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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防重地——杭州旗下营(一)
来源:《杭州文史小丛书》(第一辑)  作者:陈江明  日期:2018-07-16

(一)

 

清军占领杭州,明军并未与之有过大规模的激烈交战。但城中百姓仍然免不了悲惨的命运,有记载说,在“薙发令”下,当时“杭人赴横河桥死者,日数百人,河流为之壅”。

 

杭州虽失,明军实力尚存,兵部尚书张国维、总兵方国安屯兵钱塘江东岸,虎视杭州,力图恢复。 顺治二年(1645)七月间,方国安等率部攻袭富阳, 收复余杭县城,进逼杭城。方国安侄子方元科求战心切,引兵直指六和塔一带,被清将珠玛喇、武拉禅所部骑兵击败。清军再遣铁骑八百间道清风亭,从横山冲出,方国安部猝不及防,全军败退,逃往钱塘江对 岸。此后,两军以江为战线,互有攻防。清军擅长陆战,不习水战,钱塘江一线天堑,清军一时间攻不过去。当时清军长时间驻扎在钱塘江岸边,归降的明军士兵素知钱江潮的厉害,认为清军兵营肯定会被按时而至的潮水淹没,可是奇怪,潮水竟连日不至,大家以为是天神在帮助清军。

 

确是天助清军。顺治三年(1646)五月间,天时大旱,钱塘江水位低落。有一天,清军兵士看到有挑盐担过江来的小贩,便逮住询问,得知钱塘江水位很低,竟可以涉江而过。清军大喜过望。博洛贝勒令图赖及前锋统领努山率军从七条沙(在古西陵渡口附 近,今滨江区西兴)上游夜渡钱塘江,突袭明军,明军弃船而逃,次日江上明军水师也一击而溃。清军大队人马由是全部过江。这一战,对浙江抗清形势极有关键。明军残部从此无险可据,一退再退。而对于清军来说,杭州从此转危为安,使清军得以从容经营杭州,使之成为进攻浙东、福建等南方地区的后方大本营。杭州八旗驻防即因此而设立。顺治四年(1647)清廷命副都统董阿赖率师驻防杭州,是为八旗驻防杭州之始。

 

杭州驻防是顺治初年清廷最先在汉人地区设置的三个八旗驻防之一,其他两个设在西安和江宁(今南京)。所谓“驻防”,顾名思义,是驻而防之。防什么?就是防止内乱,监督汉族地方官吏和汉人军队绿营兵;清代官方文献说“我朝定鼎以来,虑胜国顽民,或多反侧,乃于各省设驻防兵,意至深远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后来杭州驻防的最高长官杭州将军还有一个称呼叫“镇浙将军”,这一“镇”字就真实地反映了清廷在杭州派驻八旗兵马的用意。

 

那么,清廷为什么选择在杭州驻防八旗劲旅,为什么要“镇”浙江一下?主要基于以下三个考虑:一是从军事上看,当时,浙闽一带,明军势力尚有相当力量,各地民军此起彼伏,如张煌言、郑成功等抗清势力颇令满清统治者头疼,杭州作为东南战略要地和遣粮糈的重心,必须派驻重兵,以资弹压和保卫。 二是杭州地处“天下财赋之薮”的江南,又处漕运通 道京杭大运河南端,从经济上考虑也很有必要设兵驻防。三是杭州为南宋故都,风光绮丽,人员辐辏,社会繁华,人文鼎盛,不可不重点设防,以制服人心。 清军占领杭州之初,在杭州城东望江门、清泰门、候潮门一带安营驻扎,而所谓兵营,不过是圈占民屋寺观。杭城多少百姓因此流离失所,困苦万端, 而面对虎狼之师,不必说敢怒不敢言,甚至于怒也不敢怒,只能忍受宰割。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顺治五年(1648)。这年,清统治者考虑到兵民杂处,不免因冲突而造成事端,而且八旗士兵也容易为汉族文化所侵染,故为求长久之计,有必要另择一地建设驻防兵营。任务交到了当时浙江省最高长官总督张存仁、巡抚萧启元手上。

 

杭州城自元末张士诚改作城垣以来,在明朝近300年间,格局未变。城西濒西湖一隅最为繁盛,其次在吴山之麓,再其次则为城东望江门、清泰门一带, 只有城北梅家桥、水星阁一带,原是湖荡,后退化为场圃园林,比较空旷。张存仁、萧启元等到处踏勘比较,认为在城北一隅建驻防军营较为合适。其他不说,至少对城内百姓的影响可降到最低。但二人为汉人官员,能居此高位,已属不易,所以处处小心,唯恐不慎获咎,何况驻防营建设这样的大事。他们不敢决断,便含糊其辞,将皮球踢给了中央。顺治皇帝谕 令礼部、工部二部会议。京里的官僚们并不熟悉杭州的情况,一番合计,便选定城西濒西湖一带,作为八旗杭州驻防的营地。

 

为什么如此选择?驻防将领的意见肯定起了决定性作用。旗营之地,原是明时杭城富人聚居之区, 有记载说正是因为这一点,才被圈为旗营城,以示征服。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是决定筑营城西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应该是此地的地理位置。在这个地方安营扎寨,用今天房地产开发商的话来说,绝对是一线湖景小区,全是景观房。出门跬步即花柳繁华之地西湖,站在城墙上,白、苏二堤,保俶、雷峰二塔,一汪湖水,远处高低错落有致的群山,无限风光,尽收眼底;至若春花秋月,夏荷冬雪,潋滟水光,空濛山色,四时景物,在在不同。八旗劲旅久惯沙场,戎马倥偬,如今得有如此绝佳的驻防之地、颐养之所,岂不喜出望外?只是这西湖是苏小小、袁子才们的故乡,宋高宗赵构与佞臣秦桧们乐不思蜀的行在,白乐天、苏东坡们吟赏买醉的地方,饶你八旗劲旅有多少英雄豪气,亦将软化销磨殆尽。后来太平军杀到,全军覆没;辛亥义军炮声一响,旗营殊无招架之力,又岂是始作俑者所能臆想?

 

然而,尽管如此,八旗劲旅驻防杭州,在清代前 期的确起到了制服、震慑东南的重要作用。顺治、康 熙之间,东南地区以张煌言(苍水)及郑成功等为代表的抗清势力非常活跃,严重影响了地区局势稳定, 杭州八旗驻防四出,或亲自征战,或监督绿营,终将抗清义军剿灭。康熙三年(1664)七月,张煌言在舟山一海岛上被清军捕获,在宁波关了一个多月,于八月解往杭州,关在旗营监狱,屡劝不降,九月七日被押至公衙门审讯,宁死不屈,被杀害于旗营平海门门口的弼教坊(今平海路、岳王路口附近)。说起这个弼教坊,可是个血光凶灾之地,此前一年,庄氏《明史》案的一大批人犯即从旗营监狱提出押至此地开刀。选择旗营门口的这个地方作为镇压汉人反抗的刑场,无非告诉汉人:有我八旗劲旅在此镇守,尔等好生作顺民罢,否则弼教坊将是你们的归宿。

 

八旗劲旅驻防杭州重地,军事行动自然是其最主要的功能。但在清代前期,杭州驻防官兵有那么几次,也像今日的军队一样,被派往执行与军事浑不搭界的民事任务。康熙四十五年(1706),根据皇帝旨意,从江宁、镇江、杭州驻防选派一些官兵,由副都统或协领带领,前往苏北里下河河工工地协助。雍正十一年(1733)八月,经杭州湾北岸海塘工程管事大臣要求,皇帝命令杭州将军阿里衮、副都统隆升选派驻防官兵前往海塘工地监修工程。乾隆四十一年(1776),杭州驻防官兵又被地方抓了一次差。这一年仁和县庆春门外钱塘江沿岸各堡一线发生重大蝗灾,将军宗室富椿派出驻防官兵协助仁和县当局捕灭蝗灾。

 

(二)

 

八旗驻防建置基本上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专筑驻防营城,与原城中民居街巷完全分隔,太原、江宁、荆州驻防营等即是;一种是圈定一块区域,用栅栏、坐堆(相当于岗哨)等分隔,广州、福州驻防营等即是。杭州驻城营起初采取的是后一种模式,只是圈占民屋,北至井字桥,南至军将桥,西抵城墙,东至大街。这时,原居民并未被全部驱赶,被占民屋的居民往往并屋居住。这样于兵于民,都不方便,而且极易滋生事端。朝廷于是决定筑城。

 

筑城可是个大工程,主事者是浙江省的行政长官巡抚萧启元。先是跑马圈地,一彪满洲骑兵携着一捆捆三角小红旗,在杭州城西纵马跑了一圈,所到之处,插上红旗,红旗圈内,就是旗营的规划用地。 这个工作倒是简单,远不像现在规划行政部门的工 作那样繁难。这一圈有多大,竟横跨仁和、钱塘二 县。西自钱塘门起,一直到涌金门,东由盐桥到结缚 桥,南由结缚桥到丁丝桥,西由丁丝桥到溜水桥,北由溜水桥到盐桥,以今天的地名,大致范围相当于湖滨路—开元路—青年路—惠兴路—邮电路—惠兴里—岳王路—庆春路一圈,全城占地1400多亩(包括后续圈占)。经过约两年时间的建设,到顺治七年(1650),营城即告竣工。 驻防营城的修筑是动用了浙江全省之力。城墙分成许多段,各府各县各承担一段。具体的做法大概是各府县分别出资负责所属各段的修筑,具体工程应该是由统一的工程队来营造,不太可能由各府县分别派人修筑。工程完工后,各府县还要永久地为各自承担 的那一段负责,以后如有损坏,各自出钱赔修。

 

到了顺治十五年(1658),又有新一批500名甲兵 前来。营城内安置不下,将军与地方官员商量,决定 在营城外从涌金门至羊坝头一带圈占民屋安置。康熙元年(1662),朝廷又调拨一批满洲兵到杭,原拟安置在钱塘门附近,但因房屋倒坏,不堪居住,便动议在城北武林门一带圈拨民房居住。此事被居民获悉,爆发了一次“群体性事件”,差点不可收拾。

此事还没有完。自顺治十五年(1658)起已在营 城外驻扎了4年多的四旗官兵,因感到生活不方便, 希望进入营城,旗营将领也认为部分官兵另居城外, 在管理上也很不方便,于是动了一番心思,向兵部行文,图谋改变旗营城现状。兵部于当年九月奉旨同意“筑墙分界”,可能朝廷并不了解实际情况,“筑墙分界”的意思大概是在四旗驻扎地周围造一圈围墙, 使与民居分隔。这样岂不是又在旗营城外新建一所小小旗营?但这并不是杭州驻防所图谋的,旗营将领们真正的意图是扩建旗营城,将城外四旗驻扎地包括进来。将军(当时正式的官名称“总管”)柯魁假借朝廷旨意,向浙江总督、巡抚行文,要求将现旗营城墙统统拆掉,再按省城城墙样式重新筑建,城墙上宽至可容五马并行。这可是完全不顾杭城百姓死活的狮子 大开口,清初旗营将军的跋扈由此可见一斑。

 

如此过分的要求自然遭到了浙江地方官员的抗拒,但以地方大员的智慧,自然不会明言拒绝。浙江巡抚朱昌祚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先是算了一笔账,说重建旗营城需花费巨款(银30多万两),拆迁民房巨 量(8000余间),再说浙省近年因征调频仍、天时不顺,百姓困苦,流离丧亡,实在没有力量兴建如此巨大的工程,又说如果再行筑城,势必使众多百姓失去家园,此情此景,实在是值得怜悯的。这个奏折上去后,被朝廷采纳了,添筑界墙的事也就停止了。大概当时辅佐康熙皇帝的大臣们考虑到如果再像以前那样 强来,会激化满汉、军民矛盾,所以此事不做也罢。到了康熙八年(1669),朝廷终于下定决心,发布圣 旨:“凡驻防旗兵,嗣后永远不得居住民屋。”杭城 百姓总算大大松了一口气。后来,驻扎在旗营城外的 四旗兵马也移驻到城内,原房屋租给民人居住。杭州旗营城范围自此固定未变,一直到民国初年拆毁。

 

再回头来看那新筑的城中之城,还真是相当的高大威猛。城基用黄石垒就,上用长八寸、宽五寸、厚 两寸的青色城砖砌筑,城高一丈九尺(约6.33米),厚二庹(约3.33米),城上宽可容二马并行;城墙周长九里(约4900米),穿城二里(约1000米),城内有两条小河流过,城墙周边开了五个门,故晚清旗营诗人三多有诗云:“五小营门九里城,穿城河水最澄清。”今日沿旗营大致范围(不包括今日庆春路以北、环城西路以东、武林路以西一带的原旗营大校场),骑自行车以正常速度骑行一圈,扣除路口红灯停留时间,大致需要25分钟,以普通自行车平常速度每小时10千米计,25分钟所经过的路程差不多就是9里左右,可见古人的测量还是比较标准的。

 

旗营南门为延龄门,凭临涌金河,有吊桥(延龄桥)与外交通,后延龄路(今延安路)由此得名, 延龄桥南旧称营门口,是一处非常热闹的所在,后来俗称闹市口;东南门为迎紫门,也叫花市门,前临官巷口,即今解放路口,也是一个热闹的地方;东门为平海门,前为弼教坊,即今平海路口;东北门为拱宸 门,在井字楼,面临浣沙东河;还有一座承乾门, 在拱宸门西北。延龄、迎紫、平海三门,各宽一丈 二尺,高一丈六尺;拱宸、承乾二门比较狭小,承乾 门更被称为便门,是柴草入城的通道。原来钱塘门不是营城的门,门内原有大校场,系绿营汉兵习武之地,旗兵嫌原练武的地方、营城外西南湖边亭湾不方 便,便将大校场占了过来,将汉兵赶到候潮门附近的椤木营(今落马营)练武。旗人随即建筑设施,将原 营城北墙向北移建,将钱塘门纳入营城范围之内,只是这样,苦了汉人,汉人出入钱塘门,必须穿过旗 营,经常无端遭到旗兵刁难凌辱,妇女尤甚。原承乾门也随着城墙移建至东墙拐弯处,出此门(后俗称小营门),即可进入大校场;汉人要到西湖北山去,也先从此门进入旗营,再从斜对过的钱塘门出城。乾隆三十年(1765),为方便皇帝从旗营前往大校场检阅,将军萨尔哈岱在离钱塘门北向州城城墙不远处的 营城北墙新辟了一座门,取名建正门。至此,旗营城 总共有大小城门(陆门)七座。旗营另有三座水门, 一在军将桥东,西湖水由此流入城内;一在结缚桥西,东浣沙河由此向东北汇入小河;一在盐桥北,西浣沙河由此北向流入西河。这三座水门,都可进出舟筏。涌金水门在旗营城西南角,湖水沿营城南城墙向 东流入城。

 

旗营城故地原是杭城繁华之区,除民居外,还有前代传下来的许多寺观祠庙。被圈为营城后,一些建筑得到了保存,坊巷之名亦仍其旧。自北(承乾门)而南(延龄门),有一条大街贯穿营城,即后来所俗称的延龄门大街或营大街。大概因地理或房屋建筑的缘故,此大街中间段多有弯曲。康熙年间,为迎接皇帝巡幸,将大街铺设为石道,大概是铺成了石板路。 设想皇帝经过大街,千骑扈驾,马蹄疾疾,该是何等 壮观的场面;又或夜半单骑走在大街上,马蹄的的,声声入耳,又该是何等诗意。

 

这座高大威猛的旗营城,在杭州矗立了200多年,一直到咸丰十一年(1861)被太平天国军队毁坏,只剩下一段段残缺不全的城墙。这段让旗人伤心 欲绝的往事下文将有详述。

 

八旗兵马完全是陆战部队。清初水师基本上是绿营兵的职责。雍正二年(1724),皇帝采纳兵部侍郎牛钮意见,令江宁、杭州、荆州、京口、广州、福 州等处八旗驻防学习水师,以利水(海)战。次年第 一个水师营天津水师设立。雍正五年(1727)十月, 皇帝下旨,在滨江沿海地的杭州驻防兵丁应当学习水师。水师营该设立在何处呢?杭州将军鄂弥达、浙江总督李卫筹画许久,最终选择在嘉兴府平湖县乍浦地方建立驻防水师营。乍浦地处江、浙两省海道咽喉,明时为防倭要塞,交通便捷,且距杭州只有200多里地,一旦有事,可与杭州驻防相互接应。雍正七年(1729),皇帝命令杭州副都统傅森移驻乍浦,当年八月,首支驻军分四批从杭州调赴乍浦。

 

乍浦距离平湖县城30里,本有城垣,水师营就建在乍浦城东北,占地260亩,有营房3200间,后有续建,起初仅用竹篱笆与原城隔开。乾隆五年(1740),经福建与浙江地方、驻防多名官员联合奏请,朝廷同意拨出公帑,将旗营周围篱笆改筑砖城,并于当年十月二十四日动工,至第二年(1741)十二月初六日竣工。旗营城修建了陆门四座,水门三座,正营门向南开设。

乍浦驻防是一座小型的杭州旗营,各级衙门一应 俱全。从副都统到笔帖式,各有相应的官署,此外也 有公衙门、理事同知署、教场(占地70多亩)等,都集中在东门一带。副都统署是营内最大的一座建筑, 有各种功能的房屋36间;协领署则有房屋15间。总体上看,乍浦旗营官署等设施比杭州本部的要简陋一 些。还有一些军事设施,如火药局、军工厂、营外制 高点西山咀等处的炮台等,倒是杭州旗营所没有的, 这是由其海防水师的性质所决定。军工厂设在汤山南麓的海边,是修造战船和器械的地方。

 

乍浦水师筹设时,原设想驻兵1000名。但雍正皇帝认为1000名太少,应驻2000名。后来经过商议,确定乍浦水师兵额1600名,分左、右营,各有兵800名,左营由杭州驻防派出,右营由江宁驻防派出,全部是满洲兵和蒙古兵,没有汉军。最高统帅为副都统,首任副都统是杭州驻防右翼副都统傅森。属下有协领5员,佐领11员,防御8员,骁骑校16员,理事同知1员,笔帖式2员。水师设立之初,拥有大小战船22艘,是由宁波、温州二地的船厂赶造的。所有船只编为两支舰队,每支各拥有大号赶船5只、小号赶船4只、南船2只。赶船不知道是怎样的船,大概总是速度较快的船。这两支舰队的名字取得很有意思,一支是由左营操练的“宁”字号,一支是由右营操练的“谧”字号。取这两个名,无非是希望海疆安宁的意思,说不定这名字还是雍正皇帝亲自取的呢,至少也是经过他同意的。这很好,因为和平总是世人的希冀和福祉,但一支舰队取了个如此文静的名字,在精气神上似乎是不大对劲的。看近代西方列强的舰队,如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英国侵略中国的“东方远征 军”,名字取得多么霸道。如此精神特质完全不同的两类海军遭遇会是怎样?答案自然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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