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冬梅是研究宋史的，她向外国学生作自我介绍时，一般会告诉他们，她的赵和宋的赵是一个赵，他们往往会很配合地 " 恍然大悟 " 说：" 啊，princess（公主）！"

今年 7 月，有网友在微博提出宋史专著《天潢贵胄》一书中，宋朝宗室赵令穰的名画《湖庄清夏图》被直译成了《清夏江乡图》。

赵冬梅正是这本书的译者。她没想到，一本十几年前翻译的作品，至今仍有人在关注、在讨论。" 艺术史我当年确实毫无涉猎，也无如今日之海量电子资源可以凭借，错漏之处，必不止此两端，还请指出，是译者之荣幸，亦读者之佐助。" 赵冬梅很快转发并回应了这条批评她的微博。

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高级访问学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北大分校客座副教授；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2012 年、2013 年，登上央视《百家讲坛》栏目，讲述《千秋是非话寇准》《司马光》 并出版相关图书。著有《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武道彷徨：中国古代的武举与武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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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冬梅与 "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 结缘于 2000 年左右。

当时，一位前辈推荐她看看《天潢贵胄》这本书，认为值得译介过来。这是美国人写的一部宋代宗室史，赵冬梅看了，觉得题目很新颖，此前还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专门研究。

翻译不成问题，可翻译出来怎么出版呢？于是赵冬梅通过阎步克先生，找到 "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 的主编刘东，径直说出了希望刘东能将这本书纳入 "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 出版的想法。

当时赵冬梅刚刚博士毕业留校，没有翻译过一个字，发表的东西也非常少，但刘东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 好，你译吧 "。

《天潢贵胄》翻译到一半的时候，赵冬梅又看到了《中国转向内在》，并被作者刘子健先生行云流水般的思想迷住，于是她就先译出了《中国转向内在》，然后才把《天潢贵胄》译完。最后，这两本书都作为 "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 中的一种，分别于 2002 年和 2005 年出版。

《中国转向内在》一出版，研究宋史和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人，就把这本书当成是开给研究生的必读书。作为一部名著的译者，彼时的青年学者赵冬梅 " 也跟着沾光有名了 "，" 我出去开会，人就会介绍说，这是赵冬梅，这是《中国转向内在》的译者。就是她译的，译得很好。"

赵冬梅说，现在回想起来，这两本书对她写作的影响也是极大的。

比如《天潢贵胄》，谈的是宋朝宗室大家族 319 年间的历史。这里面不仅涉及到宗室制度研究，还有社会史、文化史研究，所有这些专门研究，都被作者融入到了宗室三百年兴衰沉浮的故事中去。

" 我后来做宋代人物的研究，做寇准、做司马光，是受这个的影响。我得承认，它是我作为一个译者得到的额外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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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赵冬梅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千秋是非话寇准》而被广大历史爱好者熟知。

观众形容她是 " 兼具优雅与知性的最美主讲人，因为她爱上了历史 "，地面讲座场场爆满，拥有千万粉丝。

不管是宋史学界的同行，还是北大历史系的前辈、老师，反响也都非常的好。北大历史系主任张帆教授说：" 论当代历史学者，功底扎实而又贴近公众的，赵冬梅当之无愧。历史在赵冬梅的声音中复活。"

感受到鼓舞的她，2013 年再次登上百家讲坛开讲《司马光》。这一次，关于司马光到底有没有砸过缸的问题，甚至引发了一场民间大讨论。

上电视去讲历史，北大历史系，赵冬梅是第一位。

一个象牙塔里面的女人要走到塔外边去的时候，通常会要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不适应。更何况是出身北大历史系这样 " 总体取向高深，与花花世界保持距离 " 的百年老系。

既要讲得通俗，又要保持历史学的尊严，赵冬梅深知 " 非常非常之难 "，" 但我为什么又去了呢？因为历史知识要分享。"

赵冬梅对自己的定位，第一是要讲 " 对 " 的东西，第二才是要 " 好听 "。寇准的故事简单，比较容易好听。而讲司马光，有时候一整集都在讲司马光的一篇奏札，因为它重要。

虽然两次讲的都是历史人物，实际上，寇准和司马光，都是她的一个大的写作计划的一部分——寇准是北宋第一代政治家（打天下的那一代，赵冬梅称他们为 " 零代 "），范仲淹是第二代，司马光、王安石是第三代，后面苏轼、蔡京是第四代 …… 赵冬梅想通过不同代际的政治家的命运沉浮，呈现北宋政治文化的兴衰脉络。

所以，赵冬梅的寇准和司马光，讲的不是 " 一个人的故事 "，她铺得很开，事件、制度、文化、社会生活等等，尽可能立体呈现。

要得多，就做得慢。司马光的录制时间拖了四年多，在 " 百家讲坛 " 的历史上可能是最长的。

赵冬梅口中的宋朝是这样的：有一个可以商量的皇帝，不同的意见在朝堂上是可以共存、可以讨论的。而且宋代有批评的制度，有专门负责批评的官员，关键是它有一种包容意见的氛围。这是 " 好 " 的宋朝。

当然，宋朝的好，并非一切人一切事一切时间都好。王安石变法之后，大宋走向了下坡路。" 变坏了 " 的宋朝政治文化和来自北方的落后文化杂交，最终造成了近代以前中国政治文化的样子。

" 宋朝的好，在宋朝就已经走了下坡路。我唱的不是赞歌，也不能算挽歌，我想找寻的是变化轨迹，是背后原因。" 这是她的大目标。

作为一个宋史研究者，赵冬梅其实是赞美它的，但再赞美她也知道它仍然是帝制时代的一种宽容政治，它所有的根基是皇帝的宽容，当皇帝决心收回宽容的时候，那就谁也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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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会有朋友抗议，说她把宋朝说得太好了。可她觉得，宋朝的好，说得还远远不够。

" 毫不夸张地说，北宋是中国读书人最好的时代。赵宋家法，对于‘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这一点有清醒认识。所以，你看寇准、范仲淹、司马光、苏轼这四代读书人，都是腰杆挺直、目光坚定。就连他们的业余生活，也是充满创造力的，美的，雅的。"

近代以来，中国人不喜欢宋朝，更喜欢那些强盛的、具有扩张力的朝代，比如汉，比如唐，甚至是蒙元。

这种认识的产生，在赵冬梅看来，一方面是因为近代以来我们屈辱得太久，需要心理补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误解。包括学术界在内，对历史的了解过于片面，缺乏深入的研究。

" 比如大家都觉得宋朝不能打，真的不能打吗？我自己研究过宋朝的军事管理制度，宋朝军队的管理肯定是有各种各样问题的。但是，你看中国历史上的北南关系——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华夏帝国的关系，什么时候是南方一家说了算呢？只要北方是统一的草原帝国，南方基本上都很难抗衡。冷兵器时代，农耕民族对抗游牧民族，难！从这个意义上说，宋朝的战绩真不算坏。从世界范围看，抵御蒙古人时间最长的，就是宋朝。"

这个夏天，赵冬梅在 " 喜马拉雅 FM" 上开了一个声音节目 " 北大赵冬梅讲中国史 "，讲中国的制度、文化和社会生活，就是希望把这些认识的盲区扫一扫。

【对话】

宋史研究，国际化程度非常高

读品：在您看来，宋代有哪些政治文化制度值得后世借鉴？

赵冬梅：太多了。陈寅恪先生说，" 华夏民族之文明，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又说中华文化学术 " 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 宋朝制度政治文化的要义，简单地说，就是统治集团有底线、有理想，权力知道克制，故其政治能宽容、给自由，精英有思考力、担当精神和创造力。

读品：史学界有一个观点 " 崖山之后无中国 "，对此您怎么看？

赵冬梅：我不能同意，什么叫 " 无中国 " 呢？中国一直都在，而且还变大了，对吧？我更倾向于说，宋代以后，金元以降，中国发生了文化转型，在很多方面开了倒车。北宋在王安石变法以前，曾经出现过帝制时期儒家政治文化的最好成绩，简单表述的话，应当是 " 有纠错机制的宽容政治 "。但是，这种状态，到王安石变法就已经走下坡路，很多制度被破坏，政治上越来越专制，士大夫的话语空间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挤压。这种内在的恶化趋势，与来自北方的相对落后的政治文化结合在一起，构成了金元明清政治文化的主调，国家治理的水平大幅滑坡，再也没有回到宋朝的水平。

读品：宋史研究为何要关注海外同行的研究成果？

赵冬梅：就宋代历史研究而言，它的国际化的程度是非常高的。传统上，中国人对于宋代的评价其实并不高，我们比较重视汉唐。对于宋朝的重新评价，是进入 20 世纪以后才出现的。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把宋朝作为东洋近世的开端，就是说从宋朝起，中国进入了他的 modern times。陈寅恪先生则认为，未来华夏文明的复兴，应该是带有宋朝元素的复兴。也就是说，重新评价宋朝，是 20 世纪以后海内外同时开始的。但是从 50 年代之后，海外和海内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海外是继续发展，不断深入；但是大陆的宋史研究处在一个相对停滞的状态。到了 80 年代，我们重新开始宋史研究的时候，海外学者其实已经拉下我们一大截，那这样你当然要去学。如果你现在让我评价，我会认为经过 80 年代到现在长时段的发展，海内海外的宋史研究，处在一个各有千秋、各有它领先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讲，那我们当然要重视海外同行的研究，因为我们是在一起推进宋史研究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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