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与我忠勇将士，共洒此最后一滴之血，于渤海湾头，长城窟里，为人类张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雪奇耻，为军人树人格，上以慰我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以下救我民众沦亡之惨。

——何柱国《告士兵书》

何柱国（1897—1985），广西容县人，东北军将领中唯一的南方人。“九一八”事变前后，何柱国任临永警备司令，其所辖部队负责镇守山海关。1933年1月1日，日本军队强行向山海关发动进攻，何柱国时任独立第9旅旅长，率部在山海关打响长城抗战第一枪，被当时的媒体誉为“华夏一柱”。在作战会议上，何柱国发表《告士兵书》：“以最后一滴血，为民族争生存；以最后一滴血，为国家争独立；以最后一滴血，为军人争人格。”本文讲述的是其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所了解和经历的情况。

“九一八”事变前的奉天（今沈阳）

我所了解的“九一八”事变前后

1931年“九一八”事变，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深重灾难。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几乎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占领了整个东北，益发助长了它侵吞整个中国的狼子野心。当时我虽然不在沈阳，但事变前后所了解到的情况，以及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使我对整个事件过程有了自己的认识。

事变前的国内形势与东北概况

“九一八”之前，蒋介石正热衷于所谓的“第三次围剿”，集中兵力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进攻，顽固地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置日本帝国主义欲吞并中国的罪恶阴谋于不顾，这是导致“九一八”事变的主要原因。

那时的东北情况，表面上似乎稳定，实际上已危机四伏，尤其是军事上的弱点，更暴露无遗。首先是东北地区辽阔，而兵力比较分散。其次是东北的两条主要交通大动脉，操于日、俄之手：一条是苏联控制的中东铁路(自满洲里至海参崴)；一条是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自长春至大连)。南满铁路虽然路线不长，但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况且日本根据条约，有权在铁路沿线驻扎重兵，这就不啻在东北的心脏地区插入了一把尖刀，使中国守军长期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概况。

日本以保护南满铁路为名，组建了铁道守备队，这便是日后鼎鼎大名的“关东军”的前身。1919年，在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的基础上，日本人在旅顺口设关东军司令部。到“九一八事变”，关东军一个师团和6个铁道守备大队总兵力约1.04万人。图为1927年的关东军。

张学良接受蒋介石不抵抗密令的内幕

张学良于9月11日在北平接到蒋介石的密电，叫他于12日去石家庄与蒋会晤。那天上午，蒋、张分乘两辆专车，蒋介石的专车自汉口开来，张学良的专车从北平开来，就这样两个人都未下车，把两辆专车合拢后，在车厢里举行了秘密会谈。那时我正驻防在石家庄，得讯后提早在车站外围派部队布防警戒，以保安全；但专车及车站范围内，则均由蒋、张自带的卫队负责。

张学良与他的同僚

会谈后，张学良亲自告诉我，蒋介石对他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挑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过了一星期，“九一八”事变果然爆发了。

张学良下的一道道不准抵抗的命令的来源和真相就是这样，而张却替蒋介石背上了一个“不抵抗将军”的恶名。

自从张作霖主政东北，一直到皇姑屯被日方炸车谋杀为止，经营了数十年的大好河山，不到四个月，就全部沦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我某次去北平述职，张学良对我说：“国土不能守，父仇不能报，我是一个民族罪人，我有何面目再见东北父老?”几乎是垂涕而道，张本人内心深处的痛苦，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

左边抽烟者便是张作霖

事变真相及当时敌我的兵力部署

1931年9月17日拂晓，在沈阳北郊八公里左右的柳条沟(在南满铁路沈阳站到文官屯之间)，日本关东军派出一个工兵中队开入该地区进行警戒，隔断了交通。中午时分，他们抓住了在该地区横跨铁路的农民八人，强迫他们穿上了东北军的半旧军装，对他们说：“你们违反了铁路的戒严令，罚你们修铁路半天。”这时，日本的工兵中队拍了好多照片，注明：“中国东北军破坏南满铁路。”不久，日军用机枪打死了四个农民，又抓走了四人，也拍了好多照片，注明：“东北军破坏铁路，被日军发现后的战斗情况。”最后把被抓走的四个农民也枪杀了，照片注明：“东北军破坏南满铁路的应有下场。”同日下午，日本关东军炮兵进入了计划好的炮兵阵地：南起浑河铁桥，北至柳条沟铁路沿线，都安排了重炮，以沈阳站（当时日本人称为南满站）二楼为发炮的指挥所。这个发炮点既是突击的信号，也是火力最强的突击口。到“九一八”凌晨三时，这个指挥所打响了第一炮。跟着就是万炮齐发，射向沈阳北郊的东北军最大兵营——北大营。

奉天驿内景。奉天驿即今天的沈阳站。建成后的奉天驿是当时满铁五大车站之中最大的一座。伪满时期，从东北各地夺取的战略物资均经此转运到大连，再装船运往日本。

当时我方驻军早已接到不准抵抗的命令，一枪未放就悄悄地撤退了。全师退却中，由于敌人的炮火猛烈，当时的伤亡还是不轻的，事后有一个统计数字，今已无法追忆了。东北军是分三路有计划地撤退的：大部分通过新民、打虎山，退到锦州；另一路退向铁岭、开原，去通辽；再一路是由辽中、营口、台安，退入山海关。

在“九一八”同时发动进攻的，除沈阳外，尚有满铁南线(沈阳到大连)沿线各县城，如辽阳、海城、鞍山、大石桥、复县、金县，以及沈安线的本溪、凤城、安东沿线各县城。长春以甫的各县城，和沈大线、沈安线，离铁路线稍远的城镇，是9月19日开始进攻的。截至9月末止，除锦州以西地区外，辽宁省全部沦陷。10月1日至10月末止，吉林省全部沦陷。到1932年初，整个东北三省全部沦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

日本关东军实际于7月1日就开始积极地军事行动，如调整指挥系统、加紧战斗演习等。到8月1日，又开始集结在乡军人，进行夜战训练。他们的磨刀霍霍，与我们的麻木不仁，正好成了个鲜明的对照。

日军占领奉天

在“九一八”前，关东军的正规部队有10400人；另有在乡军人约10000人，警察(满铁沿线的黑帽子及其狗腿子)约3000人，共计约兵力23400人左右。日本的所谓在乡军人，就是在日本内地退役不久的现役军人。日本军国主义者有计划地把他们安排到满铁沿线各站的铁路职工附属工厂工作，在“九一八”事变时，他们都参加了战斗，有的还当了参事官和副参事官。等到伪满洲国傀儡登场时，这批人更加飞扬跋扈， 有的当了副县长或其他高级官员。(伪满洲国的体制是由日本一手制订的，明文规定：一切政府官员，正的都是中国人，副的一定要由日本人担任。实际上正的一切都要听命于副的)。

1915年，日本在大连金州建立第一个移民村——“爱川村”，安排来自日本山口县的19户农民进驻，揭开了日本向中国东北派遣“开拓团”、有计划地实施移民侵略的序幕。图为早期东北居留民在吉林某地种植。

“九一八”事变前，我方在东三省的兵力，实际达30万人。除了进驻关内的部队外，在东北的军队还有26万多人。其分布情况为：沈阳北大营8万人，东山口4万人，辽阳郑家屯3万人，锦州2万人，吉林及黑龙江两省约各5万人，总计在东北的正规军，达27万人之谱。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及全国人民对日军的狂妄侵略无不义愤填膺、群情奋激，国民党当局如能因势利导，命令东北全军努力抵抗， 则2万多日本关东军不难给予致命打击甚而全部歼灭之。

蒋介石不此之图，反而以最高统帅的身份，命令张学良不许抵抗，把大好河山拱手送给敌人，陷东北三省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日寇的刺刀铁蹄之下，过了14年的亡国奴生活。那时张学良是东北的统帅，守土有责，他盲目服从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白白地断送了整个东北，造成了我国历史上的奇耻大辱，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东北沦陷后，中国军队终于奋起抗战

“九一八”事变时，我正驻防在石家庄，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我奉命担任临永警备司令(滦东)，辖三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与日本的天津驻屯军不断发生磨擦。

自东北全部被日军侵占后，关东军大批开进山海关外，沿长城一带驻扎。这样一来，我的处境，简直是腹背受敌，穷于应付。因为山海关外的日军是敌人，但又有不准抵抗的上级命令。山海关内的日本天津驻屯军，是根据条约规定的合法驻军，虽张牙舞爪，屡次寻衅，却不能以敌人对待。我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与日军打了无数次交道，左支右绌，真有心力交瘁之感，而最后结果，总是以我方的隐忍退让而告终。

在无可奈何的特殊情况下，我制定了不战、不和、不守、不走的“四不”方针来应付他们。可是日军把我方的隐忍退让当作是软弱可欺，不断地提出无理要求，步步紧逼，我军在退无可退、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终于爆发了榆关之战。

1933年1月1日，日本军队强行向山海关发动进攻，我时任独立第9旅旅长，接战报后，连夜由北京返回山海关，率领军队殊死抵抗，打响长城抗战的第一枪，榆关之战由此爆发。在作战会议上，我发表《告士兵书》：“以最后一滴血，为民族争生存；以最后一滴血，为国家争独立；以最后一滴血，为军人争人格。”

由于我们被压制的敌忾心已到了火山喷发的时刻，是任何力量都遏制不了的，就这样，在我军的装备与人数均处劣势的态势下，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展开了极为激烈的殊死战斗。我军虽蒙受相当损失，但也给日军以很大杀伤。

榆关（山海关）失守后丰子恺作《关山月》

在这次战斗中，日军的真正目标是热河，所以榆关一役结束后，自长城沿线至热河的大规模抗战就此展开。

选自《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26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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