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元老、汉学大师章太炎向来以为其所著《訄书》字字珠玑，足以傲视唐宋八大家。但只要看看这个“訄”字，就知道这个人有多么迂腐、多么固执，也就同样可以想见全书的行文基调。

《说文》里说：“訄，迫也。”对于这样一个似乎还没在传世典籍中出现过的字，章太炎竟用为书名，这不是存心不让人看吗？这部繁难得连鲁迅也说点不断的《訄书》，开卷第一句是：“使文质俱废，如画丹之于墨，如大山之于深壑。变不斗绝，故与之莎随以道古……”这说的什么话？却原来“斗绝”的“斗”是“陡然”的“陡”的通假字，而“莎随”则为“委蛇”之通假。  

章太炎的文章，有的气势雄强，排比如江河直泻；有的娓娓而语，亲切如联床共谈；有的语气词相连，婉转凝重；有的全不用虚字，简洁古拙……如果他不是可笑地爱用古字，那简直就是十全十美了。章太炎的古诗，深得我心的有一句：“笼中何所有，四顾吐长舌。”因为传神，所以亲切。应该不会错的，我印象中的章太炎，就是这样一位不时吐出长舌作怪态的学者和革命家。

我知道很多人都和我此前一样，认定革命家无不苦大仇深，能写几个字已是很有文采了，哪会想到居然还有一位炫人眼目的文化之星呢？至于晚清的统治者，自然更是无从想象，推翻其统治的，怎么可能是弄汉学的人？

原来乾嘉之际，由于文字狱的威慑，文人只得转向故纸堆中消磨光阴，并开始对在复古与朴质中显示功夫的学问有了兴趣，“汉学”因而得以确立并盛行一时。“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清代著名学者、诗人王鸣盛在他的《十七史商榷·序》中的这段话，很好地阐述了乾嘉汉学治学的基本想法，也就是强调治学的基本功离不开材料及材料组织的整理、落实。

用汉学重镇戴东原的话说，就是“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从具体工夫入手，“顺藤摸瓜”，这是汉学的长处，所谓“先把书读通了”，然后或辨伪、或确证、或爬梳、或精审、或识断，也就需要音韵、文字、训诂、校勘、名物制度考证等专门学科知识的发展，形成了一种朴实的特色，所以又叫“朴学”。《四库全书提要》曾批评汉学“其弊也琐”。另外的弱点是：“蔽于古(籍)而不知世(社会)，蔽于词而不知人。”学问曲奥，可惜不能面对生活中所提出的问题。曾倡议“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后来说，这是“锢天下聪明智慧于无用之一途”。

一般而言，文人一旦钻到故纸堆里，皓首穷经，大概也就只有老鼠进了米缸可以一比。是以自汉代以降，推进社会变革者，从来就没有考据学家。不想章太炎却是个“异数”。章太炎无疑是汉学的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他的关于“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等著述，无不让人叹为观止。他的学生曹聚仁曾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中说：“我曾经立下心愿，要把他的《国故论衡》笺注起来。一经着手，便知道这不是我的学力所能应付得了的。

我勉强能把中卷《文学总略》注起来。上卷《小学略说》，谈文字音韵学的，得让钱玄同来做。下卷《原学》，乃是谈道家、佛家思想的，怕连周氏兄弟都动不了手呢！”由此可见，章太炎的学问平实、博大，阡陌纵横而且自铸体系。

但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认为，章太炎一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即太炎先生以一闾巷之人，发为不平之鸣，以民主革命的呐喊往来于戊戌之后的思想界，七被追捕，两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他以汉学为根，从枯燥的学问中走出，竟参与领导了“排满”的革命，配合孙中山等，把清帝国送进了坟墓。而且由于深谙汉文明传统的缘故，其推翻旧帝制的激情更是高于常人。这是中国“汉学”史上最辉煌灿烂的一页。章太炎当年的斗争精神，诚如鲁迅所说：“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千百年来，治学者从来不曾有过以学术精神引发出一场革命，且是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的。而章太炎辈所以尽得风流，乃在以“汉学”的民族精神唤起民众，造成大势。在“汉学”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民族精神，乃辛亥革命的思想源泉之一。

晚年的章太炎，买屋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著书自娱，“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鲁迅说其“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受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是，也正如鲁迅所强调指出的：“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

民国二十五年（1936）六月十四日，章太炎病逝。他生前仰慕民族英雄张苍水的为人，表示“生不同辰，死当邻穴”，遗嘱死后埋骨于西湖南屏山张苍水墓旁。因抗战爆发，灵柩未能及时迁葬，暂厝苏州。1955年江浙两省组织治丧委员会，于次年4月1日将灵柩迁至杭州，4月3日公祭安葬。

章太炎清同治八年（1869）生于杭州余杭，去世后又回归于这块土地，生于斯葬于斯，可谓死得其所。他是汉学的光荣，也是杭州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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