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志常常会遇到一些难懂的分野知识，清雍正《浙江通志》：“豫章人有善术者望斗牛间有王气。牛斗，钱塘分也，占之，在临安。”“斗、牛”指的是天空中的星区，“牛斗，钱塘分也”说的是钱塘（即今杭州）的分野。

    古人认为，天人之间、天地之间会互相感应，天象会成为对未来人或事的先兆、成为对已发生人或事的谴责或嘉许，因而相信“天垂象，现吉凶”。自西周开始，我国古代天文学家将天上的星空分成子、丑、寅、卯等十二辰次，或分成紫微垣、天市垣、太微垣、北方玄武七宿、西方白虎七宿、南方朱鸟七宿、东方苍龙七宿等三垣二十八宿。每一星宿又确定某一颗星为距星，用来测（确）定同一星宿中其他恒星的“入宿度”（这一恒星相对于地面与距星之夹角）。同时，又将其与地面上的行政区划相联系，形成分野概念，清以前方志学家、地理学家常用其分辨、标示某地的大致地理方位。

    古代方志纷繁浩帙，分野之说林林总总，今择清雍正《浙江通志》录之：

    《越绝书》：“越故治，今大越山阴，南斗也。”《汉书·地理志》：“吴地斗分野也。”《晋书·天文志》：“自南斗十二度至须女七度为星纪，于辰在丑，吴越分野，属扬州。斗、牵牛、须女，吴越，扬州。丹阳入斗十六度，会稽入牛一度。”宋乾道《临安志》：“国史地理志： ‘两浙路当天文南斗、须女之分。…《清类天文分野》：“浙江等处承宣布政司府县并属斗牛分。杭州府，禹贡扬州之域，牛女分野。”《明一统志》：“杭州斗分野。”《旧浙江通志》：“古测杭州斗分野，今测杭州斗一度。”《杭州府志》：“杭州斗十度，值渐台下。或日斗一度。”

    从上述的“古测杭州斗分野，今测杭州斗一度”看到，“分野”的确定也是经过测量的。古代天文测量工具主要有圭表、浑仪等，浑仪主要用来测量天体，由六合仪、三辰仪、四游仪组成。六合仪是浑仪的固定部分，由四个圆环组成，其中一只水平安置的粗厚圆环称为地浑环，用来象征地平面。地浑环上一般刻有划分成24个方位的标志，用来判断被测天体的地平方位角。有的浑仪的地浑环上还刻有大致表示地面方位的十二分野，用来推测分野。用这种测量仪器和方法得出的结果，只表示了天地大致相对应的关系。

    至于“入宿度”的测量，我们可以从《钦定大清会典图·天文仪器图》中关于浑仪的介绍中得到了解，即浑仪测北京之天顶的去极度（即天顶距）的测量方法。同样，测量某地之天顶与距星的入宿度，就得某地的入宿度（即赤道经差），“今测杭州斗一度”就是说杭州的天顶与距星“斗”的赤道经差。

    明清以前历代方志的编修大多采用分野作为某地大致地理方位的记载有其客观原因，主要是人们限于当时的天文测量手段和天文、地理现象的认识水平，更重要的是，在明以前，天文机构是官设的，天文观测由朝廷组织进行，私习天文将会被处以严刑。而除《辽史》外，自《史记》至《清史稿》历代官修的正史于卷首列《天文志》，也将天文资料公之于众。所以，地方志在记述当地的地理位置时就顺乎其然地引用各种《天文志》等官方资料来表述。

    从天文学的角度，我们也应当看到“分野”之说的科学性一面，即古代天文学家、方志学家对入宿度（赤道经差）和对岁差的认识。我们知道，岁差即地轴进动引起春分点向西缓慢运行而使回归年比恒星年短的现象。从前面所举例子可以看出，浙江的分野（特别是某一地的入宿度）各说有所出入，这除与当时测量误差有关系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岁差产生的影响。因此，明代天文学家在修订《大明历》时加以了改正，方志学家也用岁差的概念来认识产生分野之差异。如清雍正《浙江通志》：“群书所指吴越度数不无稍异，盖乾象推迁前后有差殊耳。”“……历二千余年，天渐差而西，星辰渐差而东。明初，杭郡当斗十度，值渐台；苏州当箕四度，值扶筐。若守春秋之法，则与天违矣。及后《一统志》改三度，迄今又百余年，移入斗一度。夫度一与度三虽有异，而所去不远．同在斗度，则一是可深信者也。”方志家们把它归结于岁差的影响，这是具有科学意义的。

    当然，“分野”之说在古代方志中还是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唐张谓《长沙风土碑记》载：“天文长沙一星，在轸四星之侧，上为星辰，下为郡县。”认为“长沙”这个地名就是因“分野”而来。而《嘉靖太平县志》中，方志家却说：“分野之说，其所从来久远。第吴越之地在南，而星纪在北，其所为相配之理，莫之能明。”实则上，方志中的“分野”记载，完全是基于当时“浑天说”的理论，将行政区域大致对应在天体坐标上，因而可以说只是大致表示了这种相互对应的关系（近似现代地心坐标）。

    值得一提的是，清雍正《浙江通志》中有的记述并不属分野的概念范筹，而属地理坐标。如该志引《星图发凡》：“北极出地各不相同。如顺天府出地四十度，常见亦四十度；浙省出地三十度，常见亦三十度。”这里的北极出地，即当地的地理纬度，显然与分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是雍正《浙江通志》矛盾的地方。从中也可以看出方志学家已经开始引用相当于现代地理纬度的概念来记述地理位置了，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所谓“北极出地”，即北极的地平高度，也就是北极星与地平面的交角。在北极点，北极星垂直于地平面，成90度直角；在赤道线上，北极星与地平面的交角很小，几乎为零。“北极出地”的测量方法是采用一种叫“覆矩”的测量器具，将其一个直角边的射线对准北极星，再看悬垂线在弧边上的角度，得出当地的北极出地高度值。也有的采用各节气正午之日影推算出当地的北极高度。

    我国历史上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大地测量，获得了许多地方“北极出地”数据。唐中期，僧一行（名张遂）等人主持分两次测量了河南滑县、上蔡等4处和北纬12度至51度之间等12处“北极出地”高度值。元代则进行了一次历史上有名的“四海测验”，由郭守敬主持，在北纬15度至65度之间选择27个地方设立观测所，测量了当地的“北极出地”高度值。

    到了明末，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我国传教，并在我国各地进行“北极出地”和“东西偏度”的测量，即今天的地理坐标的测量。

    所谓“东西偏度”，是“以京师子午线为中，而较各地所偏之度”，也就是各地与经过北京的中央子午线的垂直距离。

    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人利玛窦、熊三拔，日耳曼人汤若望等人相继到了中国传教，同时进行了大地测量，先后测得北京、西安、杭州等地的经纬度，于是浙江历史上有了第一组经纬度观测成果。之后，徐光启在崇祯二年( 1629)又一次实测了北京等四处的纬度，并以此推算了浙江等几个省布政司所在地的纬度。汤若望有这么一段话谈到当时各地的“东西偏度”：“……今各省差数未得测验，据广舆图计里之方约略条列，或不致甚舛也。南京应天府、福建福州府并偏东一度，山东济南府偏东一度十五分，山西太原府偏西六度，湖广武昌府、河南开封府偏西三度四十五分，陕西西安府、广西桂林府偏西八度半，浙江杭州府偏东三度，江西南昌府偏西二度半，广东广州府偏西五度，四川成都府偏四十三度，贵州贵阳府偏西九度半，云南云南府偏西十七度。”

    直到明初，朝廷对私习天文还是严加禁止的，《万历野获篇》说“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诛死”。到了明中后期朝廷严禁私习天文的禁令开始逐渐放松，研习天文的人开始多起来，加上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天文科技有了长足的进步，明显之处就是明《崇祯历书》首次采用地球与地理经纬度概念。这是具有非常意义的事，并直接影响了方志学，以至明末清初编修的地方志开始采用地理坐标。

    清康熙四十七年( 1708)，全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测量。这次测量直到康熙五十六年( 1717)结束，共测得经纬度点641点，其中浙江有30点。但是，这些测量成果深藏官闱，鲜为人知，没有直接应用于地方志，倒是清中后期的科学家齐彦槐、张作楠、丁取忠等人几次测算、推算出各地的经纬度，并公之于众。

    辛亥革命后，我国的测绘事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各省相继成立了陆军测量局，从事本省的地图测绘。浙江省于民国元年(1912)五月成立了浙江陆军测量局，开始了浙江境内的大地测量。民国五年，浙江陆军测量局在杭州旧藩署紫微园建筑天文台，用子午仪观测了该处的天文经纬度，作为本省大地测量原点。紫微园原点的纬度按泰尔各特( Takott)法，在天文历中选出31对恒星，经四个月实测，按所得56次结果，取其平均数：30° 14′ 49"；经度用子午仪按太阴南中法，实测五个月，测得浙江境内历史上第一个大地原点天文坐标。民国十七年，浙江陆军测量局更用无线电记时仪、子午测微仪，收授上海徐家汇、菲律宾、日本等天文台时号，进行无线电测经度，用极星法测纬度，测得一个较为精确的天文经纬度—一紫微大地原点坐标。现代测绘技术的应用开始为地方志的编修提供了精确地理坐标数据，至此，地方志中的分野记述完全由科学的地理坐标取代，兹不赘述。

    当然，地方志中的分野记述完全由科学的地理坐标所取代也是几经曲折的。从雍正《浙江通志》开始记载北极出地度之后，浙江方志的修纂，开始逐步摒弃传统的采用分野来记述当地地理位置的修志方法，转而采用地理坐标来表述当地的地理位置。这一转变，表明了当时方志学家也逐渐地接受了进步科学的影响。可在初作这个转变的时候，方志学家表现的态度是慎之又慎的，抑或是将信将疑的，这在修纂道光《会稽志》时表现得尤为充分。

    清道光《会稽志》是一部较早采用地理坐标来表述当地地理位置，并进行考证的志书。该志记载地理坐标，纬度采用梅勿菴《揆日候星纪要》的记载：浙江北极出地三十度；张作楠《揣篱小录》的记载：会稽北极出地三十度五分三十秒，经度（即偏东度），采用张作楠《揣篱小录》的记载：会稽偏东四度四分。为了验证所用资料的正确性，还专门组织力量，“于道光二十七年( 1847)，立冬正午时分，立八尺之表测量日影，推求考证，得会稽北极出地三十度十四分强”，又按梅勿菴《岁园地度会考》所载各省节气时刻，从偏废、道里等方面考证，证明了“张说为可信矣”。

    浙江较早采用实测的天文数据来记载当地地理位置的志书，当是《会稽志》之前的《湖州府·天文志》。道光乙末丙申年间(1835-1836)，乌程（今湖州市）人陈杰尝测验步算，撰补《湖州府·天文志》七卷。该书今虽已亡佚，但我们从同治《湖州府志》中仍然可以了解到。其《天文表》有录：“言天贵实测，不贵虚谈。极有高下，斯昼夜有永短；地有东西，斯时刻有早晚。盖日月出没，星辰隐现，随地不同，必精心测算得始确。夫天察纪、明时、正度，所关甚重。故象纬推步，史志各有专篇。方志为史家之流，乃仅载星野，从未有诸实测者，不可谓非缺略也。道光乙末丙申间，乌程陈杰尝测验步算，撰补《湖州府·天文志》七卷，推定诸率，并详述测算之法，数繁理赜，非志中所能尽录，全书当别刻单行。今摭其大略，定为表五篇，以弁志端。分野占候虽未足信，然传自周秦，儒且用以说《易》，其来古矣，不可以尽削也，爰取旧志所书附于后。”这段话告诉我们，同治《湖州府志》天文表所采用的数据，为陈杰实测的，这是浙江历史上较早进行实测，并记载下来的一件史实。同时，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当时的方志家对旧志书仅载星野，不求实测的做法所持的批评态度，以及开始注重记载实测的地理坐标来表述当地地理位置这一修志方法的转变。但是，对于长期以来形成的“记星野以辩封土”的观念却又不能彻底摒弃，来个“爰取旧志所书附于后”，拖了个尾巴，充分表现了志书编纂者的矛盾心理。这种现象在光绪二年的《海盐县志》、光绪五年的《乌程县志》中也都可以看到。

作者供职于浙江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