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上皇並未退出政治舞臺的情形下，有些儀式不僅在大內舉行，還要延伸於北宮，和寧門在禮儀隊伍的移動中起著重要作用。乾道七年 (1171) 正旦沒有舉行元會禮儀，宰相率領文武官員從麗正門入宮後，只是在文德殿拜表稱賀，接著「出和寧門，徑赴德壽宮立班」，與孝宗一起向高宗行起居禮。[45]乾道九年十二月，禮部、太常寺上奏：「來年正旦稱賀，所有合趁赴官並應奉人等，欲乞入麗正門，出和寧門，徑赴德壽宮。」這一提議在淳熙元年 (1174) 的正旦朝賀中得到了實行，官員由麗正門入宮，向孝宗稱賀後，在孝宗的率領下，從和寧門出宮，前往德壽宮向高宗進賀。淳熙元年九、十月間，朝廷討論了將來舉行冬至朝賀的相關事宜，仍然堅持了「入麗正門，出和寧門，徑赴德壽宮」的制度。[46]在這些場合，從麗正門進入是為了體現其宮城正門的地位，經和寧門出宮則是出於方便的考慮。

德寿宫水池遗址

      麗正門與和寧門之間的微妙關係，還表現在紹興二十八年 (1158) 後百官入宮朝見皇帝的路線上。麗正門主要在百官前往前殿朝見皇帝時使用。正如前文所說，為了參加前殿朝參，官員最初須從候潮門出城，由利涉門入城，再經過當時尚未被命名為麗正門的宮城南門入宮。宮城以東的新路竣工後，情況只是稍有改善而已，百官不必經歷出城、入城的波折了，但是路途並未縮短很多，而且此路的路況不佳。在嘉定十六年 (1223) 十一月臣僚的奏文中，依然有「自都亭驛至麗正門，係文武百僚趨朝前殿之路，皆是泥塗，窮冬雨雪冰凍，春雨梅霖淖濘，委是難行」的抱怨，為此他們請求皇帝「申敕攸司，自候潮門內之南至麗正門，並用石版鋪砌可通車馬之路，所費無幾」。[47]在這種情況下，前殿朝參時常受到影響。隆興二年 (1164) 九月，閤門上奏：「在京及行在舊例，御前殿日分，值雨雪及泥濘，得旨放朝參，即改後殿坐。今後乞依例取旨。」這一請求得到了孝宗的許可。[48]「行在舊例」當是指高宗朝的故事，遇到雨雪天氣、道路泥濘時，前殿朝參便會取消，改為後殿視事，這一慣例在孝宗朝得到了延續。

    在孝宗朝，前殿朝參不僅受到交通路況的制約，德壽宮起居的影響更是關鍵。因為皇帝、朝臣要到德壽宮向太上皇起居，前殿朝參無法按時舉行，有時改在後殿進行，有時甚至取消後殿視事。閤門提出的「每遇車駕詣德壽宮起居，若太上皇帝降旨免出，乞改作後殿坐」的建議，在孝宗即位後不久的紹興三十二年(1162) 九月通過。乾道元年 (1165) 十一月，閤門又提議：「若詣宮日係御前殿日分，如前一日得旨免赴宮，即改後殿坐。如直夜或臨期方得旨，即前後殿不坐。如前二日得旨，御殿如常制。」孝宗批准了這一方案。[49]由此看來，因為德壽宮起居的舉行與否、消息到達的早晚，在前殿朝參日，實際上有前殿朝參、後殿視事和前後殿不坐三種可能。

       在孝宗統治時期，遇到金使來訪、天氣炎熱等情況時，前殿朝參也時常改為後殿視事。例如，乾道四年十二月，孝宗下詔：「今後金國賀正旦使人赴闕，自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六日；賀會慶節使人赴闕，自十月十五日至二十日，並放朝參，並後殿坐。今後準此。」次年十月，在將金國賀會慶節使逗留臨安的時間延長為十月十一日至二十五日的同時，仍然堅持在此期間「並放朝參，仍後殿坐。今後準此」的制度。乾道七年四月，孝宗「為暑熱」而下詔：「依年例自五月十三日並後殿坐，並放見、謝、辭及參假官，候秋涼日取旨。今後準此。」[50]

     在孝宗朝以後，前殿朝參還是不時受到影響。淳熙十六年 (1189) 二月，孝宗內禪於光宗後移居重華宮。雖然光宗後來久不去重華宮起居，在朝廷內外引起了軒然大波，但是，至少在登基之初，光宗及其臣下都是定期前往重華宮向孝宗行起居之禮，日常朝會也因之進行調整。該年二月，閤門就曾上奏：「今月十七日宰執以下赴重華宮起居，乞依例不視事。如前一日恭奉至尊壽皇聖帝聖旨免到宮起居，乞作後殿坐。如值夜及至日得旨免赴起居，竊慮集朝殿官起居不及，是日亦乞依例不視事一日。」光宗對此表示認可。[51]孝宗去世後，前殿朝參仍然不時改為後殿視事。嘉定十二年 (1219) 正月，有臣僚在向寧宗上奏時指出：「近者每見改常朝為後殿，四參之禮亦多不講，正殿、後殿、四參間免。陛下臨朝之日固未嘗輟，而外廷不知聖意，或謂姑從簡便，非所以肅百執事也。」[52]在君臣於後殿相見的場合，朝臣往往需要從離後殿較近的宮門出入宮城，[53]尤其是和寧門。根據周必大的記載，乾道六年 (1170) 七月「壬辰，平明入和寧門，對於後殿」。[54]曾經在光宗、寧宗統治時期任職於朝廷的項安世，在詩中描寫了自己在後殿輪對的經歷：「攢梆疊鼓遞相催，西府東班次第來。雨入北門千步濕，天臨後殿九重開。嘗時只在中廷拜，此日容穿左序回。叨近威顔陳焑愊，愧無崇論補涓埃。」[55]可見，他也是從和寧門入宮前往後殿的。臨安宮城在麗正門、和寧門外各有一個待漏院，[56]更是極具象徵意義，意味著除了麗正門，和寧門在很多時候也充當了文武官員出入宮廷的門戶。

五•結語

      在帝制時代，作為國家意識形態、政權統治合法性的重要載體，禮儀制度的制定、實踐為歷代王朝高度重視。正因為這樣，舉行具有強烈的象徵性和表演性的國家禮儀，成為都城必不可少的一項機能。另一方面，國家禮儀的實施有賴於足夠的空間，尤其是作為儒家宇宙觀外在體現的國家祭祀禮儀，需要在特定的方位舉行，因此，在都城及其四郊建立祭壇、殿宇及其附屬建築，是這些禮儀正常運行的基本前提。我們注意到，儘管歷代王朝莫不重視禮儀空間的營造，但是因為都城的基礎條件、營造過程不同，禮儀空間的形成、國家禮儀的運作呈現不小的差異：若是按照國都的標準設計、建造而成的都城，其選址和形制多受禮儀空間規劃的影響；在未經大規模建設、直接由地方性城市升級而來的都城中，禮儀空間的植入反而受到此地的地理形勢、空間利用狀況的制約。作為南宋事實上的都城，臨安為我們理解後一類都城中禮制與空間的張力提供了妙趣橫生的案例。

      起初，臨安只是趙宋政權在南逃過程中曾經立足的行都之一，與同樣充當過行在的揚州、建康、平江、越州相比，在行政級別、城市規模、現成設施上並無優勢可言。在這段逃亡時期，宋金之間的戰爭狀態使得南宋朝廷無法在這些城市久駐。儘管如此，出於彰顯正統的需要，國家祭祀禮儀的實施還是必不可少。無奈之下，只好利用寺廟、宮觀來舉行某些國家祭祀禮儀，甚至將不同類型的祭祀禮儀安排在同一寺廟或宮觀進行。

      紹興八年 (1138) 高宗返回臨安後，此地成為南宋事實上的都城。隨著紹興十二年宋金和議的達成，南宋政權得以騰出精力，在臨安營建祭祀禮儀空間。在此過程中，臨安獨特的地形特徵、既有的空間布局對此制約甚大，禮儀場所的植入只能見縫插針地進行，而且往往是通過變更寺廟宮觀、私人宅第等土地的用途來實現。作為都城的主要街道和皇帝南郊、明堂大禮的經行路線，御街也是異常狹窄。這樣的禮儀空間生成方式使南宋的國家祭祀禮儀別具特色。首先，很多祭祀禮儀未能在其固有方位實施。國家祭祀禮儀以儒家宇宙觀為基礎，配合四季的運轉而舉行，因此，統治者需要依照這些禮儀的性質和功能，在「正確」的時間、方位進行祭祀。然而，在臨安卻難以完全貫徹這一原則。太廟、社稷和宮城的空間配置一直沒有遵循「左祖右社」的標準，就是最明顯的例子。又如，很多原本不該在都城西郊實施的國家祭祀禮儀都曾在惠照院舉行，後來，雖然朝廷為不少祭祀禮儀另闢獨立的禮儀空間，但是仍有一些祭祀禮儀未能在其固有方位擁有專屬的壇廟，不得不一直借用惠照院的場地。

      其次，不少祭祀禮儀無法按照其固有方式進行。在臨安，除了惠照院，還有多個 寺院、宮觀（尤其是寺院）用於國家祭祀禮儀的實施。這一現象在南宋初年有極其突出的表現，到了高宗朝末期情況雖已有所改善，但是依然有一部分祭祀禮儀寓於寺院舉行。在寺院安置這些禮儀，不但有違於禮制傳統，而且對其祭祀方式也有影響。那些本該實行壇祭的祭祀禮儀，卻被改在四郊寺院的望祭殿實行屋祭，從而造成祭祀方式的扭曲。

      再次，即便是那些在「正確」的方位、按照「正確」的方式進行的祭祀禮儀，對臨安的空間狀況也多有遷就。例如，作為皇帝威儀的重要象徵，鹵簿在南郊、明堂大禮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因為臨安空間狹小，不得不縮小鹵簿的規模，在其構成和使用方式上也有所變通。又如，由於宮城位於臨安南端，與其他朝代相比，宮城北門在日常政治和禮儀活動中的使用頻率偏高，這一現象在紹興二十八年 (1158) 宮城以東的新路建成前尤為顯著。在朝廷擴展臨安外城時，出於方便皇帝南郊親祭的考慮，候潮門、嘉會門之間的新路得以開闢，在此之後，宮城南門的正門地位得以在各種場合充分體現，但是宮城北門仍然頗為常用。     

       話又說回來，在南宋臨安，雖說禮儀空間的植入深受地理環境、空間格局的束縛，但是其城市職能和空間狀況在此過程中得到了極大的改造。第二次紹興和議後，經過十多年的興建，到紹興二十七年 (1157) 為止，不少祭祀儀式在臨安已經有了專屬的禮儀場所。此後，祭祀場所仍有局部的變動，包括新的祭祀禮儀及其場所的建立、舊有祭祀場所的擴建等。除此之外，作為禮儀隊伍所經路線，連接若干禮儀場所的道路的修建整治，也是禮儀空間建設的重要內容。這些無不涉及對原有的民用生活空間、佛道宗教空間的爭奪和調整，在此過程中，也使臨安的禮制機能得到了充實和完善。國家祭祀禮儀與臨安城市空間的反覆調適，是臨安從區域性中心城市向都城轉化的必要環節，也造就了臨安獨特的城市景觀、空間結構，使之成為帝制時代非常另類的一個都城。

      本文的寫作緣起，既是有感於臨安在歷代都城中的特殊性，亦與對南宋臨安研究狀況的省思有關。現代學術意義上的南宋臨安研究起步於上世紀二十年代，至今已有近百年的歷史，積累了眾多的研究成果。[57]從研究主題看，這些論著除了不可避免地論及南宋政權「定都」臨安的經過及其原因外，主要圍繞臨安的城區規劃、經濟發展、文化藝術、民眾生活等議題進行論述。換言之，現有的研究成果偏重從社會史、經濟史、文化史的角度考察南宋臨安，尤其是繁榮的商品經濟、豐富的城市生活堪稱臨安研究的重中之重。這一旨趣對南宋臨安研究的促進作用有目共睹，但多少也形成了路徑依賴，限制了研究題材的多樣性。特別是作為南宋政權事實上的都城，臨安的政治屬性在城市史研究中並未得到應有的關注，這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對臨安城市變遷的深入理解。有鑑於此，筆者遂有意嘗試從都城機能與城市空間互動的視角，來把握臨安空間格局的演進，本文即是

在禮制領域對這一議題所作的探索。都城職能的完備，除了禮儀空間的建構，還包括宮城、朝廷衙署、禁軍營地的安置，後三方面與臨安的自然條件、空間使用狀況如何衝突、調和，怎樣參與臨安城市空間的重塑，都將在後續的研究中進行檢討。

注释：

[45]徐松，《宋會要輯稿》，〈儀制七之一八〉，頁2429。

[46]徐松，《宋會要輯稿》，〈禮八之一八〉至〈禮八之一九〉，頁653。

[47]徐松，《宋會要輯稿》，〈方域一○之九〉，頁9467。周淙，《乾道臨安志》卷一，〈館驛〉：「都亭驛在候潮門裏。」（頁3219）因此，「自都亭驛至麗正門」就是指宮城以東候潮門至嘉會門的新路。

[48]徐松，《宋會要輯稿》，〈儀制一之一五〉，頁2305。

[49]徐松，《宋會要輯稿》，〈儀制一之一四〉至〈儀制一之一五〉，頁2305。

[50]徐松，《宋會要輯稿》，〈儀制一之一五〉，頁2305。

[51]徐松，《宋會要輯稿》，〈儀制一之一六〉，頁2306。

[52]徐松，《宋會要輯稿》，〈儀制一之一八〉，頁2306。劉克莊對此事也有記載：「［嘉定十二年正月戊寅］，蔡闢奏乞申嚴百官出入局之節，及常朝後殿四參之禮。」見劉克莊著，辛更儒箋校，《劉克莊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11），卷八三，〈玉牒初草〉，頁3642。

[53]王化雨指出，位於宮城東北部的選德殿在南宋政治運行中作用關鍵，皇帝經常以內引、夜對、晚朝等方式在此召見臣下，成為君臣交流溝通、討論朝政的一種方式。到選德殿奏事的官員多是從作為宮城東北內門的東華門入宮。參見氏著，〈南宋宮廷的建築布局與君臣奏對──以選德殿為中心〉，《史林》2012.4：65-74。

[54]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七○，〈乾道庚寅奏事錄〉，頁865。

[55]項安世，《平庵悔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18-1319 冊，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抄本影印），卷六，〈四月二十八日輪對遇雨〉，頁590。

[56]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二，〈大內〉，頁3358。

[57]姚永輝，〈城市史視野下的南宋臨安研究 (1920-2013)〉，《史林》2014.5：169-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