任主任，在杭嘉湖、宁绍地区重点养蚕县开办蚕业改良场共18处，派毕业生和三年级学生代蚕户消毒、催青、饲养。学校建造贮藏蚕种5万张的冷藏库1幢，三层楼蚕室5幢，二层楼缫丝工场1座，并向上海订制缫丝机。同年，学校奉命改名浙江省蚕桑科职业学校。先生主长浙江省立蚕桑学校的这一段时期，是蚕校的鼎盛时期。

 蚕学馆馆舍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9月，夏超兵败被杀。浙江蚕桑事业受到极大影响。1927年3月，先生辞职。

1928年春，应海盐县长赵守礼之邀，出任海盐县建设科科长。任职期间，先生为海盐县筹建了蚕桑示范苗圃和蚕业改良场各一所，并在海滩开辟大片桑园。8月，辞职回杭，接任杭州女子蚕业讲习所教务。为了清偿欠债，于1929年秋创办普利蚕种场，辞去杭州女子蚕桑讲习所教务之职。1930年12月，先生辞去普利蚕种场经理，于1931年春办第二普利蚕种场于清泰门外华大塘边。1932年春，营建蚕室14间，就在此处种桑、养蚕、制种、推广良种，并移家来此居住。不到两年，由于去萧山向正华茧行销售蚕种不幸被骗4500余元，普利蚕种场由此破产。1933年2月，先生到山东烟台蚕校任教务主任一年。后又去芜湖蚕校任蚕科主任。1934年返杭州。同年3月，同事和学生筹集资金850元，协助先生整理蚕种场旧业。至1937年10月，先生经营得法，培养了大批良种，得到了顺利的推广。

1937年7月，日军全面侵华，先生携眷回缙云何阳村故里。1940年下半年，先生被聘为仙都中学教师。

蚕学馆大门

1943年2月，先生被委任为缙云简易师范学校校长。在职期间，先生特别重视师生的身体健康，保证大家吃饱、吃好。除每月发给教师150斤大米作工资外，还发15斤“敬师豆”。当年缙云简易师范所在地普化寺，毗邻老革命根据地。先生了解校内有不少进步师生，都加以保护。那几年中，学校里没有一个进步师生被迫害。先生常常对学生说：“国家的强盛，要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而国民素质的提高，要依靠高素质的教师来完成，高素质的教师，要依靠各级师范学校来培养。”

1945年抗战胜利，次年先生辞去简易师范职务。同年5月11日，经学生朱新予安排到中国蚕丝公司浙江收茧管理处担任总督导工作，后又兼任浙江蚕种业务协会冷藏库主任，直到1949年10月。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时先生71岁，仍然壮心不已，与学生合作，恢复普利蚕种场。先生亲自参加种桑、养蚕、制种、推广良种，日以继夜，不遗余力。由于过度劳累，于1955年7月16日不幸病逝，终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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