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家庭有历史问题，不可重用。”

孙昌建：李老师好，今天我们的采访主要围绕这几个内容：第一是您的个人经历，包括学术经历;第二是今天上午您讲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内容，这个内容既有历史性又有当下性，我们也非常感兴趣；第三是您本来要讲的卫匡国和他的《中国新图志》，这跟我们杭州有直接关系；最后一个是杭州城市的保护和发展，请您从历史的角度谈谈看法。

李孝聪：一直有人认为我是北京人，因为口音像北京胡同里的，实际上我是四川人。1947年1月，我生在四川成都。我父母都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父亲是牙医学博士，母亲读的是社会学。我出生一年以后，也就是1948年，父亲得到北大医院的聘书，要去北京工作。我和母亲也跟着到了北京。此前，我母亲在华西大学的博物馆工作，担任人类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的英文秘书，到北京以后进入北京市统计局工作。

我小学就读于北京师范学校第一附属小学，又叫北师一附小，是一所声誉卓著的学校，现在好像改名为北京市西城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学校离我家很近，我是就近入学的。我读的中学是北京第十三中学，前身是天主教辅仁大学附属男子中学，“文革”以后改为男女混收，但还叫十三中。上初中时，我比较老实，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三年都是全优，毕业拿到了金质奖章。拿到金质奖章可以保送上高中，当时学校希望我继续在本校读书，所以我在十三中一共待了六年。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学校就停课了，但我一直待在学校里头。等到1967年底1968年初，开始找工作的时候，不管是在北京的工厂还是到青海的“三线”工厂，都没我的份儿。我想去云南的农场也不行。有一天，我在教学楼里碰到了我的初中班主任，他说：“李孝聪你最好自己找一个地方，你档案里头有东西，哪儿也去不了。”他也没跟我说是什么东西。多年以后我知道了，写的是：“此人家庭有历史问题，不可重用。”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是母亲的朋友受“胡风事件”拖累而牵连了我们家。

“我是自愿去西藏的……”

孙昌建：那您怎么后来去了西藏？

李孝聪：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任何出路，只能背水一战。自己要求到最艰苦最边远的地方去，所以 “自愿支边”，决定去西藏。我为什么要去西藏呢？这是受了我舅舅宋蜀华的影响。他早年毕业于华西大学，曾留学澳大利亚，专攻民族学，后来担任过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中国民族学学会会长。1950年，他随十八军进藏，开展民族调查工作。看他拍的照片，听他讲在西藏的见闻，我对西藏有了最初的了解。

1968年10月，我们几个同学到了拉萨，心气儿很盛。找到当时的西藏自治区革委会，也找到军区，说我们要支边，要给守卫中印边界的解放军送弹药，要直接到农村去。我们先到拉萨东边达孜县的一个公社体验生活，跟藏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早晨日出而作，修一天水渠，日落而归。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回到拉萨，又等了一两个月，被派往拉萨南面50公里左右的军区政治部农场劳动锻炼。在政治部农场待了一年，从冬灌到春耕到播种到中耕，然后到秋收，完成农业生产整整一年的全部作业。

到了1969年底，我们得到消息：西藏自治区的石油地质普查工作要上马。当时，在西藏成立了国家地质部第四普查勘探大队（简称“四普”）,“革委会”尹志云秘书长就把我们这批北京来的知青全部安排进去。于是，1970年2月我成了工人，就是地质部第四普查勘探大队的学徒工。我们20个北京知青，所有的男生都到钻井队，所有的女生都到物探队。后来我从学徒工转正，变成一级工，又变成二级工。

钻井队的工作是艰苦的，我在工作中非常卖力气，同时我又比较有技巧，毕竟是高中毕业，机器各方面出了问题，我能帮着师傅修，很快就被我们队的队长看中了。干了两年钻工以后，我就被调到动力部门做柴油机工。工作环境也不一样了，原来经常弄得一身泥,现在只是在后边负责维护三台柴油机，这样又干了四年。

1976年的时候，勘探大队实验室需要人，又把我调到实验室。实验室做什么呢？分析样品，分析地质钻探队取得的岩心。当时从南京大学的古生物系来了一个毕业生，他缺一个助手。进入实验室以后，我就做了他的助手，在实验室学会了孢粉分析法。孢粉分析法是在瑞典发明的，是分析地层、判断古环境的一种很有效的办法。在实验室我又干了三年，这就到了1978年的高考。我参加了当年的全国高考，当时自己也没想到就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录取了。

孙昌建：历史学系是您自己报考的吗？

李孝聪：对，当时西藏自治区要求在西藏地质队的考生只能报文科、师范和地质，实际上还是希望你学完后能够回来。地质属于理科，理科我不愿意报的话就得报文科，文科只有两个，要么就是师范。我当时报的第一志愿还不是历史，而是复旦的新闻系。报新闻专业是因为我喜欢游历，做新闻工作可以到处跑。历史我也喜欢，我爱看历史书，所以第二志愿报的是历史学专业。第三志愿报的是西藏民院，这是师范性质的，肯定能考上。我考上北大，具体专业是中国古代史。今天开会的里面就有我的同班同学卢向前、荣新江，还有邓小南、阎步克、王小甫也是我们班的。

“历史学系从来没有搞地理的……”

孙昌建：如果以上是成长之路，接下去就是怎么走上历史研究的学术之路了，现在说说您进入北大之后的事情。

李孝聪：我在入学的时候已经是老大哥了，进去就做了班干部，大三时做了历史学系的学生会主席。毕业那会儿就有个工作选择的问题，学校希望我留下来，留校做团委书记或者做学生工作部部长。我说我年龄大了，三十多岁了，不适合我。又让我去统战部，统战部我也觉得非我理想之地。这时候北京市委来找学校说，市委政策研究室要人……正在我彷徨之际，我的同学，邓小南的父亲宋史大师邓广铭先生找到学校说想要我这个人。

邓先生为什么要留我？邓先生说过治历史学要有四把钥匙，一把是年代学，一把是书目学，第三把是职官，第四把就是地理。他说四把钥匙现在缺一把，历史学系从来没有搞地理的。为什么我被他看中？邓先生是从女儿邓小南口中知道我的，当时我读大三。邓小南跟他说我对地图感兴趣，而且也会画地图。邓先生就把我叫到他们家，他当时正在修订《辛弃疾传》《岳飞传》，就让我给他画地图，作插图用，诸如岳飞进攻的路线、金兵南侵的路线。这个对我来讲不困难。在他家里头，我在画的过程中他就指点我要看什么书。因为地图不是一条线随便画，打仗的时候军队怎么走，要查阅大量文献才能确定沿途的地名。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拿今天的地图来看，哪儿看得出金朝、宋朝时候的地名啊。那时候谭其骧先生的历史地图集没有公开出版，但是邓先生有征求意见的内部版中国历史地图集。我对照他家里的1933年申报馆刊印的《中国分省新图》，解决了岳飞绍兴六年（1136）自襄阳府经唐州、牛蹄下蔡州的路线。邓先生对我画图的工作很满意，在这种情况下我也萌发了对历史地图的兴趣。因为我在野外工作过十年，也自学了地质，他一定要把我留下来，做他的助教。

这个时候，荣新江、邓小南、彭小瑜他们都考研究生了，我还是个本科生，将来会比较麻烦。邓先生说你也要考研究生，我报考的导师是侯仁之院士，跟谭其骧先生一样都是很有名的院士。侯先生偏向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及自然科学的分析方法。他当时不喜欢纯学历史学的人，他以为我只懂历史学，要考我高等数学，我没学过高等数学，当然考不上了。我留校以后，有一次邓先生和侯先生见面，邓先生跟侯先生说他身边这个助教很好，侯先生说知道我考他的研究生，以为我只懂沿革地理。邓先生说我不是只懂历史，我还在地质队工作过。侯先生就把我叫到家里头聊天，他问我：还想考我的研究生吗？我说怎么不想考啊。

第二次考研究生之前，侯先生和管招生的副系主任黄润华教授一起问我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在西藏做什么，我说我是地质队找石油的。侯先生问：“西藏有油吗？”我说有。他又问：“什么时代的？”我说这是老第三系和新三系地层之间的油层。纯学历史的学生一般回答不出来这个问题。老先生那时候七十多岁，眼睛就亮了，他说你还知道这个啊。然后他就用英语考了考我，我还可以。他又问我还会什么，我说会孢粉分析。这时他站起来了，“孢粉分析你也懂？”老先生当时正对区域环境变迁研究感兴趣，用地层中的孢粉组合可以分析复原古代的环境，他要建一个孢粉实验室。当时他就跟黄主任说：“要了要了，让他参加考试，不要考他高等数学了，让他考中国古代史，考通史，然后再考政治和外语。”就这样我考上了侯先生的研究生。考进去以后，侯先生马上就发现我比他身边现有的研究生都管用，为什么？因为我有实践经验，我会画地图。侯先生跟我说，你来了以后历史课就不要听了，考古专业的课你也听过了，再去听几门地理的课就可以了。这样我的知识背景就是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全都占了。那时候侯先生刚好跟谭先生一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前一位助手唐晓峰马上出国，建议我接手他的工作，让我也参与编城市地图的工作。我就一直跟侯先生编绘国家历史地图集的城市建设图组，从1987年开始到2015年，一共编了28年。我当时想这地图集要是三四年编出来，我还可以靠这个成果当个副教授，结果一编编了这么多年。直到今天我还是觉得这28年很值得，让我确定了学术方向，我觉得研究生期间能够参与导师的研究课题是十分有益的训练。

“我的学术领域比较宽，积淀的比较厚一点。”

孙昌建：那您的主要精力都在编地图上了？

李孝聪：跟侯先生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城市图组，奠定了我的学术方向是研究城市。但是，我也没有离开邓先生。邓先生后来就把中古史中心的主任给了研究宋史的张希清，我做了副主任。他是希望我做学问，让我做《宋史·河渠志》考证。如此一来，我的学术方向是什么呢？我跟侯先生研究城市，跟邓先生研究河工水利。后来我又进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前后做了四届，所以方志学也是我的一个治学方向了。另外，我又对丝绸之路和历代交通道路感兴趣。在编地图的时候侯先生跟我说：“你不仅要编现在的历史地图，中国古代画了很多地图，你要找来看，在中国看不着，就要到国外去看。”所以从1987年开始，我就准备到国外去搜集流散在海外的中国古地图。后来第一次出国到了荷兰莱顿大学，待了一年，然后又获得英国学术院的研究基金资助，到大英图书馆又待了一年，期间完成了我的第一部学术成果《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用中文和英文撰写。

孙昌建：英文版是您撰写的，不是翻译的？

李孝聪：我自己撰写，然后请一位澳大利亚学者帮我校一遍。这部书对我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极大。大部分学人只有国内学术界认识你，国际上没人认识你。但是研究地图学，必须让国外的人了解你。当时出国的经历，我到现在还受益无穷。我在荷兰莱顿大学的导师是欧洲最著名的两位汉学家之一荷兰的许理和教授（Erik　Zürcher）。在大英图书馆，我在地图部工作了一年，帮他们编出了一本中文藏图目录。这么一算，我的专业就有五个方向。所以，无论是做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还是做古地图，我都有所涉猎。关于地图的书我已经出了三本，一本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也是中文、英文对照；第三本是《中国长城志·图志》。另外，有关城市、地方志、河工水利、交通等方面都有专著和论文，这样我的学术领域比较宽，积淀的比较厚一点。

“搜集古地图，以图证史。”

孙昌建：刚才您讲了学术经历和专长，现在再讲讲您上午讲座中谈到的“海上丝绸之路”。

李孝聪：我原来专注于陆上丝绸之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我并不熟悉。研究陆上丝绸之路，我以前去过土耳其、叙利亚，去年又去了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所以中亚国家只剩下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伊朗，这陆路就全走了。我从2012年开始关心南海，这也是国家的需要，我主要用古地图和档案资料研究南海的一些争端问题。几年前伊朗德黑兰大学的乌苏吉教授在北大访学，一起研讨的时候，别人关心的多是文字方面的，我更关心当时的人怎么走，怎么走“丝绸之路”。乌苏吉教授说哪个地方有桥，我马上用谷歌地图把桥给定位了，包括哪里有驿站，路怎么走。我通过这些学习，应该说也打了一些基础。

孙昌建：您今天上午讲座中展示的地图，特别是来自国外的地图是您自己买的，还是复印或下载的？

李孝聪：有的是我买的数字化照片，有的是下载的。为什么我说我的地图不能随便给别人，因为有一部分和对方有协议，协议有使用范围——可以做研究，不可以用作商业或其他用途。

孙昌建：您刚才讲到有些地图是不让人看的？

李孝聪：国内不让看，国外是没问题的。我们国家目前来讲绝大多数图书馆和档案馆都不提供地图的阅览或使用，所以我不得不到国外去寻找古地图。为了开展相关研究，从1991年开始，这二十多年里我先后走访了十多个国家的几十个图书馆、档案馆，不仅仅为自己的研究，也为维护国家主权寻找地图上的证据，以图证史。

“卫匡国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孙昌建：接下来请您讲讲卫匡国和他的《中国新图志》。

李孝聪：关于卫匡国，我专门研究过他回欧洲走的路线：

1650年，受耶稣会中国教区会长阳玛诺（Manuel Diaz, 1574--1659）委派，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从杭州回罗马教廷传信部禀报在中国的传教士的情况。

1651年1月，卫匡国到达福建金门岛北部的安海，3月，搭乘中国商船从福建前往马尼拉，在吕宋盘亘了一年左右。

1652年5月，经望加锡（Makasar，今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西南端）来到巴达维亚（Batavia，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1653年2月，卫匡国从巴达维亚搭乘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nig 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的舰船启程前往欧洲，取道好望角，绕过英吉利海峡，在挪威卑尔根（Bergen）港上岸，然后经由汉堡（Hamburg）于1653年11月来到荷兰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刚好走的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卫匡国回欧洲除了向罗马教廷汇报，他还去了荷兰的莱顿（Leiden）。他为什么去莱顿？因为当时荷兰莱顿大学有一位汉学家霍利俄斯（J．Golius, 1596-1667），当时还不叫汉学家，姑且说有一位研究阿拉伯与东方的学者。这件事在卫匡国的日记里没有写，我推测他跑到莱顿是向那位学者请教并利用那里收藏的近百部中文书籍。因为卫匡国的《中国新图志》是根据明朝罗洪先的《广舆图》转绘的，又增加了当时罗马天主教会在中国各个教区的分布。卫匡国的地图一方面涉及天主教的分布问题，另外收录一些《广舆图》里面关于各省自然情况、政治情况、人口、城市和文化的描述。他会遇到一些文字上的困难，所以我推测他是去请教那位学者。

孙昌建：他不懂汉语吗？

李孝聪：他是能看懂，不然就没法在中国传教，但是他并不做真正的研究。他到莱顿待的时间不短，所以我推测是这样的目的，否则他何必绕道那儿去呢。后来他从荷兰又到了奥地利，然后才到了罗马，再回到阿姆斯特丹。他的《中国新图志》是在阿姆斯特丹由荷兰的制图师杨·布劳（Jean Blaeu）编绘地图后出版的。

孙昌建：从一位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卫匡国和杭州的关系，您觉得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挖掘？

李孝聪：来华传教士有很多，我不是专门做这方面研究的。我为什么对他有一点兴趣，因为他把中国的地图，通过转绘，把对中国地理真正的认识带到了西方。在他之前西方人的地图以及西方人对中国地理的认识是不清楚的，是模糊的，甚至有很多错误。“地理大发现”，特别是近代地理学，从洪堡开始，西方人认为都是通过探险来解决的。我觉得实地考察是一个层面，但不是唯一的。对一个地区内部情况的认识，还要通过当地流传下来的文字和图像材料。中国有历代传承的地方志，又有《广舆图》。《广舆图》的祖本是元朝朱思本的《舆地图》，但是我们现在看不到了。当时明朝有多种地图，《广舆图》是其中之一。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也好，卫匡国也好，包括利玛窦（Matteo Ricci），他们看的是不同的地图，所以他们得到的知识、资料是不一样的。我自己的研究认为卫匡国看的《广舆图》是比较早的本子，所以他的地图里面画的和他记载的内容比较准确。他的地图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刻印出来，改变了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所以欧洲人管他叫“中国地图之父”。

孙昌建：他达到了在他之前的人没有达到过的一个高度？

李孝聪：对，一个高峰，这是中西文化交流在地图上的一个反映。

孙昌建：在卫匡国之后，有没有比他更厉害的？

李孝聪：不能这么说，比如说还有一位波兰的神父，他曾经把一幅明代地图“偹志皇明一统形势分野人物出处全览”（现保存在波兰克拉科夫Cracovia）从福建带到欧洲去。当时又有其他的神父看到了，就照着那幅地图画，他们把这幅摹绘的地图带到了英国，然后又出现了跟它模样差不多的图。但那是一张一面墙大小的单幅地图，跟他的《中国新图志》不一样，没有这本地图集详细了。通过地图以及和地图相关志书的西传，就可以看到人类科技文化的交流，包括你刚才问的传教士起的作用。卫匡国在杭州生活了这么多年，他不是一位过客，所以卫匡国的《中国新图志》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历史上杭州始终是一座开放的城市”

孙昌建：接下来的问题也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您又是杭州文史研究会的顾问，那么就请谈谈杭州文脉和城市的发展，特别是城市国际化的问题。

李孝聪：这些历史文脉，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足迹都要保存下来。我一直认为中华文化是一种极具包容性的文化，尽管融合了多种对它有利的文化，但是它的根始终没变。不管是什么宗教进来，它有吸收、有借鉴，但中华文化有它自己的独立性。所以不能把自己包裹起来、封闭起来，没有这些外部文化传入，中华文化不会有更长足的发展。用经纬度控制的投影地图的绘制，就是靠着传教士传进来的。我们也有我们的方法，但不是说我们的方法就是唯一正确的。因为最后近代地图学还是在西方成熟起来的，但它吸收了东方文化。卫匡国也好，在杭州还有其他的人，像司徒雷登，都是在历史上帮助过中国人、起了很大作用的人，把这些相关历史遗址保存下来，杭州城才能够说是国际化大都市。

历史上杭州始终是一座开放的城市，从汉唐以来，经过宋元明清到近代，所有留下来的历史遗痕都应该深刻地挖掘出来。不能光在文字上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座城市，要让他们能够触摸历史，就是touch  history，能摸到它、看到它。我觉得现在中国城市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城市化太快。城市发展快，这是中国发展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很多有历史保存价值的建筑全被拆毁了。西方经历过这个阵痛，清醒过来才发现不能把代表城市历史的建筑全部拆掉。西方人已经从这个误区里出来了，我们不能再去走这条路，所以不论杭州还是北京，在整个中国城市迅猛发展的过程中，应该有意识地更多地保护城市留下来的史迹、建筑物，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都要留下来。即使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某位历史人物曾经在这儿住过，立个牌子——这个地方曾经是做什么用的，谁在这儿住过的。这样才能让人感觉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的历史是悠长的。不然的话，我看到的是什么呢？除了我们的皮肤和血液是中国的，吃的是面包，穿的是西服，哪有什么中国味儿啊。必须留下一些能够代表自己历史和文化的东西，当然我不是说非得复古，但必须要有意识地留存，所以我觉得杭州城市保护和发展要同步。

“择校不如投师”

孙昌建：我们再来聊聊您的几位老师吧。

李孝聪：我觉得有几位老师特别好，他不仅教给你学识，还教你做人。我说自己曾经是 “一仆二主”。我是一个“仆人”，二位主人一位是邓广铭先生，另一位是侯仁之先生。邓先生九十岁走的，侯先生一百零三岁走的。两位先生在世时，我常常去他们那儿汇报，老先生喜欢见我，也愿意听我汇报啊，所以投了名师是十分幸运的。 “择校不如投师”，这句话是洪煨莲先生说的。洪先生是侯先生的老师，他讲的意思就是上学要选择名校，但是择校呢不如投名师。现在的年轻人是只要择校不要择师。我有个学生当年有机会出国，非哈佛、耶鲁二校不去。意大利有地图，我介绍他去意大利罗马大学，后来很不情愿去了。

我当时第一次出国有三个机会，一个是美国中部的内布拉斯加大学，然后是日本早稻田大学，还有荷兰莱顿大学。我不知怎样选择，就问袁行霈先生，当时我们跟邓先生都在江西上饶开纪念辛弃疾的会。他说美国从建国算起，城市发展只有二百年的历史，不适宜去美国研究城市史。去日本，你日文不好，无法查阅资料，虽然日本资料很多，但是无法开阔眼界。我又和袁先生说我出国的目的：一是做中外城市比较，二是要做古地图研究，他说你当然要去莱顿了，许理和（Erik Zürcher）教授在那儿呢！当时莱顿提供的研究经费少，又不是那么特有名儿，但最后我还是选择了莱顿，许理和教授太有名了，给我今后的城市研究与古地图研究很多指引。这就是择校不如投师。

孙昌建：我只知道荷兰有高罗佩，我看过他的一些书。

李孝聪：高罗佩先生就是莱顿大学的，我还见过他夫人。西方汉学研究有一个最著名的杂志叫《通报》（T'oung Pao），《通报》的主编是由法国最著名的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教授和荷兰最著名的汉学家许理和教授两人一起做。《通报》相当于中国的《历史研究》，是国际汉学界的权威杂志，在《通报》上发论文影响很大。许理和教授一米八的个儿，见着我，话不多，中文说得不好。当时有一个地图史的国际会议，前十三届没有一个中国人去，那一届主办方答应给我一个邀请，这也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参加，许理和教授问我去谈什么，我说谈中国古地图。他马上就跟秘书说，多开给我一个月工资，让我做路费。那次会议上，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来的都是各个国家图书馆馆长、地图馆馆长，我统统跟他们都认识了。比如德国国家图书馆地图馆馆长Lothar Zogner，我跟他说一个月以后我到你那儿去，然后又跟法国、奥地利的地图馆馆长说我以后到你那儿去。最后我都实现了查阅他们收藏中国古地图的愿望，一共跑了14个地方。在这个过程中，我写出来了我的第一本书。因为年纪大，比别人起步晚，又耽误了十年，所以每到一个地方去我就觉得自己要有紧迫感，要赶快把该做的事做了，耗不起时间。我到各国图书馆、档案馆看地图，英文并不流利，但是跟他们交流，他们很高兴，因为从来没有中国人去查阅中国古地图，我去了就是第一个。

“我的动力是无穷的，我不知疲惫。”

孙昌建：李老师，最后问一个题外话，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不把研究历史仅仅当作工作和任务，而是真正产生了兴趣。

李孝聪：应该是在1987年左右，起因是侯先生把编国家历史地图集城市图组的工作交给我。侯先生研究北京，他跟我说大英图书馆有关于北京的地图，有机会要到国外去，把国外保存的中国地图都收集回来。我心想我哪儿研究得过您啊，您研究了四十年，我怎么也超不过您。但我答应着，我不能跟老师说我不干……侯先生让我编绘那些中国城市历史地图，结果他就全撒手了，全都交给我来做了。这样我才有了学术目标。我第一次去英国收集中国古地图和中外城市比较的资料，给英国人写信，申请英国学术院的王宽诚研究基金。我给他们提交一个proposal（研究计划），他们问我研究中国的城市还是英国的城市，我说要作对比，结果他们说这也用不着你来啊。英国人很不愿意把研究经费用在与他们无关的研究上，这样我第一次尝试失败了。我后来一想，就问大英图书馆有没有中国地图？他们说多的是，然后就向他们要了一份馆藏中国地图目录。寄过来一看我就乐了，目录是打字机打的，尽是错误，我只凭经验没看图就知道哪些地图的名称或年代不对，把那些错误都给改正了。这样机会就来了，我向大英图书馆提出帮助校订目录，而且把所藏的中国地图重新编目，接下来再收到的信就是热情的邀请信：欢迎我到英国做研究。从此以后，我就发现我个人的兴趣和我的工作，两者结合在了一起。我有时候跟年轻人讲，人必须要把个人兴趣和专业结合起来，你这一辈子活得才有意义，才有动力，而且这动力是永远的。你看我到现在七十岁了，我还有动力。每一次出国，我太太说：“你去哪儿回来就是一包资料，又做不完，你停得下来停不下来啊？”我把我的专业知识和个人兴趣契合到一起了，所以我的动力是无穷的，我不知疲惫。

（附记）

次日，杭州文史研究会组织专家学者赴径山寺考察，又与李老师同行，他又补充道：

昨天光说了我的治学经历，没有讲研究方法，实际上我的研究方法是文献、实地田野考察和地图三者结合起来。如果光有文献，没有实地考察就没有办法把地理结合到文字里面，史地是不分家的。那么现在又把地图加进去，当时人画的地图可能比后人整理的文献更具有原始性，所以地图很重要。这是我目前做历史地理研究比别人多的方法。比史学，我多出地理和地图；比地理学呢，我又多出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