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宮城正門與國家祭祀禮儀

      就大多數王朝而言，宮城位於都城的正中或北部，在宮城諸門中，正南門最為重要，它既是君臣出入宮城的主要門戶，同時也承載了不少禮儀功能，例如大禮之後頒宣赦書的儀式就在此處舉行。南宋初年，來自金朝的軍事壓力使趙宋政權無力在臨安新建宮城，只能將鳳凰山東麓的舊杭州州治改造為皇宮，形成了宮城位居都城南部的獨特格局。在這樣的空間配置下，宮城南門、北門的作用是否顛倒？這一問題不能不令人關注。楊寬認為：「南門麗正門作為正門，其實就皇帝到南郊祭天而言，皇帝只有到南郊的祭壇祭祀才經此門。……作為『大內』北門的和寧門，名義上是後門，實際上卻是主要的正門，因為臨安整個都城的布局是坐南向北的。」[1]寧欣也持類似的看法：「臨安城坐南朝北的布局，使得名義上為大內正門的麗正門實際上只相當於一個後門，皇帝僅到南郊祭天時走此門。和寧門雖然為『大內』後門，但由於杭州城宮城坐南朝北、又偏在南部的格局，此門面向內城外的廣大商業生活區，實際起到正門的作用。」[2]宮城北門在實際使用中成為主要正門的觀點看似頗有道理，其實似是而非，無法得到史料的支持。而且，南宋宮城雖然一反常態，位於都城的南部，宮城內部卻依然是坐北朝南，前殿在南，後殿在北。趙嗣胤另有一種新穎見解：和寧門面向城內的系統，麗正門對應城外的系統，都可以看作是宮城正門。[3]可是，所謂城內、城外兩個系統事實上並不存在。因此，麗正門、和寧門的功能和意義，特別是其與國家祭祀禮儀的關係，很有重新探究的必要。

      宮城南門、北門是在紹興十八年 (1148) 三月被命名為麗正門、和寧門，[4]不過，宮城南門的正門地位在此之前早就已經確立。這不僅體現在大禮完成後宣告大赦天下的儀式在此舉行，還因為它曾經是百官出入宮廷的唯一門戶。紹興三年二月高宗駐蹕臨安期間，在討論百官出入宮城南門的順序時，三省和樞密院就指出：「今止係行宮南門一門入出，雖遇六參等，止是後殿儀制，班次並與舊例不同。」直到紹興九年，才確定官員在上朝和退朝時從宮城北門出入宮廷：「九年四月六日，詔六部長貳今後朝退，許出行宮北門。其後又詔兩後省官如上儀。五月二十四日，詔赴朝官於北門裏廊上待班。」[5]南宋政權建立以來，朝會只在後殿舉行，百官改從宮城北門出入皇宮，顯然非常方便。隨著紹興十二年 (1142) 第二次紹興和議的最終達成，南宋政權獲得了喘息的機會，開始著手完善臨安的都城機能，在宮城改造上主要表現為兩座前殿的興建。當年十一月，高宗「命内侍王晉錫作崇政、垂拱二殿。時言者請復朔日視朝之禮，而行宮止一殿，故改作焉。崇政以故射殿為之，朔望則權置帳門，以為文德、紫宸殿，按射則以為選德，策士則以為集英。垂拱以故内諸司地為之，在皇城司北」。[6]南宋宮城的空間十分有限，為了應付各種在宮城內舉行的活動，朝廷只好將崇政殿臨時更名，以盡可能與北宋的制度相符。前殿創建後，開始用於日常朝會。紹興十三年二月，「上初御前殿，特引四參官起居，自建炎以來，始有此禮」。[7]由於前殿朝參的建立，臨近前殿的宮城南門又成為百官參加朝參的必經之地。紹興十三年八月，大理寺臣吳鏞在奏文中提到：「近日創建前殿，肇新典禮，每遇朝會，宰執百官緣朝在城之外，遂自五鼓後啓外城二門之鑰。」[8]劉未認為，此處的「外城二門」是指候潮門和利涉門。[9]每當前殿朝參時，百官從候潮門出城，再由利涉門入城，經過宮城南門進入大內，路途相當周折，這凸顯了前殿朝參的重要性，同時也可證明宮城南門的正門地位。

前殿朝参路线  嘉会门即利涉门

    另一方面，由於從麗正門出入宮城在交通上頗為不便，在皇帝、百官進出宮城時，和寧門確實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高宗統治時期。首先看皇帝對和寧門的使用。由於宮城在都城的南端，皇帝去宮城以北的地方，自然以經由和寧門出發最為便捷。最明顯的事例就是，皇帝舉行南郊親祭或明堂親享前，在宮中進行一天的致齋後，都是從和寧門出發，向北行進，前往景靈宮和太廟，分別舉行朝獻和朝享儀式。紹興十三年 (1143) 至二十五年間，高宗在太廟完成朝享後，都是由和寧門進入宮城，然後出麗正門前往南郊祭壇。高宗在紹興十年和三十一年完成太廟朝享後，由和寧門進入宮城，在宮內舉行齋戒和明堂大禮。也正因為這樣，在南郊親祭正式舉行之前，車輅要在宮城內排練一次。例如，紹興十六年南郊親祭前，橋道頓遞使周三畏上奏：「令車輅院於十一月初間選日排辦玉輅，駕馭入皇城北門，至皇城南門外面，卻由皇城內歸院，按試道路。」在紹興十九年，橋道頓遞使巫伋也提出了同樣的奏請。[10]

       其次，我們來看百官從和寧門出入宮廷的情況。雖然前殿朝參在紹興十三年(1143) 建立，但是正如後文所指出的那樣，在高宗朝，前殿朝參的舉行頻率可能並不高，麗正門在君臣日常相見中實際起到的作用也就有限。百官主要還是依照紹興九年確定的制度，從宮城北門入宮，參加在後殿舉行的朝會。和寧門外建有百官待漏院，[11]凌晨朝臣即在此處等待入宮朝見皇帝。在〈夜食炒栗有感〉一詩中，陸游還回憶了早年任職朝廷時「漏舍待朝，朝士往往食此」的情形：「齒根浮動歎吾衰，山栗炮燔療夜饑。喚起少年京輦夢，和寧門外早朝來。」[12]

      上述事實說明，在高宗朝的大部分時間內，作為宮城正門，麗正門的功能並非僅限於皇帝由此前往南郊舉行祭天禮儀，在百官出入宮城朝見皇帝的時候，其作用也不應低估。另一方面，由於宮城獨特的地理位置，從麗正門進出宮城確有不便，麗正門的使用因而受限。在這種情況下，和寧門成為君臣出入宮城的主要門戶，其利用頻率明顯高於其他朝代的宮城北門。如果我們拉長視線，可以發現這段時間麗正門、和寧門的使用狀況並不是整個南宋的常態。隨著紹興二十八年(1158) 候潮門、嘉會門之間新路的開通，麗正門的正門地位在實際使用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和寧門的作用呈現下降趨勢。事實上，這條新路的建設在很大程度上與皇帝南郊親祭有關。

    候潮門、嘉會門之間的新路是臨安外城增修工程的衍生物。紹興二十八年(1158) 六月，高宗下詔：「皇城東南一帶未有外城，可令臨安府計度工料，候農隙日修築。具合用錢數申尚書省，於御前支降。今來所展地步不多，除官屋外，如有民間屋宇，令張偁措置優恤。」同年七月，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聲稱：「將來聖駕親郊，由候潮門經從所展街路，直抵郊臺，極為快便。展八丈地步，十之九是本司營寨、教場，其餘是居民零碎小屋。若築城畢工，即修蓋屋宇，依舊給還民戶居住，委實利便。」[13]由此可見，修建這條從候潮門到嘉會門的道路，從一開始就有變更皇帝南郊親祭路線的意圖，這既便於快速抵達南郊，又可改變前往南郊途中須穿過宮城的另類做法。針對楊存中的提議，戶部郎官楊倓和知臨安府張偁作了進一步規劃：「今來所展城闊一十三丈，內二丈充城基，中間五丈充御路，兩壁各三丈充民居。所展民屋六丈，基址內有可以就便居住之家，更不拆移。所有合拆移之家，如自己屋地，今已踏逐側近修江司、紅亭子等處空閑官地四十餘丈，許令人戶就便撥還。內和賃房廊舍，候將來蓋造，卻依元間數撥賃。其新城內外不礙道路屋宇，依舊存留。」[14]

      東南外城內候潮門至嘉會門間道路的新建，使得紹興二十八年 (1158) 南郊親祭時禮儀隊伍行進路線的改變成為可能。該年八月，臨安府申奏：「本府照得措置修城所，展套禁城，新展街道。將來聖駕親郊，由候潮門直抵郊壇，所有五輅、大象，亦合經行新路。」[15]因為採用新的路線，城門、宮門的門禁時間也隨之調整。本來，為了便於禮儀隊伍穿過宮城前往圜丘，相較於平時的開門時間，和寧門、麗正門早開兩刻，利涉門早開五刻。由於不再經過和寧門、麗正門，禮部、太常寺奏請更改門禁時間：「南北皇城門並宮門更不早開外，所有利涉門令改作嘉會門，乞依已降指揮，比常日早五刻開門，放令執擎儀仗人及應奉官司入出往來排辦。」[16]

    後來，舉行明堂親享時，禮儀隊伍從太廟出發後，也是不再逕從和寧門進入宮城，而是改由麗正門回宮。淳熙六年 (1179)，孝宗舉行了即位後第一次明堂親享。該年四月，禮部、太常寺表示：「今次明堂大禮，並排設大輦、五輅，祀前一日，皇帝朝享太廟畢，乘玉輅入麗正門，降輅，乘輿歸文德殿宿齋。所有大輦並其餘四輅止合後從。」對此，孝宗下詔：「除大輦免行排設，餘依已降指揮。」五月，禮部、太常寺再次上奏：「今來明堂大禮，依已降指揮，前一日，皇帝於太廟朝享畢，乘玉輅詣麗正門。所有經由道路，今參酌，欲乞是日朝享太廟行禮畢，皇帝於太廟櫺星門外乘玉輅，經由皇城東新路入麗正門，至南宮門外降輅，乘輿至文德殿。上降輿，歸齋殿。其儀仗法物，合在車輅前排列。兼騎導、行事等官及應奉官司，亦合經行新路。」這一意見得到了孝宗的認可。[17]與南郊親祭有所不同，明堂親享時禮儀隊伍直接從和寧門進入宮城，其實是非常自然、極為便捷的選擇，淳熙六年卻欲改變這一做法，轉而採取從宮城以東的新路經過麗正門返回大內的繞遠路線，此舉顯然是在彰顯麗正門的正門性質。

    淳熙六年 (1179) 以降，每當明堂親享的年份，皇帝完成太廟朝享後，大都從麗正門返回宮城，準備舉行齋戒和次日的明堂親享，只有咸淳八年 (1272) 例外：「明堂禮成，祀景靈宮，還遇大雨，改乘逍遙輦入和寧門，肆赦。」[18]《齊東野語》為此事提供了更多的細節：

       度宗咸淳壬子歲，有事於明堂。先一夕，上宿太廟。至晚，將登輅，雨忽驟至。大禮使賈似道欲少俟，而攝行宮使帶御器械胡顯祖，請用開禧之例，卻輅乘輦，上性躁急，遽從之。閤民吏曹垓，竟引攝禮部侍郎陳伯大、張志立奏中嚴外辦，請上服通天冠，絳紗袍，乘逍遙輦入和寧門。似道以為既令百官常服從駕，而上乃盛服，不可。顯祖謂泥路水深，決難乘輅。既而雨霽，則上已乘輦而歸矣。[19]

所謂「開禧之例」，是開禧二年 (1206) 九月寧宗親享明堂前正值大雨，於是採取了「太廟行禮畢，如值雨道路泥濘，降指揮，乘逍遙輦赴文德殿宿齋。應導駕官並免導駕，並令常服從駕，許令張雨具入麗正門。應執仗官兵等並免排立，並放散」的辦法。[20]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寧宗改乘逍遙輦從太廟返回宮城宿齋，入宮的地點卻仍然是麗正門，而非和寧門。後來，景定四年 (1263) 九月，理宗舉行了包括明堂親享在內的三大禮，「禋祀於太室，禮畢，上乘輅詣明堂。連日陰雨不解，至是，輅次六部橋，雲色漸開，日影穿漏，都人忻慶」。[21]六部橋又稱都亭驛橋，「自和寧門外登平坊內曰登平橋。次曰六部橋」，[22]是從御街向東拐前往候潮門的必經之路。由此可見，即便遇到下雨，不到萬不得已，皇帝仍盡可能乘坐玉輅，經過宮城以東的新路，由麗正門回宮，為次日的明堂親享做準備。

      事實上，皇帝乘坐逍遙輦通過和寧門返回大內的方案，並非度宗朝首創，而是在淳熙六年 (1179) 舉行明堂親享時就已經出現過。那年的三大禮同樣遭遇暴雨：「四日之間，雨晝夜傾注，通衢殆如溪澗。」孝宗在太廟齋戒時擔心次日雨水依然不止，因而下旨：「來早不乘玉輅，止用逍遙車，徑入北門，趨文德殿致齋，朝服導駕官俱改常服，一應儀仗排立，人並放。」身為大禮使的宰相趙雄堅持不放散儀仗隊伍，最終在黃昏後等來了雨止的時刻。次日，孝宗乘坐玉輅返回宮城。[23]正如前文所說，淳熙六年明堂親享前，禮部、太常寺已經有了讓禮儀隊伍從太廟出發、經過候潮門與嘉會門之間的新路、最後由麗正門返回大內的規劃，既然天氣放晴，孝宗理應從麗正門返回宮城，即便史料沒有明說，這一點應該也不會有疑問。以上這些事實至少說明了兩點：其一，從淳熙六年開始，皇帝在明堂親享前一般都是通過麗正門進入宮城；其二，在特殊情形下，乘坐逍遙輦從和寧門返回大內舉行齋戒和明堂親享，並非全然不可接受。

      紹興二十八年 (1158) 後麗正門之正門地位的強化，不僅體現在南郊親祭和明堂親享上，在其他諸多方面也有反映。其中有一項措施頗具標識意義，那就是將登聞鼓院、檢院從和寧門外移至麗正門外：「中興初，建於和寧門之下。紹興二十八年，移置麗正門外左右闕之南，左檢院，右鼓院。」[24]登聞鼓起源於路鼓，《周禮•夏官•太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賈公彥疏：「此鼓所用，或擊之以聲早晏，或有窮遽者擊之以聲冤枉也，故建之於正朝之所也。」[25]渡邊信一郎在研究宮城的正門及其裝置時，對登聞鼓有所探討，將其看作是與漢代以來詣闕上書密切相關的制度。[26]在唐代，登聞鼓也是設置在宮城正門或正殿外：太極宮的承天門「外有朝堂，東有肺石，西有登聞鼓」；[27]在大明宮的正殿含元殿的夾殿兩閣前，「閣下即朝堂，肺石、登聞鼓，如承天之制」。[28]北宋的登聞鼓院、檢院也是在宮城正南門宣德門外。[29]在宋朝，通過登聞鼓進狀的主要是普通百姓，[30]南宋初年將登聞鼓院、檢院置於和寧門外，便於百姓向朝廷反映情況、表達意願。紹興二十七年三月，戶部侍郎王俁考慮到「檢、鼓兩院雜於比屋之間，不過數椽，淺露狹隘，僅能揭榜而已，殆非仰稱陛下通達下情之意」，提議效仿北宋舊制，將登聞鼓院、檢院挪至麗正門南，工部擔心此舉會導致「士庶疑惑，難於陳訴」，轉而建議「各於舊址增展地步，重修蓋公廳、吏舍及入出門屋，以周圍墻」。工部的意見得到了高宗的贊同。[31]由此可知，在交通極不方便的情況下，將登聞鼓院、檢院安置於麗正門外，無助於其功能的發揮。雖然遍檢文獻也無法確知紹興二十八年登聞鼓院、檢院遷址的具體月日，通過上面這條史料大致可以推斷，遷址應該是發生在宮城以東的新路開通之後，其目的還是在於肯定、強調麗正門的正門地位。

    孝宗朝以降，除了通過登聞鼓進狀外，有時臣民還直接伏闕抗爭，在麗正門外進行請願活動。例如，乾道四年 (1168)，朝廷討論遣返被稱為「歸正人」的北方移民的事宜，為此王自中「伏麗正門爭論，且言：『今內空無賢，外虛無兵，當網羅英俊，廣募忠力， 為中原率。』坐斥徽州」。[32]再如， 淳熙五年(1178)，陳亮上書孝宗，「時兩學猶用秦檜禁，不許上書言事。陳嘗游太學，故特棄去，用鄉舉名伏麗正門下」。[33]又如，胡沂去世後，因為官階沒有達到標準而無法得到謚號，光宗即位後，胡沂之子崇禮「頓首麗正門請曰：『先臣幸以詹事侍陛下東宮。』光宗惻然，特賜謚」。[34]另外一個例子發生在嘉定六年(1213)，真德秀出使金朝，因為金朝內亂，不得不中途而還。他在回朝後力主斷絕向金朝進貢歲幣，喬行簡基於蒙古勃興的現實，認為金朝與南宋已是唇亡齒寒，應該繼續給予金朝歲幣，這一想法得到了宰相史彌遠的支持。對此，主張對金朝持強硬態度的太學諸生「同伏麗正門，請斬行簡以謝天下」。[35]這些抗議活動之所以選在遠離城市中心的麗正門前進行，也是因為麗正門的正門地位，即所謂的「闕下」。[36]

    在高宗朝之後，皇帝殿試、進士唱名時，這些考生也是由麗正門進入宮城。紹熙元年 (1190) 的殿試就是如此：「紹熙庚戌，光廟龍飛，臨軒策士，實用全儀。開麗正門，以延其至，殿陛臚傳，自首迄尾。維茲正科，人幾半千。」[37]正是因為這樣，生活在南宋中期的程珌在送章景韓及其子赴京趕考時，向他們表達了「揀日選辰，皇帝夙興御集英殿，新進士繇麗正門魚貫而晉，肅班廷下，親承天問」的祝願。[38]慶元二年 (1196)，接受寧宗接見的進士之所以罕見地由和寧門出入，「為在孝宗皇帝服制內，權於後殿引見。依例分作兩日，止令上三甲入殿立班，餘門見」。[39]因為處在孝宗喪期內，寧宗沒有按照慣例在由大慶殿翻牌而成的集英殿接見進士，而是將地點改到了後殿，為此進士從距離後殿較近的和寧門入宮。「權於後殿引見」的表述說明，在一般情況下，這些進士由麗正門入宮，在集英殿受到皇帝的接見。

      紹興二十八年 (1158) 以後，和寧門的地位確實有所削弱，不過與其他朝代的宮城北門相比，和寧門的使用頻率仍然偏高，主要原因還是臨安獨特的空間構造。由於宮城位於臨安的南部，無論是舉行南郊親祭還是明堂親享，皇帝從和寧門出發，去進行景靈宮朝獻和太廟朝享，都是最為便捷的選擇。不僅如此，但凡皇帝前往太廟行禮，或已故帝后的神主升祔太廟，禮儀隊伍都是從和寧門出宮。例如，乾道三年 (1167) 閏七月，孝宗正后安恭皇后的神主祔於別廟，「行禮前六刻開和寧門、北宮門及几筵殿門，並太廟門，迎奉虞主赴太廟」。[40]紹熙五年(1194)，寧宗登基，禮部、太常寺為次年正月寧宗的告廟禮儀制定了儀注，寧宗也是由和寧門前往太廟：「皇帝乘輦降自西階，稱警蹕、侍衛如常儀。出和寧門。」[41]另外，皇帝去候潮門外的教場大閱講武時，雖然是從麗正門出宮，返程卻是從離候潮門較近的和寧門入宮。[42]

      在大內以北，除了太廟、景靈宮等重要禮制建築，還有太上皇居住的北宮。孝宗、光宗在位期間均有太上皇存在，且對朝政依然有很大的影響力。[43]249紹興三十二年 (1162) 高宗遜位後，遷至在秦檜舊第基礎上修建的德壽宮。淳熙十六年 (1189) 孝宗成為太上皇後，德壽宮改名為重華宮。北宮在望仙橋以東。皇帝、官員在大內和北宮往來時，常常通過和寧門出入大內。太上皇的冊尊號禮儀就是如此規劃的。紹興三十二年，孝宗分別給高宗、吳皇太后上尊號為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壽聖太上皇后；紹熙元年 (1190)，光宗分別給吳太皇太后、孝宗、謝皇太后上尊號為壽聖皇太后、至尊壽皇聖帝、壽成皇后。在這兩次上尊號禮儀中，皇帝都是親率臣下從大內出發，通過和寧門前往北宮，在那裡奉上尊號冊寶。[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