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先生终其一生，为民族命运前途而奔走。在晚年，抗战烽烟起，他以垂暮之身，风尘仆仆奔波于京沪间，联合同志，呼吁抗战，积极支持十九路军和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等抗战部队，体现了一位革命家坚定的革命意志。在遗嘱中，他谆谆告诫子孙：“设异族入主，务须洁身”。

章太炎先生是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在许多人眼中，章太炎先生是一位固守传统，积极“整理国故”的学者，其实不然。章太炎先生是近代学术史上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一位开创者，他在许多领域的研究体现出他独到的革新精神。

以太炎先生的哲学观点而论，太炎先生不但研究中国传统的诸子学和佛学思想，而且对西方近代哲学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他对德意志哲学，尤其是康德的哲学思想特别注重，同时还对黑格尔等哲学家的思想进行了研究，将康德哲学中的“自在之物”的观点进一步阐释，提出了“真如”的理论，他并没有机械地照搬康德的论点，而是将之和佛教的“阿赖耶”、“末那识”结合起来，进而和中国传统的庄子学说相映照，在中西文化大碰撞的时代背景下，章太炎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创造性地实现了自己的哲学思想的构筑。

在此基础上，章太炎先生完成了《齐物论释》，他自述一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他融合中西，洞照世界，以此来指导实践，完成了自己的哲学创新。

今天的我们，该如何正确认识“保护传统文化”和“学习西方”。“保护传统文化”并不是表面化的读经和学礼，而是对我们民族固有的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认真地学习，从中汲取适合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东西，传承和发扬下去。“学习西方”并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从西方文化中寻找有益的元素，实现它和传统文化的结合，进而为我们的民族复兴提供精神动力，这也是太炎先生教会我们的最重要的东西。

在近代西风东渐的大环境中，东亚社会的一些学者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西化”的观点。而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所谓的“语言文字拉丁化”。

日本明治维新初期，在明治五年（1872），森有礼就提出了以英语为国语，废除日语的主张。明治七年（1874）4月2日发行的《明六杂志》第一号上，西周和西村茂树分别发表了《以洋文书写国字之我论》和《伴随开化以来的改革文字之我论》两篇文章，极力论述使用西洋文字的好处：印刷方便，不需翻译即可引进西洋的学术，便于迅速掌握西方科技文化等。

无独有偶，在一水相隔的中国，在不久以后，也有人提出了废汉字的主张。吴稚晖就首先提出了用“万国新语”取代汉字，章太炎先生撰文驳斥，他针对汉字“象形”，不能“视其形而知其音”，是未开化的表现，合音字能“视其形而知其音”，所以为开化人所用的观点。反驳道：

今者南至马来，北抵蒙古，文字亦悉以合音成体，彼其文化，岂有优于中国哉？合音之字，视而可识者，徒识其音，固不能知其义，其去象形，差不容以一黍。故俄人识字者，其比例犹视中国为少。日本人既识假名，亦并粗识汉字。汉字象形，日本人识之，不以为奇恒难了。是知国人能偏知文字以否，在强迫教育之有无，不在象形、合音之分也。

章太炎先生的意思非常明确，语言文字并不是一个国家落后或者富强的原因，而国家要强大，人民要有“智识”，关键在于“教育之有无”。章太炎先生对中国自己的语言文字抱有极大的热爱，他一生孜孜于语言文字的研究，并且推广教育不遗余力，身体力行地实践珍视传统，唤起爱国热情的主张。

章太炎先生的弟子许寿裳先生回忆说：

每星期日清晨，我们前往受业，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环绕一张矮矮的小桌，席地而坐。先生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神解聪察，精力过人，逐字讲释，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诲人不倦”。

在晚年，太炎先生还亲自以《说文解字》为底稿，篆书《千字文》，以此为儿孙识字所用，在民族危难的关头，他希望儿孙进一步珍视我们自己的民族语言、民族文字、民族文化，增强文化自信，铸就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