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第15期杭州文史小讲堂开讲，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受邀来杭，主讲“‘游于艺’：宋代士人圈与‘雅俗’观”

   本期杭州文史小讲堂受到了广泛关注，部分杭州市和上城区政协委员、杭州文史研究会理事，以及来自浙江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历史系师生和广大文史爱好者聆听了讲座。 

讲座现场

邓小南教授通过迥异的评价角度、天下大势分为南北、士人关系网络、雅俗兼资的涵养与意境四个方面的讨论，介绍了宋代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阐述了士人的文化生活和交游网络，展示了士人雅俗兼备的涵养、追求与意境。

迥异的评价角度

     这些年，国内外学术界对宋代历史有很多关注，但是观察和评价的角度存在很大差异。

与评价的反差相应的是，宋代历史上呈现出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我们看到它在经济文化上的辉煌，也深切感受到末日的苍凉。宋代是社会经济、制度建设、科技文化领先于世界的时期；同时也是周边被挤压、内政因循求稳的时期。

天下大势分为南北

     宋代所处的历史时期，面临着严峻的外部压力，事实上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南北朝”时期。早在宋代，人们就明确提出过“天下大势分为南北”的说法。

10-13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活跃的又一个重要阶段。当时，北方地区先后有辽、西夏、金、蒙古（元）与中原王朝同时并存。在这一历史时期中，相对于宋朝来说，辽、夏、金都不再是周边附属性的民族政权，而已经成长为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都能够与赵宋长期抗衡的少数民族王朝。中原王朝的核心地位和领头作用，不是体现在统一大业的领导权上，而是表现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深远影响上。

北方民族的积极活动，给宋王朝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从立国形势上看，宋朝是“生于忧患，长于忧患”。 当时的将士民众靠坚毅的努力与奋斗，撑持起两宋这一片天，保证了疆域内部相对稳定的局面。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有宋徽宗这样的君主对于艺术的酷爱，也有士人对于太平盛世的刻意追求和大肆渲染。

举世重交游：士人关系网络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唐至宋经历着重要的社会变迁过程，出现了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对于这一进程的认识，既关系到唐代历史与宋代历史的基本定位，也关系到对于整个中国历史走势的把握。

从东汉到唐前期，人们对于家世背景的重视逐渐淡化。到了宋代，对于一些没有世代为官的稳定家世背景的士人而言，前途要靠个人经营与相互扶持，因此彼此间的交游往来成为形成士人圈子的重要方式。相较于前代，士人群体更加重视同道、同好之类的关系，友人、同僚之间的诗文唱和，在宋代蔚为风气。彼此间的“同声相应”，成为士人关系网络形成的重要途径。

宋代文化氛围比较宽松，士大夫既关心学术文化又关心政治时务。学问中往还辨析，切磋琢磨；临时事争抒己见，意气风发；在多种交往中发展起不同层面的联系。在不同的空间场合、不同的文化氛围中，发展出丰富的生活方式，也展现出士人的多样性情。

士人群体活跃，“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大师、精英辈出，社会充满活力。

雅俗兼资的涵养与意境

陶晋生《宋辽金元史新论》：“这一时代里中国人并重理想与现实，兼备雅与俗的口味。” 

两宋时期，承平与战乱交互，社会环境多变，艰困忧患与繁荣辉煌交错并存。与之相应，我们也看到文人群体的多元、生活内容的多元，以及艺术品味的多元；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既有征战中的激昂慷慨，也有日常生活中的世间情怀。在艺术旨趣上，“雅骚之趣”和“郑卫之声”同存，世俗匠画和文人画双峰并峙，文人作品中不乏世俗关怀，市井作品里也可能充溢着书卷气息。种种现象，都呈现出宋人生活中一体多面、雅俗相依的双重文化性格。

文人心态的成熟与稳健，使得宋代艺术别有韵致，如书画讲究“平淡天真”，瓷器以不饰彩绘的单色釉为人所重，崇尚纯净素雅、不饰雕琢。与隽永雅致的瓷器并存的，也有书写着“忍”“招财利市”之类世俗字样的器物。这种大俗大雅的并存融通，生动体现出贯通两宋的文化风情。

结   语

理解“游于艺”，一方面要看到“艺”并不专指艺术，它还指技艺，即文化创作方式；另一方面要看到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前提之下才谈得上“游于艺”。

新与旧，雅与俗，复古与创新，都体现着宋代士人的文化实践。他们“游于艺”的趣味志向，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精神追求中得到了升华。所以，“游于艺”既是儒家传统理念的组成部分，也是士人群体的理想境界、生活方式、修养方式。宋代士人通过一些“游于艺”的活动，声气相求而彼此激励促进，其间也渗透着他们的雅俗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