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远古，杭州属于越地，虽在蛮荒，无不安泰，有叶笛与牛羊，没有文字。这就是《越绝书》说的“於越”，也叫“百越”。部落与部落，百数是肯定有的，但语言相通。是的，是“相通”，不是“相同”。就像广东人走进河内，语言似乎并不是一个障碍。专家称，当时的越人，也许有马来亚语系，也可能有汉藏语系。 一、越地中的余杭 《越绝书》，成书春秋后期，现存的版本以东汉袁康为最早。其卷一说，作者“吴越贤人”，因对孔子编撰《春秋》时没有提到“越”这一段“绝伦”的历史，愤而撰写。于是，四千年前一个叫“无余”的人，奉夏朝第六代少康王之令来到会稽（今绍兴），守卫大禹陵的历史，便被追溯了下来。无余，就是“越”的第一位首领。《越绝书》称此事“久远，世不可记”。毕竟，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岁月，太久。 与“越”相比，后来的“吴”，就是“迟来和尚吃厚粥”了。三千多年前，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大儿子太伯与二儿子仲雍，“奔”来了长江下游，号称“句吴”。别看他们比“无余”晚来近千年，却是有文字的“后生”。“越”就吃煞没有“文化”的苦了。 几百年的吴越战争，“吴”最终被灭。不过，“吴”的“文化”名分就此也大了，连《越绝书》的作者都自称“吴越贤人”。以“吴”为先，也算是文化的胜利。 当“余杭”一词出现在《越绝书》的卷二时，越国最终又败给了楚。某日，楚顷襄王与谋士宋玉谈到了女人这一个令男人的荷尔蒙亢奋的话题，当晚，楚王梦遇神女相交。《越绝书》说：“余杭城者，襄王时神女所葬也，神多灵。”这一句证明，公元前334年楚灭越时，“余杭城”已经存在，并极富灵气。 “余杭”是个越语，以大禹治水的“舍舟登陆”说来解释“余杭”（余航），略见牵强。《越绝书》卷八说：“朱余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余”。对越人称“盐”为“余”的说法，已故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极为看重，他认为，越地的余杭、余姚、余暨（萧山），都是因为产盐得的名。如今，在本著的耄耋老人口中，“盐”的发音，仍有“余”的前鼻音。也许，“无余”的名字，与对盐的管理，也有一定的关系。 二、如果赵构不来杭州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从余杭与钱塘两县，各划分出了两块土地，并以“杭州”为名，这多少是有了一点城市的意识。钱唐县本是从余杭划出的，要比划出“杭州”地块早八百多年，可见余杭曾经的大了。此时，越地的概念淡了，语音与习俗还是有的。 此后，杭州历尽三起三落。 第一次，是有了“杭州”的十八年以后，也就是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征发百万徭役将运河挖到了杭州，又莫名其妙地将“杭州”回归了“余杭”。 第二次，是公元620年，唐高祖定国，重名“杭州”。这一次，“寿命”似乎长了一点。可惜，到了一百二十二年以后。爱江山更爱美女的唐玄宗一登基，“杭州”又成了“余杭”。 第三次改得快，儿子不买老子账，李亨称帝，“杭州”又从余杭中划出来了。这一回，命就长了。直到四百年后，宋史南奔，赵构来了，改称了“临安”。 没错，如果赵构逃难不来到杭州，杭州话就是余杭话。遗留的越语，也不会消失得那么快。陈桥驿先生说，越语的地名，还是很明显的存在。譬如余杭、余姚、余暨、义乌、诸暨，鄞县的“鄞”，上虞的“虞”。 口语也有，《梦粱录》说现在的中山南路，当年和宁门外的大排档，在官酒店的“红杈子”前，有“买卖细色异品菜蔬，诸般嗄饭，及酒、醋、时新果子，进纳海鲜品件等”。注意，“嗄(a）饭”，就是下饭菜，老杭州人至今还在说。这是《梦粱录》作者对“越语”的“汉译”，它和“菜蔬”重叠，纯属文字铺陈。 “越语汉译”，是陈桥驿先生提出的，也就是汉人最初来到越地，用汉语写出越地的语音。汉译得好的，后来进入书籍的也有。“嗄”，算一个；“藁”，也是。《宋史·文天祥列传》中说到文天祥在集英殿上对策殿试题“法天不息”：“其言万余不为藁（gao），一挥而成”。“藁”是什么？《康熙字典》指越地一种纠缠不清的蔓草。也是越音对错综纷杂的表示，“三言两拍”中常有使用，譬如《警世通言》卷二十五，说主人公桂某腹中千头万绪，理不出一个头，就用了“藁”。 如此的越语，似乎还有。譬如“解”，从浙南到福建、广东、海南、越南，都读gai音。这音，在历代韵书中，只有“偏重南学”的《五经正义》收有。“解”的这层“化解、解脱”之意，同样影响了分解物体的“锯”，越地人也读gai。 老杭州口中的“寮檐”，也是。“寮”曾作为越人的“屋”，至今在浙南、闽南一到还有这么说的。“搲扎wa/za”的“搲”也是，《康熙字典》称“吴俗谓手爬物曰搲”。还有“葳”wai，《康熙字典》有“葳蕤草，江浙叫‘娃草’”。该草茂盛，贱生，杭人也好用“葳”来赞叹老者、小孩的健旺。还有“笃”，《广韵》称之“尾下窍也”，即女性生殖器。“笃”用来骂人，也是越语遗留。当然，后来的人骂“笃落落”一语，未必知其本意。只有冯梦龙这狂生，在越地听到“笃歌”时，津津有味。 在语言学者钱乃荣先生看来，“辣哈”、“大滬”，也都有越语的影子。当然，没法汉译，只停留在俚语上的，也有不少。 三、宋官话与本著语的揉合 宋室南迁，大量北方人涌入。读南宋《咸淳临安志》，北宋元丰年（1078-1085），杭城户籍16.4万余户；南宋乾道年（1165-1173），杭城户籍26.2万。到了咸淳四年（1268），杭城户籍39.1万余户。要晓得，这大多是携家带口的官绅大户，杭城人口高达124万。 杭州城内的南宋官话，就此形成。当然，这也包括了民族意识下对宋官话的捍卫，于是，杭州话有了根本改变。最明显的是，人称代词。 北宋《平山堂话本》中可以看出，宋官话有“我”、“你”、“他”。而此时杭州人说的人称代词，是余杭话的“日额”（我）、“日嗯”（你）、“日N”（他）。于是，杭州话也就有了“日我”、“日你”的语音。如今，在老杭州人口中，仍能听到。 语言学者普遍认为杭州话中“文白两读”的情况较少，这是与周边方言相比较而言。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杭州话中不多的“文白两读”，不少也带有南宋官话的印痕。譬如“抲”（he），《康熙字典》引注《集韵》标音，近“歌”。如今，杭州人依然读ke。还有“角”，普通话读“jiao”，《康熙字典》标为“古岳切”（gue）。杭州话如今依然。 《康熙字典》的标音，使用反切法，不少字想读出当时的原音，需要辗转多字。譬如“谢”，“辞夜切”。那么，当时“辞”的声母怎么读？“夜”的韵母怎么读？这么一细究，杭州话的“谢”（xia），也就出来了。也有将“谢”读成“jia”的，这是方言变音；还有读成“ji”音的，这应该是后期受满语jilz的影响，有宽恕、得罪之意。 杭州人好将喝茶说成“吃茶”，这原本是“喫茶”的沿袭。“喫”，《康熙字典》引注《韻會》的标音，读“燩”（que），解释为“食也”、“飲也”。“喫茶”，在宋明话本中很常见。1958年文字改革，“喫”为“口吃”的“吃”所替代，歧义就来了。 将南宋以后的话本与北宋话本比较，还能看出不少本著元素。譬如，名词加了词缀后，所改变的词性。最明显的是“势”，《金瓶梅》中，形容王干娘那种为男女间破事“穿针引线”的人，就用“虔婆”后加“势”，称“虔婆势”。类似还有“排场势”、“花头势”，等等，这在北方语系中，这几乎没有。 如今的杭州话中，宋、明话本中的语词俯首皆是，如“拐棒儿”、“敲板儿”、“没脚蟹”、“三不知头”、“皮外卵子”、“牙”，等等。还有使用频繁较高的“恁地”，按《康熙字典》的反切法标音，“恁”为“如甚切”，这也可以找到现在杭州话“什格的”（这样的）原形。 宋室南迁之初，杭州的本著也曾对强势的北方话有过排斥。明《西湖游览志》说到《辍耕记》、《白獭髓》两书，说的就是“杭州人好为隐语，以欺外方”。譬如将“茄子”说成“落苏”；“少语”说成“稀调”。还有“‘一’为忆多娇”，也就是将“一”说成“忆娇切”的反切读法，音yao。这样的隐语，至今在杭州话中，居然仍有留存。 南宋在杭近一百五十年，南宋官话基本也是一种外来语与本著语的揉合。 四、被视为正宗的官话 上世纪30年代初，日本学者池田静夫在《支那水利地理史研究》中提出，“杭州就是近世中国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的摇篮”。池田之所以这么大胆定义，其根源，就是对杭州文化的解读。 他认为：“南宋之后，继承它的元将北京城定为都城。不过元统治者并不能真正受到汉人的敬服，在当时汉人的心目中，都城依旧是杭州。而这些起源于杭州的文化就逐渐向四方流传。后来，那些与杭州文化关系密切的文化人，逐渐分散到各地，这些文化不断地相互排斥又相互影响，最终形成近世的中国文化。” 我借以说明，杭州文化，以及杭州话，对南宋以后的元、明，以及清的前期，影响较大。前几年，有人提出，《红楼梦》、《水浒》的作者是杭州人。其依据，也说到书中的杭州印痕，包括语言。其实，池田所说的，正是这些印痕的正解。也可以说，当时人的写作，用的就是南宋官话的沿袭——明官话。 明官话的终止、满式汉语的盛起，是康熙中期。这是清史专家金启孮教授的看法。始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历时六年的《康熙字典》编撰，应该是个转折期。所以，在《康熙字典》中，我们不但能读到《唐韵》（唐），《廣韻》、《集韻》（北宋），《正韻》（明）等韵书的中古读音，也能读到诸如近代汉语的一些“先声”。 如果满清没有两百六十多年的统治，或许，今天的“普通话”依然沿袭是南宋官话。金启孮在《京旗的满族》中明确说，清初的北京话，就是“吴语”，即沿袭了南宋官话的明官话。依据什么？是明末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用罗马拼音记录的北京话，它们具有大量的入声字，而且，并无zh/ch/sh的翘舌音。也可以说，如果满清没有两百六十多年的统治，或许，今天的普通话，也就是接近杭州话的南宋官话。 金先生认为，清人与蒙、鲜卑、女真等游牧民族一样，属阿尔泰语系。他们入主北京后，面对先进的农耕文化，以及京城市井的交流，在语言上成了弱势，被迫学习汉语。于是，满式汉语出现了。随着政权的巩固，八旗兵的走向，读书人的功名，官员的外放，一种满式汉语（北方话）圈，即《官场现形记》称之为“妈妈的”的官话，逐渐形成于各地。 五、渐变的杭州话 满清两百六十多年，杭州话在这一时期中的变化，不大，主要体现在游牧文化的影响上。如手势表达，农耕文化相当丰富：挩、抟、扚、搣、攇、搦、掿、枭、系等。这在北方话中，几乎没有。但在杭州话和宋明话本中，比比皆是。 “挩”（tuo），一种比“解”稍简单的手势。农耕族的老式裤子不用裤带，脱也便利，用“挩”。骑马人就不同了，得“捆绑停当”。农耕族的老式裤子穿系，更简捷，用“抟”（tuan）。早先抽水烟的人，也好用一张黄纸，抟成筷子形状，阴燃，不停吹“醒”，点烟。 “扚”（di）与“搣”（mie），都是指甲的轻掐，后者为拧转而去除。“捩”，《康熙字典》读音为“丽”，是指甲类的轻划。“攇”（xian），《康熙字典》解释为“手约物”，即一种拟似对方的手段来挑逗对方，比如攇蟋蟀。至于“搦”（nuo，握）、“掿”（nuo，轻揉），老杭州话中更是常见。 枭（xiao），在宋明话本中，是有“提手”的，意思是掀起，譬如“枭帐子”。如果晚上查户口的上门，要你“把门打开”，而不说“枭开”，你可断定他至少是被强悍的北方人影响了。“系”（ji），也是杭州话音的特征。这一些南宋官话的印痕，后来逐渐被“搓、掐、拿、打、绑”等替代，尽管这些替代词的解释宽泛，一词多意。 至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婚外有了关系，北方人好说“有一腿”，杭州人好说“有一手”，您仍能品出两种文化的不同。 当然，满语对杭州话的个别影响，也有，如地名“河罕上”、“白荡海”。“罕”曾经有过“土”傍，满语意为“河边上”。“海”即水泊。此外，日常口语也有，如“wu/la”，清时最低一等吃皇粮者。据方志载，当时杭州东城门外，多官府盐场，有大量的“灶保”、“役使”，以及“稽煎缉私”人员。这种“以体制内为荣”的遗音，延及后代。直至上世纪50年代，杭州东城门外部分乡人（区块很小），仍有“wu/la”的自称。 还有“xia”，意思是下人。有抬轿、执伞、打板子的；有给上轿、上马者充当垫脚的；还有为“李鸿章”类执痰盂的。杭州话“虾头虾脑”，就是“xia”的延读，如果不算贬义，至少也是调侃。 六、地方文化的失漏 生于1906年的周有光先生，上世纪50年代初是复旦大学经济学教师，爱好语言文字，业余撰写了《字母的故事》等书，1954年被国务院调去主持文字改革工作。 周先生在108岁那年，接受凤凰卫视采访。他说到17岁考进上海圣约翰大学时，校方要求学生用拼音注明姓名。周老说，当时的同学都用吴语的发音拼注。周老在采访中朗读了陶渊明的《归去来辞》，用的也是吴语，几乎与杭州话接近。 这也说明，满清推翻，民国以北方话为国语的方案确定后，至少在江南，读书人依然在使用吴语，也就是接近杭州话的明官话。当然，本文如此的探讨，与普通话的推广并不相悖。因为对方言的研究，本是对历史文化的梳理。而曾经作为官话的杭州话，更有其开放的融汇，民族的意识，文化的沉淀。对它的忽视，往往会造成传统文化的失落。 譬如，《醒世恒言》第二十二卷，说到一个叫元礼的，逃脱贼窝，黑地里奔命到天亮，“原只在一笪地方”。“笪”（da），竹篾编的簟，较小，形容一个不起眼的范围，杭州话至今仍在说。可惜，当年商务书局的校编对“笪”的注解是“口语之讹”，这不但使文字的意趣全无，也是地方文化的一种失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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