矮人与高人

以黄庭坚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所说“无一字无来处”传播甚广，历代皆不乏欣赏激赏、引录引申者。清前期号称文坛盟主的王士祯即其一。他在缕述北宋诗坛名家后，独推宋祁（谥景文）之作，依据正在于此：“予观宋景文近体，无一字无来历，而对仗精确，非读万卷者不能，迥非南渡以后所及。今人耳食，誉者毁者皆矮人观场，未之或知也。”（《香祖笔记》卷十）渔洋先生所指“矮人”，当是那些才具平平，知其一不知其二，见表象而不及内涵的凡庸之辈。古往今来，文坛与学界活跃的多属此类人等，众矮成城，结成帮会与利益联盟，“虫人万千，相互而前”，气势也足以骇人。王渔洋不是嗤笑“矮人观场”么？设想若由武大郎主事，先将场内高人逐出，再派壮矮数名把门，不许高人入内，则满场中又谁是矮人？

乾隆时敕修《四库全书》，著录了《东坡诗集注》，托名王十朋编纂，卷首有署名赵夔的序，写全书细分为五十类：“凡偶用古人两句、用古人一句、用古人六字五字四字三字二字、用古人上下句中各四字三字一字，相对止用古人意不用字，所用古人字不用古人意，能造古人意，能造古人不到妙处，引一时事，一句中用两故事，疑不用事而是用事，疑是用事而不用事，使道经僻事、释经僻事、小说僻事……无一字无来历”，天啊天啊！可怜的坡翁，毕生呕心沥血之作，竟被一帮子矮人零割碎剁成这般景象。幸好《四库全书》主纂诸公多为高人，在提要中指出：不光王十朋之名出于书肆伪托，就连赵夔的序可能也是假的。王十朋状元及第，仕至龙图阁学士，赵夔曾任荣州知州，所注苏诗为宋孝宗收藏诵读，应都算是当世高人了；而所注经三家村秀才一番割裂重组，编纂体例明显受到“无一字无来历”的影响，则显得颠倒舛乱。

南宋时另一位高人、名头更响的朱熹夫子，也对山谷此语很认可，加以引用。在与门人杨履正的复信中，朱熹说：

若看得本文语脉分明，而详考集注以究其曲折，子细识认，见得孟子当时立意造语，无一字无来历。不用穿凿附会，枉费心力，而转无交涉矣。（《晦庵集》巻五十九，答杨子顺）

朱熹将“无一字无来历”的范例，由杜韩提前到孟轲，由诗文扩展至亚圣的学说，也由句法之学增加了“立意”（即写作主旨）的内容，而他所反感的“穿凿附会，枉费心力”，大约仍在于寸寸铢铢、文词字眼的钩索比附与强作解人。后文中，朱熹对一些观点逐条驳正，见出他的这位弟子虽也下了很大气力，识见依然不高。

再回到本节开始的王渔洋。作为诗歌“神韵说”理论的推助者，渔洋先生所称“无一字无来历”是否包括立意的成分？很难论定。但其所盛赞的宋祁，的确能做到立意与句法兼善。这位因佳句“红杏枝头春意闹”被戏称“红杏尚书”的大学问家，为《新唐书》两总纂之一，年辈先于苏、黄等人，有一篇传为佳话的《鹧鸪天》，词曰：

画毂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金作屋，玉为笼，车如流水马游龙。

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

书写的是一次途中“艳遇”，以及所受到的心灵激撞。其中有毫不掩饰的抄袭，却恰恰能写照胸臆，情思绵长，的是绝妙好词！此际已出现石延年与胡归仁的“集唐诗”，宋祁的高明之处，在于或信手拈来，或翻新前人名句，要在为我所用，而浑然一体，了无扭造之痕。

仅有“来历”就够了吗

就这样，无一字无来处，替代了“无两字无来处”，又被改为“无一字无来历”；由提倡饱读诗书、融会贯通走向专门的“句法之学”，再上升为诗文写作之标准。至于何时从文学蔓延到史学领域，成为某些人津津乐道的一种评判尺度，甚至法脉准绳，真的还说不太清楚。南宋史绳祖《学斋占毕》卷三：

先儒谓韩昌黎文无一字无来处，柳子厚文无两字无来处，余   谓杜子美诗史亦然。惟其字字有证据，故以史名。

呵呵，传播史常是这般有趣，孙莘老与贤婿黄庭坚的“两字”“一字”，竟这样被派上用场！但史绳祖强调杜诗反映社会现实，推重其“诗史”特色，或给此语进入史学领域搭了一道桥梁。

进入清朝，当朝名儒或大文人如王士祯、纳兰性德、屈复、沈德潜、梁章钜、郑珍、俞樾等对此语都有过引用，也在不知觉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不同的声音也存在，赵翼曾以此比较苏、黄优劣，《瓯北续诗话·黄山谷诗》：

东坡随物赋形，信笔挥洒，不拘一格，故虽波澜不穷，而不见有矜心作意之处。山谷则专以拗峭避俗，不肯作一寻常语，而无从容游泳之趣。且东坡使事处，随其意之所之，自有书卷供其驱驾，故无捃拾痕迹。山谷则书卷比坡更多数倍，几于无一字无来历，然专以选材庀料为主，宁不工而不肯不典，宁不切而不肯不奥，故往往意为词累，而性情反为所掩……

分析得很是中肯。山谷不乏佳作，但“意为词累”，为字词的来处所累，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唐代史学大家刘知己谓“作史有三长，曰才，曰学，曰识”，乾嘉间钱大昕则提出“诗有四长”，增加一个“情”字。实则历史著作也须倾注感情，今人以为畛域分明的文与史，初无差别。钱大昕以治经的方法治史，训诂以求义理，也拈来“无一字无来历”，以期打通诗文与经史的关系，《潜研堂集》卷二六：“含经咀史，无一字无来历，诗之学也。”这样说来，此语由作诗到论史，也就顺理成章地实现了跨界。

然则有了来历就够了吗？就可宣称学术严谨、成就良史信史吗？

至此，我愿稍费笔墨，写一件自身经历之事。两年前为撰写乾隆帝禅让时期的大清朝政，搜集考索史料时，笔者对通行的宠臣和珅之绝命诗出现疑惑，诗曰：

五十年来幻梦真，今朝撒手谢红尘。

他时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

太上皇弘历于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驾崩，和珅即被逮治抄家，赐死后其绝命诗流传坊间。据说此诗写于衣带之上，故又称“衣带诗”。见于今人所编《清通鉴》，根据《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而吴晗先生又是从原文献中抄录，来历分明，以故引用者极多。

这首诗又被称作难解之谜，第三句的“水泛含龙”，四字真言，不知是何来历？于是索解歧出，多论为和珅对朝廷怨恨诅咒，甚至扯上慈禧太后和大清沦亡：有的说用“夏桀龙漦”典，是一个女子祸国的典故，隐指后来的西太后；有的在字面上下功夫，以“水泛”为黄河决口，而“含龙”是说泛滥的洪水中孕育着真龙天子。孟森先生还将第四句的“香烟”解释为洋烟卷儿，说和珅与慈禧可能都有烟瘾，再过三十余年和珅的后身慈禧在滔滔洪水中降生，葬送了清廷。

太扯了吧？

“水泛含龙”究竟有何来历？查阅一些史学家的书，包括几部有影响的乾隆传、嘉庆传与和珅传记，多有征引，多认真注明出处，也多不作解析，仿佛毋须考证。而实为传闻转抄之讹，是一个由两次抄录错讹造成的语词怪胎，根本没有这个典故，自然也无从索解。先说第二个错误，即在于清史泰斗孟森。这首诗的来处是《朝鲜李朝实录·正宗大王实录》卷五一，而查对吴晗辑本，作“水汛含龙”。再核《朝鲜王朝实录》原文，也是“水汛含龙”。此条来自朝鲜使臣徐有闻回国后呈进的“闻见别单”，其中记述和珅之死：

正月十八日，赐帛自尽。和珅临绝作诗曰：“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他时水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遂自缢死。（《朝鲜王朝实录》第47册，《正宗大王实录》卷五一）

朝鲜国当时制度，凡使臣出使清朝，应将亲历和闻见之事及时上奏。和珅死后不久衣带诗即开始流传，徐有闻也算有心，记录下来，成为此诗的最初记载。诗中的“汛”，与“汎”（今通作“泛”）形似，孟森转抄时出现了失误。清代黄河经常决口，朝廷对治河极为重视，设置河道、厅、汛、堡四级监管机制，汛，通常由所经州县的副职负责，流域较长者再分为上汛、下汛。这个错谬，造成了理解上的巨大偏差。

第一个失误，则出现在朝鲜人那里：或是徐有闻录写时偏差，或是《李朝实录》整理时误判，先将原诗中的“睢”，以音似误书为“水”；复将“合”，因形似误书为“含”，四字实应是“睢汛合龙”。这是当时朝廷一件大事：上年夏多雨，黄河来水甚多，六月间睢州下汛即出现险情，八月二十九日夜睢州上汛先是大水漫溢，接着冲决大堤，形成150多丈的口门，奔腾下泄。原拟在年前堵闭，可东河总督司马騊于腊月间上奏，称睢口（睢工大坝口门）虽仅留18丈，可连日大雪严寒，积聚了大量冰凌，请求暂缓合龙。太上皇老病兼至，已不再阅批奏折，嘉庆帝作出批谕，允许等日暖开冻后再行合龙。

一个敞开口子恣肆流淌的黄河，实乃压在皇帝心头的大患。而黄河的每一次成功合龙，对朝廷都是极大喜讯，照例要钦派侍卫驰送大藏香20支，隆重祭祀河神。此两句诗应是“他时睢汛合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大意为：等待睢口合龙那一天，祭神的袅袅香烟中，会看到我的忠魂。哪里有一丁点儿怨恨诅咒？分明是一腔的忠诚国事，这才符合和珅的身份与聪明。

该诗还有着另一个版本，多书皆见收录，实属不罕见，惜乎竟未见史学家关注。梁章钜《浪迹丛谈·睢工神》：

余记得嘉庆初在京，日阅邸抄，是时和珅初伏法，先是拿问入狱时，作诗六韵云……赐尽后，衣带间复得一诗云：“五十年前幻梦真，今朝撒手撇红尘。他时睢口安澜日，记取香烟是后身。”

梁章钜为嘉庆七年进士，曾任军机章京，所记和珅临终情形与衣带诗较为可信。第三句以“睢口安澜”代替“睢汛合龙”，所指也完全吻合。其字面上的差异，当是传抄造成的。后来叶廷琯《鸥陂渔话·和珅诗》、史梦兰《止园笔谈》等书，所记略同。

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告知我们仅有“来历”是远远不够的，若不合乎情理，再不经过考证斟量，很容易造成笑谈。即使是故宫文献与一史馆密折、军机处录副，也有着大量虚假信息，有许多有意欺瞒与唯心颂赞之作，有不少胡编乱造的场景与数字（如鸦片战争期间奕山奕经二将军的前线战报）……若一见即信以为真，忙不迭抄入书中，引以为证，便着了道儿。

历史研究（也包括其他研究）当然要强调严谨，要注意史料的出处，却不必去扯什么“无一字无来历”。观念或措辞的偏执夸张，实乃学界沉疴之一。此语作为诗文写作尚落于二义，施用于治学治史，借之以高自标榜，可不慎乎？

（卜键，文学博士，研究员，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前国家清史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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