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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日子里(二)
来源:《难忘的岁月》  作者:周建武  日期:2018-11-02


秋收时节,全团所有的人都去支援农业连队收割秋粮。小麦一般由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完成,大豆常常由人工收割。北大荒的土地一望无际,黑得流油。老职工们说,这里的土地是种什么长什么。真的,那些大豆长得特别粗壮、高大,机械往往收割不净,如果赶上雨水多,重型机械下不了地,人的因素就会被无限放大。那个年代,很多过左的口号时不时地挂在嘴边,什么“小镰刀打败机械化”、什么“兵团战士真勇敢,战天斗地不信邪”之类的语言经常喊得震天响。最累最苦的活要数割大豆,一垄地长的一两公里,短的也有一里多,不割到头,你就别想休息,腰酸痛得就像断了似的,好不容易割到地头,想要休息一会儿,一看别人换一垄又干开了,你只能咬着牙 跟着干。那个时候,谁要是落在后面,那绝对是一件丢人的事,而且连里也要因此开会批判你,真是想要落后都不行。成熟的大豆壳,都有一个尖锐的角,手抓豆梗时,尖角往往就扎入手指里,当时还觉不出什么,晚上回去,整只手都是角刺,坐在炕上用针挑,满手血迹斑斑。女孩子为此痛哭流涕,自不必说。就是一些男孩子,也会偷偷掉几滴眼泪。第二天你还得照常下地,去割那望不到尽头的大豆。每当这个时候,大家盼望的不是吃肉,不是家人的来信,而是盼老天下雨,下得时间越长、越大越好,因为这种时候,就不用再下地了。当然,不下地也不会闲着,大家坐在一起学习“斗私批修”。

 

  在山沟沟里呆久了,就十分想到集镇逛逛。100 多里外的林区小镇东风,离我们最近,是大家想去的地方。一天,记得那是一个阴沉沉的天气,连队要到东风拉煤,任务派到我们头上,大家一商量,正好借此机会去拍个照,离家已快半年,家里早就想死我们了。十来个人换好了衣服,就上车出 发。东风是一个纯粹的林区小镇,四面群山环抱,汤旺河水静静地绕城而过,一条日伪时期修建的铁路,沿着汤旺河穿越在小兴安岭的绵绵群山之中。不久前,一趟趟知青专列就是在这条铁路上,把杭州、哈尔滨、佳木斯、天津等地的数千年轻人送到这里,在黑龙江边安营扎寨的。老百姓的住房大多是就地取材,以木质结构为主。沙石路面的街道有些冷清,车稀人少。不过对我们这些近半年没出山沟沟的“山里人”来说,已经称得上繁华了。装完煤,拍完照,吃完难得丰盛的午饭,已经是下午。天上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等我们往回走时,雨开始变大。大家都没带雨具,运煤车是敞篷的,没有遮拦,只好硬着头皮挺着。秋雨,被风裹挟着,一阵紧似一阵地打在我们的身上,衣服很快都湿透了。 周围是茫茫的原始森林,根本没有避雨的地方,大家紧紧地挤在一起,用各自的体温温暖对方。有谁提议,唱几段“样板戏”鼓鼓战胜风雨的勇气,大家立刻附和。真是触景生情,同伴们不约而同地想起 了《沙家浜》里郭建光的一段唱词:“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挺然屹立傲苍穹,八千里风暴吹不倒,九千个霹雳也难轰……”激昂的歌声回响在茫茫林海,确实给人以一种振奋感。唱起这些激越的唱段,那高亢的旋律,还真的暂时让人忘记了寒冷。就这样,凡是 会唱的样板戏唱段,几乎都唱了个遍!

 

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听到汽车响,所有的人都从帐篷里迎了出来(到北大荒的前三年,住的都是帐篷),把我们一个个从 车上搀扶下来。这时大家几乎都已冻僵,连话都说不出来。那年夏天,我得过一场痢疾,病得不轻,因治疗得不彻底,变成了慢性肠炎,每天都要吃药,体质有些虚弱。这天经过长时间风雨的折磨,已无法挪动脚步,是大伙儿把我从车上架下来的。留守的战友们早已把炉火烧得通红,准备了一锅滚烫的红糖姜汤,一块块热毛巾帮我们擦拭身上的雨水,一件件不知是谁的衣服递到我们手上。战友们像兄弟姐妹一样一遍又一遍地嘘寒问暖,弄得我们这帮车上的“好汉”感动得抹起了眼泪,一种“家”的温暖油然而生。如今,虽然已经过去 30 多年了,但是那一天的情景,从来都没有在我的记忆里抹去。

  

在北大荒,曾经有过对前途的迷茫,有过对人生道路的彷徨,甚至绝望,不过这一切,都挺过来了。北大荒严酷的自然环境,恶劣的生存条件,人与人之间率真、直白的人际关系,锻炼了我的体魄和毅力,养成了敢于直言、嫉恶如仇的性格。1974 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生从此有了新的坐标。这一年,我当了连队的司务长, 一干就是 5 年,其间虽有单位调动,职务依然如故,直到 1978 年底。

  

在北大荒,我有“书呆子”的雅称。无论走到哪里,身边都要带几本书,在车上、在地头,有空就翻翻书。“文革”那几年,没学到什么东西,除了《毛泽东选集》和马、恩、列、斯的著作,两报一刊的社论、文章,以及少得可怜的“革命”文学作品,就很少有别的什么。上世纪 70 年代初,上海出了一套数理化教学丛书,我立刻托家里搞到一套,有点如获至宝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我肚子里的一点“墨水”,还多亏了那时“书呆子”的劲头。

 

  高考恢复的第二年,我参加高考,被录取到黑龙江双鸭山市的一所师范学院,但家里坚决不同意,并且为我办好了返城手续。1979 1 月,我回到了阔别十年的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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