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时节，全团所有的人都去支援农业连队收割秋粮。小麦一般由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完成，大豆常常由人工收割。北大荒的土地一望无际，黑得流油。老职工们说，这里的土地是种什么长什么。真的，那些大豆长得特别粗壮、高大，机械往往收割不净，如果赶上雨水多，重型机械下不了地，人的因素就会被无限放大。那个年代，很多过左的口号时不时地挂在嘴边，什么“小镰刀打败机械化”、什么“兵团战士真勇敢，战天斗地不信邪”之类的语言经常喊得震天响。最累最苦的活要数割大豆，一垄地长的一两公里，短的也有一里多，不割到头，你就别想休息，腰酸痛得就像断了似的，好不容易割到地头，想要休息一会儿，一看别人换一垄又干开了，你只能咬着牙 跟着干。那个时候，谁要是落在后面，那绝对是一件丢人的事，而且连里也要因此开会批判你，真是想要落后都不行。成熟的大豆壳，都有一个尖锐的角，手抓豆梗时，尖角往往就扎入手指里，当时还觉不出什么，晚上回去，整只手都是角刺，坐在炕上用针挑，满手血迹斑斑。女孩子为此痛哭流涕，自不必说。就是一些男孩子，也会偷偷掉几滴眼泪。第二天你还得照常下地，去割那望不到尽头的大豆。每当这个时候，大家盼望的不是吃肉，不是家人的来信，而是盼老天下雨，下得时间越长、越大越好，因为这种时候，就不用再下地了。当然，不下地也不会闲着，大家坐在一起学习“斗私批修”。

　　在山沟沟里呆久了，就十分想到集镇逛逛。100 多里外的林区小镇东风，离我们最近，是大家想去的地方。一天，记得那是一个阴沉沉的天气，连队要到东风拉煤，任务派到我们头上，大家一商量，正好借此机会去拍个照，离家已快半年，家里早就想死我们了。十来个人换好了衣服，就上车出 发。东风是一个纯粹的林区小镇，四面群山环抱，汤旺河水静静地绕城而过，一条日伪时期修建的铁路，沿着汤旺河穿越在小兴安岭的绵绵群山之中。不久前，一趟趟知青专列就是在这条铁路上，把杭州、哈尔滨、佳木斯、天津等地的数千年轻人送到这里，在黑龙江边安营扎寨的。老百姓的住房大多是就地取材，以木质结构为主。沙石路面的街道有些冷清，车稀人少。不过对我们这些近半年没出山沟沟的“山里人”来说，已经称得上繁华了。装完煤，拍完照，吃完难得丰盛的午饭，已经是下午。天上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等我们往回走时，雨开始变大。大家都没带雨具，运煤车是敞篷的，没有遮拦，只好硬着头皮挺着。秋雨，被风裹挟着，一阵紧似一阵地打在我们的身上，衣服很快都湿透了。 周围是茫茫的原始森林，根本没有避雨的地方，大家紧紧地挤在一起，用各自的体温温暖对方。有谁提议，唱几段“样板戏”鼓鼓战胜风雨的勇气，大家立刻附和。真是触景生情，同伴们不约而同地想起 了《沙家浜》里郭建光的一段唱词：“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挺然屹立傲苍穹，八千里风暴吹不倒，九千个霹雳也难轰……”激昂的歌声回响在茫茫林海，确实给人以一种振奋感。唱起这些激越的唱段，那高亢的旋律，还真的暂时让人忘记了寒冷。就这样，凡是 会唱的样板戏唱段，几乎都唱了个遍！

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听到汽车响，所有的人都从帐篷里迎了出来（到北大荒的前三年，住的都是帐篷），把我们一个个从 车上搀扶下来。这时大家几乎都已冻僵，连话都说不出来。那年夏天，我得过一场痢疾，病得不轻，因治疗得不彻底，变成了慢性肠炎，每天都要吃药，体质有些虚弱。这天经过长时间风雨的折磨，已无法挪动脚步，是大伙儿把我从车上架下来的。留守的战友们早已把炉火烧得通红，准备了一锅滚烫的红糖姜汤，一块块热毛巾帮我们擦拭身上的雨水，一件件不知是谁的衣服递到我们手上。战友们像兄弟姐妹一样一遍又一遍地嘘寒问暖，弄得我们这帮车上的“好汉”感动得抹起了眼泪，一种“家”的温暖油然而生。如今，虽然已经过去 30 多年了，但是那一天的情景，从来都没有在我的记忆里抹去。

在北大荒，曾经有过对前途的迷茫，有过对人生道路的彷徨，甚至绝望，不过这一切，都挺过来了。北大荒严酷的自然环境，恶劣的生存条件，人与人之间率真、直白的人际关系，锻炼了我的体魄和毅力，养成了敢于直言、嫉恶如仇的性格。1974 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生从此有了新的坐标。这一年，我当了连队的司务长， 一干就是 5 年，其间虽有单位调动，职务依然如故，直到 1978 年底。

在北大荒，我有“书呆子”的雅称。无论走到哪里，身边都要带几本书，在车上、在地头，有空就翻翻书。“文革”那几年，没学到什么东西，除了《毛泽东选集》和马、恩、列、斯的著作，两报一刊的社论、文章，以及少得可怜的“革命”文学作品，就很少有别的什么。上世纪 70 年代初，上海出了一套数理化教学丛书，我立刻托家里搞到一套，有点如获至宝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我肚子里的一点“墨水”，还多亏了那时“书呆子”的劲头。

　　高考恢复的第二年，我参加高考，被录取到黑龙江双鸭山市的一所师范学院，但家里坚决不同意，并且为我办好了返城手续。1979 年 1 月，我回到了阔别十年的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