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零，男，祖籍山西武乡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从事先秦考古研究及中国古汉语研究。其主要著作有：《孙子古本研究》、《李零自选集》等。

动物凶猛，因为害怕。人类残忍，源于恐惧。他们害怕敌人，子子孙孙，世代传递深仇大恨，早晚一天会复仇。

说到这个话题，和汉征匈奴有关，和休屠金人有关，有个故事值得提起。这就是休屠王太子金日磾的故事（见《汉书》本传）。

金日磾，“金”是纪念汉武帝虏获休屠金人而赐以汉姓，“日磾”盖原名之译音，“翁叔”是汉代常用的名字，则与“翁仲”相配。他以父王不降见杀（初与昆邪王谋降汉，后悔，被昆邪王杀害），而与母阏氏、弟伦俱没入官，输黄门养马。初入汉宫，只有14岁，因为身材高大，相貌庄重，见后宫佳丽，目不斜视，样子长得好，马也养得好，深受武帝喜爱，先拜马监，后迁驸马都尉，随侍武帝左右。武帝对他母亲很好，母死，下令为她画像，挂在甘泉宫中，署曰“休屠王阏氏”，日磾每见必拜，向之涕泣；他的两个小孩，也是武帝身边的弄儿。莽何罗刺武帝，日磾救过他的命，夙有忠孝之名。武帝死后，遗命封侯，不受，与霍光共同辅佐汉昭帝，地位极其显赫，死葬茂陵，谥曰敬侯。我到茂陵参观，见过他的墓。

我说这个故事，是因为我很好奇，古人为什么常常用自己过去的敌人或敌人的后代做近侍或养马？难道他们就不怕孙悟空（官封弼马温，就是养马）大闹天宫，勾践（他也为夫差养马）卧薪尝胆，一洗会稽之耻吗？看来，政治家是要有点胸襟和魄力的，就像人能驯服猛兽，豢养役使之。

古人有这个胆量，也有这个器量。

当今世界，是个充满种族、宗教和意识形态冲突的混乱世界，虔诚有余、宽容不足，巴以冲突是其缩影。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圣地都在耶路撒冷，一地难容三教。他们根本不能想象，甘泉宫是把汉胡之神搁在一块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这个靠武力输出一切的世界，声音太小。它使我们不能不对历史上的民族融合进行重新思考。

世界上的国家形态，一直有两条路子。一种是部族纷争，小国林立，长期分而不合，或只有松散的联合，管理水平低下，难以形成强有力的权力中心。一种是大地域国家，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科层管理非常系统，疆域广大，人口众多。前者如希腊，后者如亚述、波斯和中国。由于取径不同，政教关系也不同，造成两种“大一统”：一种是有统一宗教，没有统一国家，宗教管国家；一种是有统一国家，没有统一宗教，国家管宗教。前者的典型是欧洲各国，后者的典型是中国。

两种国家形态，两种大一统，哪种更好，这里不必谈。很多问题，短期里还看不清。我想说的是，中国在国家形态的研究上有什么意义。

我们都知道，国家的产生是为了制止和控制人类的流血冲突。我们人类比任何动物都更爱自相残杀，也更会自相残杀。对这个物种来说，杀人是最高科学。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怎么在同一片天空底下和平共处，这是一个难题，至今还困扰着人类。在数千年的世界文明史上，我们能看到的最普遍，最简单，也最彻底的办法，就是既消灭其肉体，也消灭其精神（主要就是铲除对方的信仰），挖对方祖坟，毁对方宗庙，灭对方社稷，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如亚述帝国和蒙古帝国，马蹄所到，剑锋所及，经常是血腥屠城。近代列强瓜分世界，也充满野蛮杀戮，遗风被于今日。征服者为了获取其可怜的安全感，他们觉得，杀死对方的所有居民（即使留下妇孺老弱，也只限于女性，所有男人，必须全部杀光，西周铜器铭文叫“无遗寿幼”），是太有必要了。为了防止意外，坑杀降卒，在古代也极为普遍。

这些都是笨办法。

梁惠王问孟子，什么样的人才能统一天下，古代的聪明人孟子回答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即不是杀人成瘾乐此不疲的人才能统一天下。他的话，并不等于说，不杀人者才能统一天下。这样的“好帝国主义”，从来没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杀人。成吉思汗，康熙、乾隆，更杀。他们都靠杀人取天下，我们不能忘记。忘记这一条，少数民族不答应，周边的国家也不答应。但光靠杀人不能统一天下，孟子的说法完全对。

还有一个聪明人，孔子说，“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论语·尧曰》）。“文革”批林批孔，这话批得最多，但是孔子思想中的闪光点。他的意思是说，最好的统治办法还是笼络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人家的国家亡了，要想办法把它重建起来；人家的国君死了，要把他血缘最近的遗属找出来，让他接续香火，保持该国的祭祀；人家的大臣和贤人躲起来，不敢露面或不肯露面，也要三顾茅庐，把他们请出来做事，共襄盛举。

这样的办法，很好，但绝不像有些人以为，全是孔孟发明、儒家传统。实际上，这样的想法，孔孟之前就有，孔孟以后也没断。它们的真正发明者全是铁腕政治家，发明物也不是道德，而是制度。如武王克商，把商纣斩首示众，血淋淋，但下马之始，即表商容之闾，封比干之墓，请商朝遗老出来做事。商王的后代，也授土授民，初封于殷，后封于宋。商的与国也各有分封。就连商的军队殷八师，也被周人全盘接收（虽然同时要移民设监，类似后世的“徙豪强”）。特别是周之“百姓”，传出五帝，各有自己的祭祀系统，春秋战国，散处各地，每个国家都不能一族独大，必与他族共存，兼并各国，统一天下，就更离不开这条。因此，出现五帝并祭的局面（秦最早，也最突出）。

五帝并祭，就是中国最早的“五族共和”。

中国的大一统肇始于秦，但民族矛盾太激烈。制度统一较顺利，思想统一（学术统一和宗教统一）不成功，专恃武力和法律，不足以收拾人心。汉代的办法还是西周的办法，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但对外宣传，还是强调一个“软”字，《尚书》和西周铜器铭文叫“柔远能迩”。对待前朝遗臣，越是名位尊显，越是手下留情（杀小留大，是我们的传统）。汉高祖取天下，不但为七国绝无后者寻找后代（包括秦始皇的后代），维持祭祀，还为造反失败的陈涉置守冢，奉祭血食。汉武帝到处修祠立庙，干什么？就是为了整合天下的不同信仰。一国多教，很符合现代趋势。

汉以后，中国的大一统，内部融合比较成功，但边患无穷，始终头疼。“蛮族入侵”，世界各国都抗不住，只有中国，胡汉之争两千年，各有胜负。中国的领土，就是借这种你来我往，我化你，你化我，而成就其大。单就领土而言，双方各有贡献，但“蛮族”的贡献更突出。历代版图，蒙元最大，满清次之，民国、唐、汉又次之，遑论其他。元代和清代，统治者都来自塞北，世界历史上，除近代欧美列强，他们是最大征服者。有清一代，虽深受反清复明的革命党人诋毁，包括章太炎和孙中山，但平心而论，他们能以少融多，把横跨欧亚大陆的众多国家和民族纳于同一个国号之下，反客为主，确实有其独到之处。边疆政策，它是两种“大一统”并用：汉族是以政统教（延续传统），边疆是以教统政（类似欧洲），远比汉族成功。民元以来，孙中山倡“五族共和”，是继承清朝。再向上追溯，则是元朝。这点对现代政治很有启发。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大东亚共荣圈”，就是模仿清朝和元朝，幸好未能如愿。

居庸关云台

蒙古族，在中国的边疆地区，除蒙古本部，在青海、西藏、新疆，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深刻影响，居民也散居各地，青海、新疆和西藏，到处都有。清朝在统一政策上，最能认同的是元朝。他们的边疆政策，首先就是整合蒙古各部，蒙平则回定（北疆定则南疆定），青海、西藏也迎刃而解。他们是从蒙古手下接收整个西北边疆，然后借广阔的西北边疆，内控汉地，外纾列强包围的外部压力。

云台天王像（陈新宇 摄）

云台《陀罗尼经咒》（梵、藏、八思巴、回鹘、西夏、汉六体）

前些年，我到青海访问，去过青海湖、日月山、达赖喇嘛故居和瞿昙寺，到处可见“五族共和”的痕迹。如青海湖边有共和县，共和县里有海神庙，雍正平定罗卜藏丹津之叛，在此与蒙、藏、汉、回会盟，改遥祭为近祭，就是五族共祭。庙中有碑，原题“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民国改为“中华民国万岁”，仍袭其礼。日月山，是唐朝与吐蕃会盟，分疆划界的地方。如今，山南山北，还是两幅景色：山南是遍地牦牛，山北是汉式村庄。日月山以北的居民，即使是藏民，也是汉语汉装。达赖喇嘛的家，在平安县红崖子村，现在藏汉杂处，互相通婚，接待我们的人，达赖喇嘛的侄子，根本不会说藏语。瞿昙寺是喇嘛庙，也完全采用汉式。

北京居庸关，有个云台，券门内有《陀罗尼经咒》题刻，是用六种文字：汉、藏、西夏、梵、回和八思巴。它说明，蒙元才是“五族共和”的更早源头。美国学者弗兰克著《白银资本》，强调世界市场的形成，中国本来是老大。其实，讲世界市场的形成，海路，是欧人开辟；陆路，是蒙元开辟。这才是世界市场的本来面目。

清朝认同元朝，良有以也。

——摘自 李零 《我们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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