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迎胜先生，河南获嘉人，1947年生。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曾任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海外交通史学会副理事长。1987—2001年，分别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班贝格大学、英国伦敦大学、以色列希伯莱大学及葡萄牙里斯本大学从事专题研究。1990—1992年曾三次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多国“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游牧/阿勒泰丝绸之路”考察，并被推举为国际考察队副队长、队长。已出版学术专著13部，译著3部，独立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合作发表学术论文14篇，另以英、德等文字在境外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受《史学史研究》编辑部委托，2018年9月19日，笔者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对刘迎胜先生进行了采访。

        我是“文革”前最后一届高中毕业生，就在我们考大学前夕，大学突然停止招生了。因为“文革”，教育中断，我没有机会上大学。我先去江苏淮安插队，去江苏建设兵团工作，又在舟山群岛服兵役，当过工程兵，复原后去江苏淮阴的清江拖拉机厂，当了一名工人。

        “文革”后期我开始自学德语和日语。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时我从各种渠道了解到，在中国搞“大跃进”，搞“文革”，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断期间，作为二战战败国的德国、日本已经迅速地腾飞起来了。我当时选德语、日语自学，就是想看看这两个国家是怎么样发展起来的，我不相信中国会这样一直乱下去，中国总会有机会要发展自己。

        “文革”结束后，1978年国家决定恢复高等学校招生，恢复研究生培养。我当时对自己做了个评估。我在中学的时候对理工科很感兴趣，可是十多年过去了，如果考大学继续学理工科，我的年龄就有些偏大，在入学之初我可能还有竞争力，但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可能很快会进入到衰退期。于是我决定考文科，既报考了本科，也报考了研究生。

        我从小对人类进化史很感兴趣，小学二年级时就很喜欢看南方古猿、中国猿人这样的书籍，对民族学一直有浓厚的兴趣。“文革”中我认真阅读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读过恩格斯所推荐的摩尔根的那些著作。如果要考文科，我觉得有兴趣钻研的应当是民族史。我当时已经结婚，有家庭，有孩子，如果上大学跑的太远，面临一些实际问题，我就想了解在华东地区高校研究生招生中，有哪位专家的学科方向和我的兴趣最接近。那时我还在淮阴的清江拖拉机厂工作，当时在淮阴有一批下放到农村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一位学者，叫于北山，他后来是淮阴师范学院的教授。于先生研究中国古代文献，对元代的八思巴文很重视，他认为在华东地区如果要论民族史研究，那么最有名的就是南京大学的韩儒林先生，于是就推荐给我。我找到了南京大学研究生的招生材料，招生专业中有韩先生的元史，我就下定决心要报考韩先生元史专业的研究生。我选择研究元史和民族史的过程就是这样。

        我进入南京大学以后的学习，跟现在的研究生的培养方式是有很大差别的。当时的研究生课程没有那么多，主要是协助导师和研究室的老师们进行科研工作，相当于在工作中培养。

        我当年在南大求学有些特殊的经历。一入学我就赶上元史学界酝酿成立中国元史研究会，之后1980年在南京大学召开了中国元史研究会第一届会议。会前要做准备工作。我和高荣盛、姚大力、萧功秦、王新民等几个研究生要做的工作，就是分工合作编写《元史研究论著目录》，分中文、日文和西文部分，我和姚大力负责的是西文部分。当时不像现在，许多刊物每年都会发表对过去一年学术动态的评述，那时完全是我们自己到处找。这个工作帮助我们在读研究生时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就是做任何研究一定要了解前辈学者曾经做过什么工作，目前学者们又在关注什么问题。我们编的索引油印成两大册，尽管最后没能出版，我们也没有觉得有什么遗憾的地方。

        十年浩劫结束，百废待兴。在这样的背景下，南大元史研究室参加了一些国家比较大的文化工程，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元史分册的编写。这一册由韩儒林先生主编，从条目设置到撰文，都在韩先生的主持下进行，我们几个研究生分担了一些条目的撰写任务。跟它同时进行的，还有《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分册的编写，是蔡美彪先生主持，我们几个研究生也撰写了这部书的一些词条。这部书和中国大百科元史分册的审稿会同时在南京大学进行，我们几个研究生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审稿会。参加这两项元史学界重要的工作，对当时还是一个刚入门的青年研究人员的我来说，收获很大。我因此熟悉了蔡美彪、周良霄、周清澍、黄时鉴、杨讷、陈高华、贾敬颜这些中国元史学界南京大学以外当时最重要的、最优秀的学者，也感受到审稿中这些学者们严谨的治学态度，例如他们互相对对方的稿件提意见都是直言不讳的，这对我的影响很大。

        读研究生期间，我还参加了元史研究室其他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作。例如编写《元朝史》，这项工作由韩儒林先生主持，陈得芝、邱树森、丁国范、施一揆老师主要承担，我和姚大力、高荣盛老师也作为个别部分的执笔者，参加了它的撰写和统稿。翦伯赞、郑天挺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中的第七册元史分册由韩先生主持编写，陈得芝老师是主要的参加者，我们几个研究生们也参加了一些工作。我记得关于孟德高维奴、马里诺利的资料，是我翻译的，作为一个部分附在书里面。还有韩先生《穹庐集》的编辑，书稿的校对是我们几个研究生做的，收录的每一篇文章我们都很仔细地读过，有些是能读懂的，有的也读不太懂，但读韩先生文章的本身是一个重要的学习过程。我觉得这个条件和资源如果不到南京大学读书是没有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个重要的项目——编著《中亚文明史》，这项工作当时已经进行了好多年了，由苏联主导，其他国家不太满意苏联的强势，巴基斯坦著名学者达尼教授向中国有关方面提出，希望中国派专家参加这一项目。中国要参加进去，就需要一位既又有威望，又懂得中亚史与西北民族史，且通晓多种语言的学者担任领导。国家非常重视这件事，经过研究提出，要韩先生领衔组成中国专家组，参加《中亚文明史》编写工作。后来韩先生被聘为编委会的副主席。

《中亚文明史》书影

        这件事突然给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过去我们主要关注中国境内的民族，元史讲的也主要是中国境内的历史，实际上元史和内陆亚洲史存在非常重要的联系。从那时起，我就对内陆亚洲史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在协助韩先生参加《中亚文明史》编写的过程中，我与中国学术界在这一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像王尧、耿世民、张广达等先生，开始有了比较频繁的接触，有机会认识了与韩先生一起参加《中亚文明史》编写工作的马雍先生和他领导下的社科院历史所中外关系室的余太山等中年学者。几年后，我承担了《中亚文明史》第五卷中蒙元时代中亚的城市与文化部分的撰写。

        随着学习和研究的深入，我逐渐了解到，当时中国的中亚史研究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短板，就是有关中亚伊斯兰化以后的历史研究。中亚伊斯兰化之前的历史，因为有大量的汉文文献，很多中国学者的研究可以依据这些汉文文献展开。比较薄弱的是对唐中后期以后，一直到清朝平定准噶尔、统一新疆以前的研究，在这个时期，伊斯兰史料数量非常多，但国内很少有学者能够阅读它们，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的基础也很薄弱。那么，中国学者的研究怎么样才能够迎头赶上呢?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并下决心要在这个方面下苦功夫。之后南京大学联系北京大学，送我到该校进修波斯语，就是出于这个缘故。

        韩儒林先生对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嘱咐，就是作为中国新一代内陆亚洲史研究的学者，应当至少掌握两门东方语言和两门西方语言。东方语言在亚洲研究中指研究对象语言，研究哪个地区、哪个民族的历史，就应当懂该地区和该民族的古代语言。西方语言又称为通用学术语言，指学术界为发表成果与进行交流而使用的主要语言与文字。韩先生认为，多掌握一门语言文字，就等于家里多开了一个窗子，可以看到窗外更多的景象。

        我牢记韩先生的嘱托。我硕士研究生入学以后就在很短时间内通过了英语的过关考试，这样我就有时间学习其他外语。我到德语专业跟着本科生旁听了两年，后来在德国留学期间，我又进了不来梅的歌德学院学习，我的德语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在硕士研究生的第二年，我学了法语，最后一年，我还学了俄语。东方语言方面，在硕士研究生阶段，我请青年教师华涛帮我辅导阿拉伯语，到了博士研究生阶段，学校派我到北大进修波斯语。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时，我随阿达莫维奇教授学习了土耳其语，还随麦肯齐教授学习中古波斯语。总之，我的学习是按照韩先生的指示进行的，我的求学经历受益于韩先生，受益于南京大学非常多。

        我博士入学是在1982年。非常不幸的是，我入学以后，韩先生就病重，于1983年去世。韩先生去世后南大暂时没有这个方向的博士生导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翁独健先生主动提出，他愿意接收我和同时在读的姚大力，接着培养。这样，我们就转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继续学习。我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的第一个博士，拿到的博士学位证书是001号。

        在社科院读书期间，我和民族研究所的多位研究人员，刘荣焌、蔡志纯、杜荣坤、白翠琴、马大正等先生，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经常向他们请教，和他们交流。在北大学习波斯语期间，也认识了东语系季羡林先生这样老一辈的学者，认识了季先生的学生王邦维。张广达先生和他的学生荣新江、王小甫，也是那个时候熟悉的。这个经历使我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观察别的研究领域的学者是怎么做学问的，他们看什么书，思考什么问题，使我能够汲取元史学界以外其他断代史、专门史研究的学术营养。

        我觉得我的研究生阶段，从南京大学到中国社科院，整个求学经历是非常丰富的。虽然“文化大革命”耽误了我十多年的时间，但是通过1979年到1985年六年时间，依靠南京大学和当时学术界提供的非常优厚的条件，当然也有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弥补，丢失的时间追回来了。

        元史研究内容非常丰富。首先，它是中国的一个断代史，因此在做元史研究的时候，要把它置于中国史的语境中间来观察，借鉴其他断代史研究的成果。第二，它同时是中国民族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元朝的统治民族蒙古族是中国北方民族。在历史上北方民族多次入主中原，建立的王朝中有的占据中国半壁江山，有的统治整个中国。从民族史的视角来观察，就要关注做民族史研究的学者们所思所想。第三，从某种意义上讲，元史同时也涵盖了13—14世纪亚洲史和世界史的许多内容。因为蒙古帝国的疆域，超越汉唐，是人类历史上疆域空前辽阔的一个大帝国之一。元代历史牵扯到许多国家，所以我们经常讲，元史研究需要世界的眼光。相关研究者分布在世界许多国家，各国的学者，多根据自己的专长和所熟悉的史料进行研究。例如，有的学者会亚美尼亚文，他就利用记述元代历史的亚美尼亚文史料，如海屯国王的游记进行研究。欧洲的学者如伯希和、穆勒等，在研究元和教皇、欧洲的联系上下了许多功夫。这是元史和一般断代史有很大不同的地方。每一位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专长与兴趣选择不同的角度切入，来研究元史。

        我做元史研究，起步是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开始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与这个题目有关。察合台汗国是蒙元帝国内的一个藩国，是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及其后裔在我国西北和中亚地区建立的，立国达一个半世纪以上。研究察合台汗国史需要利用的文献涉及汉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畏兀儿文和察合台文等多种语言文字，同时还要运用科学方法对多语种文献进行分析比对，研究难度很大。在察合台汗国史的研究过程中，我逐渐形成了重视多语种文献比较的学术特色。我在波斯文等文献中寻找和汉文文献中有交集的地方，在元代汉文文献中寻找跟内陆亚洲发生关系的部分。我的这种努力一直持续至今。这是我的第一个方向。

1230-1365年间的察合台汗国

        我关注元代社会中的下层人物。我写过关于王仲德和他的民间文物收藏的文章。他是一位宋代武将的后裔，入元后未入仕，定居在宜兴。通过研究他文物收藏的过程，可以考察他的社会活动网络，考察这些没有入仕的文人的生活状况。我又注意到《至顺镇江志》所载《大兴国寺记》的作者梁相。宋亡以后，最初他没有求仕，和遗民呆在一起，后来可能是生活所迫，他不得不当地方儒学教授，之后到了镇江，《大兴国寺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我也关注元代诗人和诗社，例如昆山的顾瑛，他和很多的文人有交流，其中有明初修《元史》的几位重要的参与者。我关于元代历史的研究就从偏重于元代的西北边疆，慢慢开始包括元代内地历史。

        在一二十年前，我开始和陈得芝、高荣盛老师一起承担《元史》的订补工作，后来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元史》会注”的课题，这使我对元史研究的全局性有了更多的关注。

        近几年我发表的成果中有相当一部分与“《元史》会注”工作有关，是在注释的过程中发现了问题进而思考、撰写成文。例如，我在研究《百官志》时，把元代文武官员的品级和《南村辍耕录》、《元典章·礼部》以及《事林广记》中记载的官员的品级加以对照，发现互有出入。在对比文献的基础上，我发现元代官员的品级、勋阶制度继承的是金制，而非宋制，而且影响到了明代。

        我研究元史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方向，即中外关系。我对《马可波罗游记》很有兴趣，在研究的过程中，我聚焦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马可波罗在扬州为官时，他的一位在镇江的朋友马薛里吉思，此人在《至顺镇江志》及其他的文献中有记载。我写过关于马薛里吉思及其家传的制作舍里八技艺的文章。舍里八是一种在伊斯兰世界很有名的饮料，传入中国后本土化了，叫解渴水，明代发展成几十种不同的熬制方法。这种外来饮料在中国是如何本土化的，这一过程中有无出现什么问题，我做了考察。忽必烈制定宫廷礼仪时，在上都操练礼仪的人，因为过量饮用舍里八，出现排尿不畅的疾病，后来被太医罗天益诊断出来。这说明该饮料已经从宫廷走向了中下层的官员，逐步本土化了。这个课题还可以拓展开来。例如，马薛里吉思为什么要跟赛典赤到云南？是否和云南盛产制做舍里八所需要的带有酸味的水果有关？为什么元灭宋的第二年，他会来镇江呢？我想是因为云南虽然盛产水果，但把在那里制成的舍里八运到大都太不容易，而镇江具有有利的地理位置，可以通过水路加陆路，比较便利地送到大都。另外，制备舍里八的原料，在《至顺镇江志》、《临安志》中都可查到。马薛里吉思既在镇江建基督教教堂，也在杭州建，和他为了取得原料，在江浙两地旅行是有关的。对于元代中外关系的研究，我从已故杨志玖先生那里得到了许多启发。

        我对回族史和中国伊斯兰文化史的研究有一个重要的聚焦点，就是民族语文学，关注波斯、阿拉伯语言文字在中国是怎么传承的。

        我们研究元史重视审音勘同的方法，特别关注某个时代非汉语词汇的读音是如何用汉字来表达的。例如，前辈学者总结，元朝其他民族的语言中以“-l”结尾的音节，有的时候用汉字勒、里、鲁音译，有的时候用带鼻音-n的汉字音译。比方说sultan（国王），元代汉文文献中音译成“算端”，是用常鼻音-n的汉字对译非汉语中“-l”的音节。我最初看到《回回馆杂字》时，发现它既有波斯文，也有汉字的音译，我就想到，这等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语料库，由于每一个波斯文音节的读音都用汉字标示，于是我们有了一大堆的资料。如果我们碰到了一个汉文记载的其他民族语言的词语，没有办法去还原它原来的民族文字，我们可以用这个规律倒推回去。

        我开始研究《回回馆杂字》和《回回馆译语》时，到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发现北图藏有两个抄本。我把它们全部都抄下来了。后来到了德国、英国，我又看到了更多的本子。

《回回馆杂字》书影

        我最初的研究成果是将杂字按波斯文字母重新排列，以便于查找。论文发表后，杭州大学的黄时鉴先生提示我，日本学者本田实信已经写过论文。黄先生复印了寄给我，这让我知道这个工作前人已经做得很好了。

        本田实信的成果很实事求是，哪个字他不能解释，他就如实讲出来。这样我的任务也变得明确。某个他解决不了的字我能不能解读出来？某个书写不清楚的波斯字能不能根据汉文注音与释义找到波斯文中的原形？它在抄本中有没有可能存在讹误？此外，本田实信只做波斯文本的校订，并没有在元代、明代的汉文文献中去找这些语汇作为外来语被使用过的例证。我比本田实信多做的就是设法解决一些他未能解决的问题，同时在元明时期其他的文献中寻找波斯文化输入中国的痕迹。

        例如，《南村辍耕录》中记载，有个回回医官医术很高明，邻居有人得病，头疼难忍，这个医生在病人上额开刀，取出了一个小螃蟹，坚硬如石，而病人术后痊愈，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令人难以置信。我在会同馆本《杂字》中发现有螃蟹的“蟹”，音译写成“塞尔汤”，这个词在波斯语中既表示螃蟹，也表示肿瘤（癌）。我联想到《辍耕录》中的记载，指出很可能这个回回医官做完手术以后，随口说这是一个肿瘤。但是因为在波斯语中间，肿瘤和螃蟹是同一个词，那么在旁边半懂不懂的人跟别人解释时，说这是一个小螃蟹，然后就变成手术割除了一个小螃蟹的故事。这个例子说明，元明时期的汉文文献可以和回回馆的资料结合起来。

        受这个启发继续深入研究下去，我有重要发现，即：波斯文在回族群体中有两个传承系统，第一个是官办机构。如元朝的回回国子学，到明朝的四夷馆的回回馆，到清代乾隆朝中期以前的四译馆中的回回馆，目的是为政府培养能够译写他国国书的人才。第二个是民间经堂教育。元代入华以后，回回人群体努力保存自己的文化，而伊斯兰的经典除了《古兰经》以外，诠释《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思想重要的著作，多是波斯文写成的，是波斯人的著作。所以，在中国回族经堂教育中，波斯文被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教学过程中，经堂里的听众大部分是汉文文化程度比较低的回民下层的群众。这些人可能不会写汉字，他们会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汉文，就出现了小儿锦。很早我就读过冯增烈先生写的有关小儿锦的文章，80年代我到河西走廊考察，买到了这种文书，便相信用小儿锦书写的材料应当比较多。2000年以后，我申请到基金专门从事这项研究，进行田野调查，发现这种文字在民间仍然使用。我考虑将来怎样把这个学问传承下去，很可能二、三十年后，小儿锦就没有人会了。因此，应当把现存的小儿锦和汉字对应的双语文献，收集起来，编成一个小儿锦的词典。为使这个字典翔实可信，它所收入的每一个小儿锦的字都应当是有来历的，每一个小儿锦字对应的汉字也应当标明语出何处。我相信只要这个字典编得足够大，将来碰到的问题，百分之八、九十是可以破解的，因为它建立了小儿锦与汉字对应的可信系统。

        时间和精力所限，我们主要是把回族学者李殿君编的《中阿双解词典》作为基础（该书是汉文——小儿锦——阿拉伯文、波斯文三种文字合璧的词典），再加上我们另外曾经收集到的一些小儿锦的词汇，合在一起。我们把它按小儿锦拼写音序为主来进行编排，把汉字放在第二位，又加上了英文的解释，这样就按现代学术规范编成了第一部小儿锦的词汇表。

        这个工作除了希望使这种文字在若干年变成死文字之后，后辈的学者仍然能够阅读它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要揭示这种文字的意义。我专门写过文章，认为小儿锦实际上是和汉字、东干文平行的第三种汉语书面语。我不同意一些学者认为小儿锦就是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另一类汉语拼音的观点，因为它中间的波斯文、阿拉伯文词汇和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小儿锦的拼写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真正反映了拼音，就是汉语拼音。第二部分是经堂教育中的词汇，它保存了波斯文、阿拉伯文原来的写法，但它的读音是按对应的汉字意义发音，小儿锦使用者把这些进入小儿锦词的波斯语、阿拉伯语借词，像方块字一样死记住了，他们记住的是它的意义，并不在阅读过程中读它原来的读音。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受字数限制，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