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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新江:唐代的女扮男装(一)
来源: 明清史研究辑刊  作者:荣新江  日期:2019-06-11

一、前言

在中国古代的性别意识里,“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周易·家人》),是天经地义的规范,妇女的主要活动被局限在家内、院内、宫内,像北朝时期的花木兰那样,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非常举动,是极其少见的情形,因此,一曲《木兰歌》,被千古传诵。

然而,与北朝的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不同的是,唐代前期,特别是盛唐时期,从宫廷侍女到士流之妻,女扮男装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表明盛唐女性乃至整个社会与南北朝甚至唐以后不同的性别意识。

本文在收集、整理、分析文献记载和考古图像的基础上,拟探讨这一社会风尚的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并进而分析图像和文字背后所隐含的盛唐妇女的性别意识问题。

 

二、文献记载的唐代前期女性服装的演变

根据文献记载,唐朝前期妇女的服装有一个从全身遮蔽到逐渐简化暴露的过程。

《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新唐书》卷二四《车服志》记载了各阶层妇女的衣服穿戴的基本准则,包括三种皇后服装、三种皇太子妃服装和六种命妇服装,其中,最后一类服装包括了内命妇、外命妇、宫官、女史、品官妻女乃至庶人女的服装。至于常服,夫人的服装要按夫、子的官品而定,“上不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但是,服装是一个社会物质文化中最易变化的因子,也是人们思想意识转变的物化标志。《旧唐书·舆服志》接着上引文说:“既不在公庭,而风俗奢靡,不依格令,绮罗锦绣,随所好尚。上自宫掖,下至匹庶,递相仿效,贵贱无别。”说明这种服饰奢靡的风气,是唐朝《格》、《令》规定所不能限制的,从宫廷妇女到民间士庶,不分贵贱,都同样仿效。

那么,这种社会风尚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旧唐书·舆服志》接着说:

武德、贞观之时(618—649),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着羃䍦。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650—655)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寻下敕禁断,初虽暂息,旋又仍旧。咸亨二年(671)又下敕曰:“百官家口,咸预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着帷帽,遂弃羃䍦,曾不乘车,别坐檐子,递相仿效,浸成风俗,过为轻率,深失礼容。前者已令渐改,如闻犹未止息。此并乖于仪式,理须禁断,自今已后,勿使更然。”则天之后(684—704),帷帽大行,羃䍦渐息。中宗即位(705),宫禁宽弛,公私妇人,无复羃䍦之制。

开元初(713),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天宝中(742—756)〕,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着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

唐朝妇女的服装,除了参加朝会、仪式时穿的礼服外,平日的便装主要由裙、衫、帔组成,其中帔可能是受到西域影响而流行起来的,但基本的样式与汉魏以来的传统服装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引人注目的是唐朝前期女子时世妆的变化。据上引文,唐初武德、贞观年间,宫女和王公家的女子出行,要戴羃䍦,以为这是北齐、隋的制度。向达先生曾举《隋书·西域传·附国传》所记“其俗以皮为帽,形圆如钵,或带羃䍦”和《旧唐书·西域传·吐谷浑传》所记“男子通服长裙缯帽,或戴羃䍦”,以为是西戎之服。隋代的附国,应当就是唐代的吐蕃,在青藏高原;隋及唐初的吐谷浑,则游牧于今青海和新疆塔里木盆地东南部;两者均为西域民族,其戴羃䍦目的是遮挡西北的风沙。重要的是,这种羃䍦在西域是男子的服装,而在唐初,则变成宫女和王公家内妇女出行时的服装,遮挡风沙的长披巾,变成窥视女性的屏障。我们可以从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初唐《迎佛图》,217、103窟《法华经·化城喻品》中骑马出行的妇女身上,在大谷探险队所获新疆吐鲁番出土唐代绢画上(图1),看到这种遮盖程度不同的羃䍦形象。人们常常用穿戴胡服来说明唐朝妇女的开放程度,实际上,我们应当区别不同的胡服,像这种遮蔽全身的胡服,不仅不能证明唐朝的开放,反而说明了唐初皇帝和王公贵族对于妇女的狭隘自私观念。

图1 吐鲁番出土唐代绢画上的羃䍦

高宗永徽以后,女子开始戴帷帽。这种帽子的主体是席帽,特征是在形如斗笠的帽沿上,装一圈下垂到颈部的纱网,这样可以将面部遮住。这种缩短了的羃䍦,暴露了身体,但仍遮盖着五官,用意还在于不让外人见到。但是,我们从考古发现的陶俑和敦煌壁画所见到的帷帽,大多数的纱网是从面颊两旁向后撩的,面部的主体是露在外面的,所以《旧志》说是“渐为浅露”,故此官府要下敕禁断。最明显的例子,是吐鲁番阿斯塔那第187号墓出土的骑马女俑,头戴帷帽,纱网尚存,三面遮障,正面露出妩媚的朱唇与桂叶双眉(图2)。这个墓葬出土的墓志和文书分别属于武周和天宝初,反映的正好是“则天之后,帷帽大行,羃䍦渐息”的情形。

图2 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头戴帷帽的骑马女俑

开元初年,宫人跟从皇帝出行骑马者,都着胡帽。这种胡帽有的是尖顶的,有的则形圆如钵,其帽耳可以上翻,也可以遮住耳朵,但不论那种戴法,都是“靓妆露面,无复障蔽”了。从考古所见戴胡帽的具体人物形象看,并非只有骑马者戴胡帽,许多站立的女俑也着胡帽;并非只有宫人戴胡帽,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唐西州绢画上的仕女,也着胡帽。还有一点应当指出,就是胡帽在开元以前就是时髦的东西了,中宗景龙二年(708)入葬的扬州大都督韦浩墓中,就有了戴高顶翻毛胡帽的侍女(图3)。正是由于戴胡帽在开元时已经十分普遍,所以甚至连开元十九年(731)的敕书中也规定:“帽子皆大露面,不得有掩蔽。”

图3 韦浩墓侍女所戴高顶翻毛胡帽

《旧志》称天宝年间,士庶相互仿效,帷帽已经绝不行用。女子露髻骑马驰骋,或者穿着起男人的衣服和靴衫,而且不论尊卑内外,都有仿效者。这种所谓“小头鞋履窄衣裳”,“天宝末年时世妆”,主要是翻领、对襟的窄袖袍衫、竖条文裤和尖头鞋,这种式样的胡服可以在唐代陶俑、壁画和线刻画上经常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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