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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王府大街小学、北大附小、北大附中初中，一路自由自在地上学读书，当时的个人理想是有朝一日成为一名作家。13岁时母亲去世，无忧无虑的小天地似乎褪去了绚烂的色彩。两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更是骤然间改变了无数人生活的轨迹。学校停课，老师遭受批斗，父亲被打成“反动权威”，关进牛棚，“红卫兵”几度抄家，室内灰尘弥漫，书柜上下贴满了封条。

我的青年时代，从18岁到27岁，是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度过的。下乡时，简单的行囊中除去毛主席著作、鲁迅杂文选，几乎没有其它的印刷品。北大荒的广袤天地接纳了我们。尽管“出身不好”，1973年、75年，连里、营里的老职工们还是两度投票推选我作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但终于因为父亲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问题而政审未能通过。

1977年我回到北京，曾经在172中学（今人大附中）做初中政治课的代课教师。能够引为自豪的是，我们教的那一届初中毕业班，在海淀区中考的政治课总成绩名列前茅。但初中毕业生教初中，自己始终心虚。当年恢复高考，我十分心动，却并未报名。父亲曾经自高校教师的角度质疑说：“初中生要是能考上大学，那还是大学吗！”的确，边疆农村生活9年，初中时学过的知识早已淡忘，何况大学接纳的原本应是高中毕业生。半年之后，看到首次招生的结果，在同辈朋友的劝勉激励下，才决定一试。终于在将近而立之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读本科，进入“文革”结束后首次招生的中国史专业。

四年的大学生活，紧张而丰富。刚从深痛创伤中复原的历史系，千方百计“拨乱反正”，尽力回归学术中心。为保证教学质量，不仅本系老师传道授业，校外的许多名家也登上了北大的讲坛。伴随着当时思想解放的热潮，人文学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们78级中国史班，可以算是生逢其时，个个心气高扬。同学们年龄从16岁到32岁，有的阅历单纯，有的经验沧桑，有的谦逊中渗透出才子秉赋，有的青涩本真而好学颖悟。在这样的氛围中，真正感觉到“水涨船高”的含义。

考研究生，我选择了宋史方向。这不仅是因为先父长期从事宋史研究，也是由于在当时着意于古代史研究的同学中，想学宋史的似乎不多。我们本科时期没有开设正式的宋史课程，而且，宋代被视为屈辱内缩的历史时期，对青年学人的吸引力也不如汉唐。

当时已经年近八旬的父亲，是我的硕士导师。在我求学的路途中，先父对我干预不多，影响却是切近而深刻的。他早年提出的研治史学的“四把钥匙”，即年代学、目录学、职官制度和历史地理，此时不断被学界提及。三年研究生阶段，大体上奠定了日后的方向。记得父亲送给学生们的第一部书，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布置我和同门阅读的第一部史籍，是南宋史家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安排给我们的第一篇作业，是读日本学者桑原隲藏《蒲寿庚考》的研习札记。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还允许研究生借阅线装书，我们时常抱着蓝色函套的《长编》回宿舍，间或路上遇见，不禁相视会意而笑。

研究生阶段后期，已经34岁的我，有了女儿林杉。孩子的出生，带来了无尽的欣喜、无尽的家务，更增添了沉甸甸的责任。她清澈好奇的眼睛注视着周围的世界，纯净欢悦的心灵感染着身边的亲人。在我父亲晚年，祖孙之间的亲情带给老人无限的快慰。那些年里，家中有老人有孩童，自己端坐桌前的时间少了，所思所想头绪多了，读书写作时却不由得更为专注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宋史之路，是从唐史之路开始的。父亲曾经说，“照实说，小南并不是在我的指引之下，而是在陈寅恪先生的高足王永兴教授的加意指引之下而掌握了治学途径的”。我在本科期间曾经跟从王永兴、张广达先生读敦煌文书、读《唐六典》、读《唐书》职官（百官）志，由此开始关注唐代制度。当时面对着一个个陌生的词汇，随着先生们层层次次追索展开，感觉十分新鲜，甚至莫名的激动。研究生期间的选题，实际上是顺着唐代制度延伸下来。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青年学生在硕士阶段以制度史研究为题，有利于凿实基础，是不错的选择。

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北宋的考课与循资——宋代磨勘制度研究之一》，答辩时请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郦家驹、王曾瑜研究员。答辩前夜，紧张得难以入睡，我先生林宗成几乎陪我坐了一宿。在答辩委员会老师们的鼓励下，我开始考虑将这篇原本是纲目体的论文改写成书。8年后，仰赖漆侠先生推荐，纳入《宋史研究丛书》，在1993年作为《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一书面世。

02

阅读前辈学者的著述，常有一种感觉，即无论研究什么具体问题，他们胸中纵横的大局观、前瞻性的视野总是能够充分体现出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材料辨析过程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贯通融汇能力，令人感叹不已。这种境界，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我个人的研究方向，大体上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宋代的政治史、制度史，包括当时的政治文化、政治群体和政治事件，以及官僚选任、考核、按察乃至文书处理机制。这类议题延续了就学期间的关注，近年来也有一些基于阅读与阅历的体悟。中国专制集权的帝制阶段长达两千年之久，其政治影响是扩散性渗透性的，绝非仅限于官僚机构、仅限于社会上层；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任何重要问题，即便看似与政治无关的经济、文化、环境、科技、性别、社会生活等等，一经深入展开，便摆脱不了与“政治”的干系。这种弥漫式的政治影响力，至今也还存在，这让学人体会到政治史研究的意义所在。二是宋代的社会史，包括女性史、家族史、地方性士人网络等等。这一方向的选择，是受到90年代以来社会史、文化史研究潮流的推动，希望对于当时的“社会”有所了解。这些年来，我所开设的研究生课程，像《宋代政治制度史专题》、《唐宋妇女史专题》，基本是围绕这两个方面。研究与授课过程中，一方面感觉分身乏术，另一方面也领悟到不同课题之间“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的关联，领悟到历史内在的融通，希望能自专题切入，对研究中的畛域和屏障有所突破。

有不少学者指出，好的问题，是成功研究的开始。所谓“问题”，可能从个别疑惑、点滴体悟中产生，却不是零碎想法的堆积。真正有意义的议题，要经过沙汰梳理，在材料的基础上，体现出逻辑的指向。所有宋史学者，在研读过程中，大概都不可避免地遇到赵宋王朝所谓的“祖宗之法”问题。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论题，宋代史料中有“迸发”式的涌现，近千年来有不同程度的关注与评说。1986年，先父《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一文发表。其后，我在历史系开设《宋辽金史专题》课程，曾经准备讲授有关“祖宗家法”的内容。备课中我才发现，相关问题像纷繁叠套的纽结，牵涉广泛，凭自己的学力尚无法解开。从那时起，这一问题便总是盘桓在我的心头。直到2006年，《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一书才在三联书店出版。书中，我试图将学界讨论多年的“祖宗之法”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既观察当时的“说法”也观察其“做法”，进而从整体上观察宋代的政治生态环境。

作为一门学科，历史学对于我们的吸引力，是与它所面临的挑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诱导我们走上这条学术道路的，是历史学所仰赖、所辨析的丰富材料，也正是历史学所关注、所回应的特有议题。“材料（史料）”与“议题（问题）”，是历史学者终日涵泳于其间、终生面对且尽心竭力处理的对象。从某种程度上说，研究水平的高下，正是取决于论著者对于“材料”与“议题”的把握方式。在各学科体系重组、知识结构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希望求得实质性的学术突破，而不是满足于用语、词汇的改变，必须从议题的厘清与选择、从材料的搜讨与解读开始。

从根本上说，历史学是一门注重反思、注重辨析与评判的学问，其意义不能止步于鉴赏与弘扬。学人对于史实的不懈追索，对于既往的殷切关注，重心不仅仅在于纷纭斑驳的“说法”；其“核心关怀”凝聚在对于趋势、道路的探求，对于民族性格、文化底蕴的洞察。真理自实践而来，靠实践检验。人类生生不息的历史，正是这实践的过程；世间的创新，也是在不断“试错”的实践中完成。学习历史，不是寻求回应现实的百宝箱，而是经过实践的萃取提炼、认知的累积升华，得以启人心智。

03

1980年代中期以后，我长期担任教学工作，包括北京大学文科实验班、历史系本科一年级的主干基础课《中国古代史（下）》、全校通选课《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高年级的选修课《宋辽金史》、《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妇女》；同时也担任历史系和国学院的研究生课程，例如《宋代政治制度史专题》、《宋代文献选读》等。这些年里，也曾先后应邀到韩国高丽大学，台湾清华大学、成功大学，德国维尔兹堡大学、图宾根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以及美国哈佛大学授课。在教学实践中，陆续积累了一些感想。

“教”与“育”是一个整体。青年学子从成长到长成，是一自然的过程，也是需要激活与引导的过程。就普通教师来说，当前的教学体制虽然使我们有诸多无奈，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发挥个人能动性，使自己的教学意识和教学手段具有时代性，努力造就养育良好品格的环境。要以积极达观的人生态度、严谨深邃的学术风格浸染学生，和学生共同营建向上向善的氛围。学生们在燕园的几年，是他们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学养的积淀、人生的追求、品格的塑就，都离不开这关键的几年。他们选择了北大，我们有责任给他们创造最有利的成长机会，要对得起他们宝贵的青年时代——这应该是北大教师严肃的承诺。

学生们发自内心的肯定，是对于教师最好的回报。每次走进教室，看到坐得满满的学生和走道上的加座，就感觉到一种责任。2000年，我教一年级文科实验班，课间一会儿功夫，讲桌上多了一张字条，刚劲规整的字体写着：“小南老师，我们爱戴您！”看着这简单朴素的一句话，竟至一时语塞。

我指导的研究生，包括宋史方向和唐宋妇女史方向的博士与硕士，至今已经毕业30名。多年来，学生们形成了开放性的“团队”风格。大家只要聚在一起，就会七嘴八舌地讨论争议，犀利的质疑批评中，时而碰撞出敏锐的新见。这种积极互动的热络氛围深深地感染着大家，以致于因故暂时离开集体的同学会感觉“失落”。有学生说：一人走，会走得比较快；而大家一起走，会走得更远。学生们陆续走出校门，怀抱着学术标准、团队精神，去向四面八方。这里又不断有学友充实进来，有博士后、研究生、本科生，有本系的、外校的……大家在积极互动的整体环境中逐渐学习成长。

学生带给我们活力，使得我们“年轻”。能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学生的青春年华，我感觉愉悦而充实。曾有校外老师告诉我，北大有学生在陈述愿望时，说希望“做个像邓老师那样的人”，我真感到十分幸福。台湾清华大学有学生高兴地自称是“邓老师的台湾儿子”。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系和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的学生，都多次追问：“邓老师什么时候再来？”这深厚的情谊使我感动不已。有时会想，如果人有来生，我还是选择做教师吧。

1994年，《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刊行，那是“拨乱反正”之后先父出版的第一部学术论文集。整整二十年之后的今天，我有幸忝列于首师大出版社的“北京社科名家文库”，感觉到的不止是荣耀，更是学术事业薪火相传的责任。

自己的学术生涯起步很晚。教学科研三十年，时时感觉到前辈师长的勉励与扶掖，感觉到同辈友朋的支持与推动，感觉到后辈学生青出于蓝的“倒逼”，也感觉到亲人们的理解与期待。自己著述不多，唯一能够告慰于大家的，是学术上“如履薄冰”，不敢苟且。

我个人主要的学术领域是宋代历史。之所以将这部小书以“探求”为名，和这些年来的内心感触分不开。面对浩瀚的历史资料、无际的追索空间，体悟到自身的渺小，深怀敬畏之心。曾经读到陆游的诗作《抄书》：“皇坟探八索，奇字穷三苍。储积山崇崇，探求海茫茫。一笑语儿子，此是却老方。”这种“山崇崇”“海茫茫”的崇峻苍茫，决定了“探求”的永无止境。古人探求圣贤本意，探求造化之机；今天的人文学者，亦希望“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不断叩问着历史。

 探求，是集体性的事业，需要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无论“学者”还是“教师”，都是纯洁神圣的称谓。为前辈，为自己，也为后人保留一方学术的净土，这种坚持，在今天不应该成为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