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江的头一年实践，使我从小就立下的一个志向又重新复萌了，这就是当诗人、当作家。这个志向一度遭到极“左”路线的扼杀。当我第一次跨进南开大学的校门时，我便宣称“上中文系的目的就是要当大作家”，立即受批评。由于我性格直爽、容易轻信，按“上级” 要求几次暴露思想，被扣上了“一心想成名成家”、“重业务轻政治”、“走白专道路”等帽子，大学五年多次受到批判。毕业分配时本来安排我去北京《文艺报》，但结果将我“调包”到浙江省，说是到杭州大学中文系当助教，却不料到了浙江又变了，不是去杭州大学而是去中学。一连串的打击和挫折，使我产生了逆反心理：不是批我“只专不红”吗？那我就来个“只红不专”，所以毕业后下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我非常卖力，连续被评上工作队、社教分团、社教总团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比原班级的同学都早。这次到黑龙江，虽然艰苦但是新鲜、虽然简陋但是丰富的生活，触及了我的灵魂、触发了我的灵感，我又技痒难耐想写东西了。当一个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不是很好吗？说实在话，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申请来黑龙江，是为以后打下基础从事文学创作，起码在潜意识里是这样的。

　　我也有过动摇。那是在我刚到三村大队的时候，有个别社员对我的行动不理解，认为：“大学生下农村，吃亏，大材小用”；“放着大城市不蹲，跑到边疆来喂蚊子，活受罪”；“年龄不小了，现在还不找对象，不嫌冷清吗？”有个犯过错误的干部甚至说：“姓龙的是来参观旅行、体验生活的，不出一个月，就得滚回杭州去。”少数知青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骂我“投机”、“镀金”、“想捞金条”，有个外公社的甚至威胁我：“你少管闲事，当心老子揍死你！”面对这些干扰，我一度感到苦恼，有些后悔不该到黑龙江来。但经冷静思索，我又感到与自己的大目标相比，这些议论根本不值得一提，这些干扰也不算什么。绝大多数社员和知青是理解我的，三村公社和同江县革委会以及省、地、县安置系统都希望我长期留下，几批浙江省知识青年慰问团来北大荒慰问时，皆认为有一个教师在这里对知青的稳定大有好处，均毫无保留地支持我的决定。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于第二年（1970 年）3 月回到杭州时，再次提出长期留在黑龙江的请求。

　　开头学校革委会不同意，因为目前 14 个委员只剩下了 5 个。同事们也挽留我，担心我的身体吃不消。但市上山下乡办公室负责人同意了，并以该办公室的名义发出了公函。我又找到市教育革命组负责人，取得了支持，市工宣队办公室也同意了，为我办理工作调动手续。

　　我第二次重返同江，本来是想回三村大队继续插队当社员的，没料到一抵达同江，县革委会就不放我了，任命我为县共青团组负责人，筹备成立共青团同江县委。以后又调我到乐业公社、县革委会办公室、县委宣传部任职，期间娶妻生子、安家立业，在北大荒度过了 10 个春秋。

　　1978 年 10 月，我调回杭州，在浙江省文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