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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
来源: 浙金中心微信公众号  作者:​李利忠  日期:2019-03-08

年前,偶然读到毛泽东主席于公元1958年撰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为涤荡污泥浊水,振奋龙马精神,他引用了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之一:“九州生气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那一瞬间,我恍然大悟,原来我辈之所以早在小学阶段,即对龚自珍耳熟能详,源于其时如日中天的毛泽东的大笔一挥。水涨船高,龚自珍的《己亥杂诗》就不用说了,其他如《尊隐》、《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等陈诗旧文,无不凤凰涅槃,脍炙人口,至于《病梅馆记》,则更是中学课本中的重要篇目。


龚自珍,字璱人,号定庵,乾隆五十七年(1792)七月生于杭州清泰门马坡巷一诗礼簪缨之家。髫龄早慧,15岁分韵作诗,19岁倚声填词,23岁作《明良论》四篇,其外祖父、文字学大师段玉裁(代表作为《说文解字注》)阅后喜不自胜:“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耄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龚自珍性情炽烈,感情丰富,“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与当时那个万马齐喑、庸言谨行的社会自然扞格难通、势若水火,因此不免牢骚满腹,动辄骂人。譬如道光九年(1829),38岁的龚自珍第六次参加会试,考中三甲第十九名,赐同进士出身,在殿试时却因所谓字写得不好的缘故,不能被点为翰林。龚自珍深受刺激,后来干脆让女儿、媳妇、小妾、宠婢都日日临池,而且专练所谓字体端庄、墨迹浓厚、点画工稳的馆阁体。一旦有人说及翰林如何,他就会嗤之以鼻地加以嘲讽:“现如今的翰林,哪还值得一提!我家的女流之辈,就没有一人不可入翰林,不说别的,单凭她们那手馆阁体书法,就绰绰有余了。”


客居杭州的这些年,对于龚自珍的诗文,我曾断续读过多次。比较而言,我爱其诗,过于其文。据《定庵先生年谱》载:龚自珍孩提时,只要过了正午,听见柔靡的箫声就会生病,及至长大,仍旧如此,可谓应验如神,也不知是什么缘故。可在龚自珍的诗中,却到处充斥着“剑气”、“箫声”。“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有些诗篇尽管没有“剑”、“箫”之类的字眼,却不乏与“剑气”、“箫声”相通的意绪,或者说交织着豪气与慨叹、侠骨与幽怨、狂放不羁与委曲低徊。


龚自珍的诗气韵生动,读之通达高古,字句流出,掷地有金石声。是以身后半个世纪,回头率一直居高不下。南社苏曼殊、柳亚子那一拨时代青年,更是几乎人人都受过定庵诗风的感召熏陶。在其众多诗作中,写于道光十九年(1839)辞官南归时的315首《己亥杂诗》最为著名。在这组诗中,龚自珍将旅途生活、见闻乃至生平经历、人事、交游、理想、精神遭际,以及仿佛难以言说又低徊不已的苦难与悲痛,都化为一道从心灵深处自然喷发的热流落于纸上。


龚自珍的诗有奇想、有哲思、有高远的境界,百余年后读他的诗,我的鲜血仍能烨然着火。龚自珍家学渊源,自幼受过很好的古文字学的教育,其文古奥,训诂考据之学的痕迹昭然。但或因太受“小学”的影响,致使未能摆脱词章的限制,行文缺少韵律与起伏,深湛的思想每被艰涩的语句阻挡到背后去了。譬如他的《病梅馆记》、《尊史》、《明良论》等,都是难得之文,从中自可读出一种骨气、一种胆识,但因不明快而难以成为经典美文传世。


在西方挑战来临前,龚自珍锐利地看到了旧秩序隐藏在盛世华衮下的满身虱子,于是振臂一呼,振聋发聩。譬如他的《乙丙之际箸议》第九,短小锋利,痛快淋漓,一气呵成,我曾反复读过多遍。他一反过去“一治一乱”的传统说法,将历史上的世情世态,分为三等:一等为治世,二等为乱世,三等为衰世。衰世,即貌似治世实际上却在向乱世转化的一种社会状况:“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宮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


在龚自珍看来,衰世的某种“好”比乱世的“坏”还要糟一些,因为它使人们同真实相隔绝,生活在了无生气缺乏创造的平庸的秩序里。他不无愤懑地指出,衰世最大的悲哀,就是“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何以在衰世找不到有才能的人呢?这是因为社会不容许他们存在。偶尔有“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这里面自然含有龚氏的身世之感,他“一生困厄下僚”,46岁还在礼部主事(从六品)任上沉浮,抱负无从发挥,从而切肤感受到了旧秩序的疾患,并因此成长为一个极具人文精神的启蒙思想家。


百余年来,他的危言高论赢得了无数仁人志士情绪上的共鸣。受过龚自珍刺激和影响的都是些让人眼前一亮的人物,如康有为、谭嗣同、鲁迅、毛泽东等。梁启超就曾坦承:“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朱杰勤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著《龚自珍研究》一书,则以使勇斗狠的语气说:“中华民国革命之告成,龚氏亦颇具一臂之力。”


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龚自珍殁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讲席,《年谱》上说他是“暴疾捐馆”,终年50岁。人们也许很难想象,上世纪80年代以来风起云涌、龙腾虎跃的“改革”,以及前80年占据这个位置的“革命”,还有19世纪最后20年铺天盖地的“维新”、“变法”,这一系列话语的开端,竟是龚自珍在19世纪初就提出的“自改革”,因此称之为“百年忧患第一人”当不为过。长久以来,国人大多将这位不世出的才人列为近代社会的先知,但作为中国近代变革运动事实上的开端,龚自珍提出的“自改革”,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学者们将之以“药方只贩古时丹”概之,止于指出其不通“西学”,不会用现代思想解决中国问题。其实,人们并没有真正理解龚自珍呼吁“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时的孤独幽愤。“劲改革”,是外室“革命”,类似“激进主义”;“自改革”,是内部“改良”,类似“保守主义”。龚自珍的两难抉择,戊戌一代身陷其中,至今的人们也难出其畴。“所以慷慨士,不得不悲辛”,从此也可以看出前驱者的痛苦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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