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1896—1945)名文，小名荫生，字达夫，以字行，富阳县城关镇人。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流的作家和诗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第二排左一为郁达夫

郁达夫的祖上曾是书香门第，到了父辈时家道中落。他七岁进私塾，九岁题诗，十五岁以优等生毕业于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堂，毕业后，考入杭州府中学就学。二年后，长兄郁曼陀被派往日本考察司法工作，就顺便将十八岁的郁达夫带到了日本。先入东京神田则学校补习中学的全部课程。次年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与郭沫若等同班，成了官费的留学生。预科毕业后，考试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理科学医，第二年又转入文科。在“八高”的四年中，郁达夫阅读了英、德、法、俄和日本等国的文学、政治、哲学、经济等类书籍不下千部。

1919年秋季，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经济学科。在日本的几年，他陆续写了不少旧体诗。同时，还开始写白话小说，寄回国内发表。

“五四”运动后，郁达夫与郭沫若、成仿吾等为首组建了“创造社”，以期推进新文化运动，他们在上海泰东图书局先行出版了《创造社丛书》三种，其中就有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次年5月，《创造》季刊创刊号问世。此后，郁达夫整日埋头于文字工作中，除了刊物的组稿、编辑以至校对外，还创作发表了小说《茑萝行》、《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以及论文《文学上的阶级斗争》、《艺术与国家》等。

1923年10月，郁达夫应邀赴北京大学任统计学讲师。其间，结识了仰慕已久的鲁迅先生。从此，年长十五岁的鲁迅将郁达夫视为“可以共事合作，能谦交自牧的诤友”。郁达夫则将鲁迅推崇为“中国所产生的最伟大的文人”。

1926年3月，应郭沫若之邀担任广东大学文科教授。因对广东政局失望，半年后回沪发表了《广州事情》、《在方向转换的途中》等政论文，揭露广州政府在国民党右派统治下的混乱、无能，指出这场革命不能寄希望于国民党的领导。

同时，鲁迅也从广州来到上海。进步文学团体围绕着革命文学展开争论，有人讽刺鲁迅“朦胧的醉眼，认不清时代”，郁达夫旗帜鲜明地站在鲁迅一方，写《赠鲁迅》一诗以赞颂曰:“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群氓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并与鲁迅合编《奔流》，一起参加了上海党组织领导的一些著名的政治团体，如中国革命互济会、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时，鲁迅提名郁达夫为发起人之一。这期间，郁达夫开始把自己已发表的小说、散文、政论、译作等编辑成《达夫全集》，其中有《寒灰集》、《鸡肋集》、《过去集》、《奇零集》、《敝帚集》、《薇蕨集》、《断残集》、《忏余集》等八卷和日记集《日记九种》、翻译集《小说之伍》、文艺论集《小说论》等，分集出版。

   1931年2月，左联的某些同志，受党内“左”的路线影响，指责郁达夫的作品“颓废、消沉”，并背着鲁迅把他开除出左联。在多重的压力和打击下，1933年4月，郁达夫遂从“文化的战场”上海移家至杭州。

1936年初，郁达夫应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赴任省政府参议兼公报室主任之职，当年10月，鲁迅逝世，噩耗传来，郁达夫十分悲痛。第二天一早就急匆匆赶往上海，参加鲁迅葬礼，鲁迅的棺柩就是由他和其他七位作家一起抬上灵车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战事爆发。12月，富阳沦陷。郁达夫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因战祸而饿死在家乡的鹳山。噩耗传至福建，他痛哭着疾书一联遥祭:“无母何依，此仇必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后，郭沫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宣传)厅长，郁达夫应邀于1938年3月9日离开福建赴武汉参加第三厅的工作，并以政治部设计委员的身份和其他同志一起去徐州、山东、河南前线，慰问抗敌将士。1938年7月以后，日军进逼武汉，第三厅及文艺界人士分别转移，郁达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的邀请，任该报的文艺编辑。他身在异邦，心系祖国，和上海、重庆的文化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请茅盾、冯雪峰等著名作家写稿;凡国内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刊《抗战文艺》上的重要文章，都在副刊上予以转载。国内文化界进步人士以及国内进步文艺团体来新加坡开展抗日宣传，他都热情地接待，做好相互配合与舆论支援等工作。

1942年夏初，新加坡沦陷，郁达夫撤至苏门答腊岛隐蔽，化名赵廉，在苏西小镇巴爷公务定居，蓄起了胡须，集资开设赵豫记酒厂，借以掩护抗日文化人的秘密工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正当人们欢庆这来之不易的胜利之时，日本宪兵却乘盟军尚未接管苏门答腊间隙对郁达夫下了毒手。8月29日晚，日本宪兵将郁达夫劫持至郊外秘密杀害，牺牲时年仅四十九岁。1952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追认为革命烈士。

郁达夫不朽!正如胡愈之所说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