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前，偶然读到毛泽东主席于公元1958年撰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为涤荡污泥浊水，振奋龙马精神，他引用了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之一：“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那一瞬间，我恍然大悟，原来我辈之所以早在小学阶段，即对龚自珍耳熟能详，源于其时如日中天的毛泽东的大笔一挥。水涨船高，龚自珍的《己亥杂诗》就不用说了，其他如《尊隐》、《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等陈诗旧文，无不凤凰涅槃，脍炙人口，至于《病梅馆记》，则更是中学课本中的重要篇目。
龚自珍，字璱人，号定庵，乾隆五十七年（1792）七月生于杭州清泰门马坡巷一诗礼簪缨之家。髫龄早慧，15岁分韵作诗，19岁倚声填词，23岁作《明良论》四篇，其外祖父、文字学大师段玉裁（代表作为《说文解字注》）阅后喜不自胜：“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耄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龚自珍性情炽烈，感情丰富，“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与当时那个万马齐喑、庸言谨行的社会自然扞格难通、势若水火，因此不免牢骚满腹，动辄骂人。譬如道光九年（1829），38岁的龚自珍第六次参加会试，考中三甲第十九名，赐同进士出身，在殿试时却因所谓字写得不好的缘故，不能被点为翰林。龚自珍深受刺激，后来干脆让女儿、媳妇、小妾、宠婢都日日临池，而且专练所谓字体端庄、墨迹浓厚、点画工稳的馆阁体。一旦有人说及翰林如何，他就会嗤之以鼻地加以嘲讽：“现如今的翰林，哪还值得一提！我家的女流之辈，就没有一人不可入翰林，不说别的，单凭她们那手馆阁体书法，就绰绰有余了。”
客居杭州的这些年，对于龚自珍的诗文，我曾断续读过多次。比较而言，我爱其诗，过于其文。据《定庵先生年谱》载：龚自珍孩提时，只要过了正午，听见柔靡的箫声就会生病，及至长大，仍旧如此，可谓应验如神，也不知是什么缘故。可在龚自珍的诗中，却到处充斥着“剑气”、“箫声”。“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有些诗篇尽管没有“剑”、“箫”之类的字眼，却不乏与“剑气”、“箫声”相通的意绪，或者说交织着豪气与慨叹、侠骨与幽怨、狂放不羁与委曲低徊。
龚自珍的诗气韵生动，读之通达高古，字句流出，掷地有金石声。是以身后半个世纪，回头率一直居高不下。南社苏曼殊、柳亚子那一拨时代青年，更是几乎人人都受过定庵诗风的感召熏陶。在其众多诗作中，写于道光十九年(1839)辞官南归时的315首《己亥杂诗》最为著名。在这组诗中，龚自珍将旅途生活、见闻乃至生平经历、人事、交游、理想、精神遭际，以及仿佛难以言说又低徊不已的苦难与悲痛，都化为一道从心灵深处自然喷发的热流落于纸上。
龚自珍的诗有奇想、有哲思、有高远的境界，百余年后读他的诗，我的鲜血仍能烨然着火。龚自珍家学渊源，自幼受过很好的古文字学的教育，其文古奥，训诂考据之学的痕迹昭然。但或因太受“小学”的影响，致使未能摆脱词章的限制，行文缺少韵律与起伏，深湛的思想每被艰涩的语句阻挡到背后去了。譬如他的《病梅馆记》、《尊史》、《明良论》等，都是难得之文，从中自可读出一种骨气、一种胆识，但因不明快而难以成为经典美文传世。
在西方挑战来临前，龚自珍锐利地看到了旧秩序隐藏在盛世华衮下的满身虱子，于是振臂一呼，振聋发聩。譬如他的《乙丙之际箸议》第九，短小锋利，痛快淋漓，一气呵成，我曾反复读过多遍。他一反过去“一治一乱”的传统说法，将历史上的世情世态，分为三等：一等为治世，二等为乱世，三等为衰世。衰世，即貌似治世实际上却在向乱世转化的一种社会状况：“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宮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
在龚自珍看来，衰世的某种“好”比乱世的“坏”还要糟一些，因为它使人们同真实相隔绝，生活在了无生气缺乏创造的平庸的秩序里。他不无愤懑地指出，衰世最大的悲哀，就是“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何以在衰世找不到有才能的人呢？这是因为社会不容许他们存在。偶尔有“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这里面自然含有龚氏的身世之感，他“一生困厄下僚”，46岁还在礼部主事（从六品）任上沉浮，抱负无从发挥，从而切肤感受到了旧秩序的疾患，并因此成长为一个极具人文精神的启蒙思想家。
百余年来，他的危言高论赢得了无数仁人志士情绪上的共鸣。受过龚自珍刺激和影响的都是些让人眼前一亮的人物，如康有为、谭嗣同、鲁迅、毛泽东等。梁启超就曾坦承：“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朱杰勤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著《龚自珍研究》一书，则以使勇斗狠的语气说：“中华民国革命之告成，龚氏亦颇具一臂之力。”
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龚自珍殁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讲席，《年谱》上说他是“暴疾捐馆”，终年50岁。人们也许很难想象，上世纪80年代以来风起云涌、龙腾虎跃的“改革”，以及前80年占据这个位置的“革命”，还有19世纪最后20年铺天盖地的“维新”、“变法”，这一系列话语的开端，竟是龚自珍在19世纪初就提出的“自改革”，因此称之为“百年忧患第一人”当不为过。长久以来，国人大多将这位不世出的才人列为近代社会的先知，但作为中国近代变革运动事实上的开端，龚自珍提出的“自改革”，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学者们将之以“药方只贩古时丹”概之，止于指出其不通“西学”，不会用现代思想解决中国问题。其实，人们并没有真正理解龚自珍呼吁“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时的孤独幽愤。“劲改革”，是外室“革命”，类似“激进主义”；“自改革”，是内部“改良”，类似“保守主义”。龚自珍的两难抉择，戊戌一代身陷其中，至今的人们也难出其畴。“所以慷慨士，不得不悲辛”，从此也可以看出前驱者的痛苦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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