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海立山奔，血与火写下了中国一页不堪卒读的痛史。这天是清康熙三年（1664）九月初七，一大清早，几顶竹轿在众多兵勇的把守下，匆匆来到杭州弼教坊。一位头戴方巾，身穿葛衣的汉子，披镣戴铐、神情自若地下得轿来，抬头遥望前方起伏苍翠的凤凰山，深情地说：“好山色！”于是引颈受戮，从容就义。他就是明末抗清志士中与郑成功为并峙之双峰的张煌言。此前三天，他的夫人和儿子已为清廷杀害于镇江，家破人亡。与他同时受刑而死的还有其参军罗子木、侍从杨冠玉等。

张煌言（1620—1664），字玄著，号苍水。浙江鄞县人。自幼胸怀大志，“慷慨好论兵事”。明崇祯十五年（1642）中举。他一生栖山横海，波澜壮阔。

自弘光元年（1645）与钱肃乐等起兵奉鲁王监国，中经江上师溃、崇明覆舟、平冈结寨、舟山失陷，虽屡遭败绩，而忠贞之志曾不稍改。后携张名振三入长江；又随郑成功北伐江南；及至南京师溃，张煌言九死一生，历尽千辛万苦，复返浙海，重建义旗。康熙元年，面对永历帝昆明遇害，郑成功病故，其子郑经放弃沿海岛屿，撤往台湾，以及鲁王薨逝金门等一系列变故，还有每况愈下的局势，孤立无援的张煌言稳住阵脚，百折不挠，仍以孤军出入浙闽沿海，坚持战斗。

康熙二年（1663），他集战舰百余艘准备攻取福宁沿海，因叛徒出卖，终致失败。康熙三年（1664）六月，无力回天的张煌言只得退入舟山，挥泪解散余部。他自己则匿居距南田岛60里的悬岙岛（今象山县南），潜伏待起。自投笔抗清以来，19年间，张煌言披坚执锐，栉风沐雨，出没鲸波山海之间，辗转蛎滩鳌背之上，愈挫愈奋，屡踬屡起，自谓“三度闽关，四入长江，两遭覆没”，终于由一介书生成长为东南抗清的一面旗帜。

在张煌言一生大小百余战中，令人至为感慨的一次，当为顺治十六年（1659）五月，张煌言与郑成功会师北伐。他们从崇明直破瓜洲、镇江。在郑成功率部攻打南京的同时，张煌言另率一军溯长江而上，出击外围芜湖等地，一时四方豪杰云起景从，远近望风而降，势如破竹，旬日间收复徽州、宁国、太平、池州等四府三州二十四县。清廷上下震惊，顺治帝甚至准备“东还”了。不想郑成功一意孤行，骄傲轻敌，中了清军的缓兵之计，惨遭大败。消息传到芜湖，张煌言立即写信给郑成功，要他切勿全军东撤。只要坚守镇江，自己还可保有上游各城，天下事尚或可图。然而郑成功在突遭失利之后，为了保存己方实力，竟置张煌言军于不顾，撤镇江、瓜洲及驻守长江流域之军队，自回厦门去了。张煌言所部顿时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最后在清军的围攻下，全军覆没。他在当地乡民的帮助下，辗转跋涉二千余里，方才回到浙东。至此，北伐大业功败垂成。其实，若以反抗异族之顽强斗志与故国光复之固执宏愿而言，则郑成功亦不得不屈居张煌言之后。当年，郑成功退守台湾，虽说因而打败荷兰红毛鬼子，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成就了双料民族英雄，但对江南与三闽的抗清运动，不啻是一次严重的打击。

康熙三年七月十七日夜，因叛徒出卖，张煌言不幸被俘。十九日，张煌言被押到宁波，清浙江提督张杰设宴招待张煌言，并以高官厚禄再三诱降。张煌言慨然答道：“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今日之举，速死而已。”张杰气急败坏，只得将张煌言押送杭州。到了杭州，清浙江总督赵廷臣一再劝其投降，并保证以兵部尚书原职起用，被张煌言严辞拒绝：“被执以来，视死如归，非好死而恶生也。亦谓得从文山、叠山异代同游，于事毕矣。”面对张煌言的大义凛然，赵廷臣别无他法，只得如实报告朝廷。其时，对于如何处置张煌言，清室大臣意见不一，有的主张解京杀之，以震慑天下；有的主张长期监禁浙江，以免在人民中激起事端；有的主张尽量给予优待，以招徕其他未降之人。刑部斟酌再三，最后决定：“解北恐途中不测，拘留恐祸根不除，不如杀之。”

张煌言既是一位以身殉国的民族英雄，也是一位造诣颇高的诗人。据《奇零草·自序》：他自成童便好为诗歌，既使军旅余闲，也不辍吟诵。然而明亡前所作早已散亡殆尽。自鲁监国元年（1646）浮海后，至永历十六年（1662），17年间又积有篇什；却不料屡有倾厄，劫后所存，不过全鼎一脔，故名《奇零草》。张煌言的鄞县同乡、乾隆元年（1736）进士、著名学者全祖望亦称：“公丙戌以前文字皆无存者，今所存者有《奇零草》，甲辰六月以前之作也；《冰槎集》，其杂文也；《北征录》，己亥纪事之编也；《采薇吟》，则散军以后之作，而蒙难诸诗附焉，共八卷。”由于张煌言的诗文有清一代悬为厉禁，流传甚少，加之又为其勋名所掩，故鲜为人知。全祖望以为，张煌言的诗文才笔横溢，大致出明末云间一派。崇祯十三年（1640），云间派首席陈子龙赴绍兴府任推官，两浙“士以其夙有文望，争师事之”。其时张煌言年逾弱冠，亦前往受教，得其薪传。但时代的风云淬厉，使张煌言突破了“云间派”所标举的“前后七子”藩篱，诗风苍劲雄阔、清新刚健，他的写于被俘后押解杭州途中的《甲辰八月辞故里》二首，可为代表之作：

义帜纵横二十年，岂知闰位在于阗。桐江空系严光钓，震泽难回范蠡船。生比鸿毛犹负国，死留碧血欲支天。忠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信史传。

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惭将赤手分三席，拟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这两首撼人心魄的千古绝唱，诚所谓字字金石，掷地有声，足以警愚启顽，廉贪励懦。而他所写的另一首七绝《忆西湖》，正是一首诗谶：“梦里相逢西子湖，谁知梦醒却模糊。高坟武穆连忠肃，添得新祠一座无？”这首诗写得视死如归，壮怀激烈，似乎是命定地朝着不朽的地方走去。张煌言被害后，遗骸为其鄞县同乡冒险收殓并秘密葬于西湖南屏山北麓荔枝峰下。为避清廷耳目，墓前仅草草立一碑石，石上题“王先生墓”。在此后清康熙、雍正两朝的70余年中，张苍水墓长年埋没蒿莱，荒僻难寻，以致若干年后，撰写张苍水墓志铭的黄宗羲前来凭吊忠魂，于南屏山下寻觅良久，这才找到张墓，一洒追思战友的潸潸热泪。他在《寻张司马墓》一诗中写道：“夜台不敢留真姓，萍梗还来酹晚鸦。”“夜台”意即坟墓，“不敢留真姓”正是指张墓“姓”王的严酷境遇。

 “王先生墓”恢复原姓，是清乾隆初年的事。大约至迟不晚于乾隆八年（1743），杭州一位叫吴乾阳的道士，筹资重修张苍水墓，辟筑墓道，树立神道碑，碑上铭刻着全祖望撰写的《明故权兵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鄞张公神道碑铭》，详述张苍水一生经历，誉之为“啼鹃带血归南屏”。乾隆四十一年（1776）赐谥忠烈。清代吴鼎元写有《南屏山谒张忠烈公墓》一诗：“君不见西泠桥边岳武穆，八盘岭下于忠肃，一片孤忠两地同，与公鼎峙成三足。”

黄宗羲在《张公墓志铭》中说：“语曰：‘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所谓慷慨从容者，非以一身较迟速也。扶危定倾之心，吾身一日可以未死，吾力一丝有所未尽，不容但已。古今成败利钝有尽，而此不容已者长留于天地之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常人藐为说铃，贤圣指为血路也。是故知其不可而不为，即非从容矣……间尝以公与文山并提而论，皆吹冷焰于灰烬之中，无尺地一民可据，止凭此一线未死之人心以为鼓荡。然而形势昭然者也，人心莫测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莫测则亦从而转矣。惟两公之心，匪石不可转，故百死之馀，愈见光彩。文山之《指南录》，公之《北征纪》，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文山镇江遁后，驰驱不过三载；公丙戌航海，甲辰就执，三度闽关，四入长江，两遭覆没，首尾十有九年。文山经营者，不过闽广一隅，公提孤军，虚喝中原而下之。是公之所处为益难矣！”这段文字，对张煌言“死留碧血欲支天”的奇情壮志，对他“吞炭可共论”的血路人生，作出了精辟透彻的表彰。

黄宗羲与杭州亦因缘甚深。据《黄宗羲年谱》，他曾九次寓居武林：崇祯六年（1633）到崇祯七年，黄宗羲24岁至25岁时，曾在南屏山、孤山两处读书、讲学近两年。甲申之变，黄宗羲35岁，曾从刘宗周先生赴杭，寓吴山海会寺，从事招募抗清义军的工作。以后，又于48岁至50岁、55岁、61岁、70岁、75岁、81岁时，寓居于杭州孤山、吴山等处。可以说，杭州乃梨洲先生一生活动的一大中心。从梨洲先生的书，我们很容易看出他的人。《明夷待访录》是一本极有英气的大书。梁任公称其“对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作了极大胆的反抗”，是“我们当学生时代的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卢骚《民约论》出世前之数十年，有这等议论，不能不算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狄百瑞称它是近现代儒家宪政的宣言。书中指责几千年的中国政治是“私天下”：“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并在历史上第一次宣布：“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并提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应该“公其是非于学校”，使学校主持天下是非，成为监督政府的清议机关。至于臣僚的责任，他认为应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且主张限制君权，提高相权，设立宰相领导下的政事堂。所有这些，无不振聋发聩，让人看了倍感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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