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光祖（1200—1273），字华父，又字宝夫，号裕斋，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宝庆二年（1226）进士，始任临江军新喻县（今江西新余）主簿，掌管本县官物出纳、经销簿书（详见《宋史·职官志》）。官从九品，是最低级的官品。宋代规定人口一千户以上，置主簿一人。他与主管社会治安的县尉同品，主簿排位在县丞之下。据《宋史》载，当时他“已有能名”，不久升为知县。这是他进入地方官府的开始。后又升迁至处州（今浙江丽水市）知州、江陵府（今湖北武汉）知府，三任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市）知府，两知临安府与浙西提宪刑狱，后任浙西常平、提点刑狱及沿江制置使、淮西总领财赋、江东安抚使等。
在朝廷中，马光祖频频升官，曾先后任登闻鼓院、军器监主簿、太府寺丞兼庄文太子府教授、提领户部财用、户部侍郎、司农卿、刑部尚书、户部尚书等。咸淳三年（1267），升为参知政事。咸淳五年（1269），又升参知政事（正二品）兼知枢密院事。知枢密院事，为枢密院长官，辅佐皇帝管理兵政。从此，马光祖成为兼管军政大权的要官。
不论是地方官或是朝廷要员，马光祖都是一位称职的官员，在四十年的从政生涯中，他从从九品开始，经过十五次迁升，累官至参知政事的正二品官员。
宝祐二年（1254）十二月，马光祖第一次是以中奉大夫、守司农卿、淮西总领除权户部侍郎兼都城临安府知府，至宝祐三年（1255）七月离任，任期八个月。
这次为临安府知府，时间虽仅半年多，但据《宋史》卷四一六《马光祖传》载，他一上位就做了三件事：
首先，他向朝廷提出“乞严下海米禁、历陈京师艰食、和籴增价、海道致寇三害。”这三害都与京都的安全及市民的基本生活息息相关，尤其是粮食紧张，米价上涨，出现“京师艰食”“岁饥”的状况。
其二，发粮救济市民。因遇荒年，京城缺粮，米价上涨，影响市民生活。他经过调查研究，知道宋理宗的弟弟荣王赵与芮屯粟如山，却不肯发粮救济难民。马光祖知道后很气愤，在深入调查荣王府屯粮情况后，亲自到荣王府请求谒见荣王。据《宋史·马光祖传》载：“（荣王）辞以故，（光祖）明日往，亦如之，又明日又往。”还是不见。三次拒见之后，马光祖坚持不离荣王府，“卧客次”（即睡在客厅），荣王“不得已见焉”。马光祖厉声对荣王说：“天下孰不知大王子为储君（太子），大王不於此时收（买）人心乎？”荣王仍以无粟托辞。光祖又从怀中拿出文字记录本：“某庄、某仓若干。”荣王才无以辞托。因此，只好拿出一部分粮粟救荒，“得粟活民甚多”。这件事，深受临安百姓好评。马光祖为都城的平稳局面做出贡献，朝廷擢升他为“同知枢密院事”，是掌握国家兵权的枢密院副长官。据南宋洪迈《容斋三笔》卷四《枢密院称呼》载：“同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为从二品。”
其三，马光祖为朝廷做了一件大事，即在杭州太平门东建造海神坛。朝廷深知定都杭州，面临东海之滨，若要巩固江山，必须以祭海神为大祭礼，希望海神保护大宋江山。马光祖深知其重要性，立即组织建造海神殿，每年以春秋两祭，由文武百官行事祭祀。此事记载于《咸淳临安志》卷三《行在所录三·郊庙》。
景定二年（1261），他第二次任都城临安府知府，以观文殿学士、提领户部财用兼知，至景定三年五月为止。这次为知府，也仅半年之久。他也抓紧时间为都城百姓办了三件好事：
首先，马光祖一到任，先贴出谢绝同僚友朋贿赂的告文。他“大书一榜，揭之客次（即会客厅）”。告文中说：“传属自当以职业见知，并从公举；若挟贵挟势，及无益俪语以属者，不许收受，达者则先断客将，客之至者，掌客必各点检衔袖，惟恐犯令得罪。”告文表示了他谢绝贿赂、清廉从政的决心。
其次，马光祖尹临安府，仍不畏贵戚豪强，庭无留讼。福王府是放屋收租的大户，他向知府告状：“讼民不入赁房钱。”民曰：“房漏。”意思说福王不给租房修漏，却要收房租，并恶人先状告百姓不付租钱。马光祖调查后确实，做了大胆的判语，判曰：“晴则鸡卵鸭卵，雨则盘满钵满。福王若要房钱，直待光祖任满。”表示支持百姓先修房漏、后缴房租的合理要求。福王无奈，只好接受先给租户修补房漏，再交房租的合理办法。
其三，为穷士人作媒。据明代杭州文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五《委巷丛谈》载，临安府有一位青年穷“士子”，一天曾翻墙盗入“室女”（即未出嫁的处女）的住室中，把她带走。事情暴露后，有人告到知府马光祖那里。马光祖亲去调查，看见“士子”在室内留下一首词：
“花柳平生债，风流一段愁。逾墙乘兴下，处子有心搂。谢砌应潜越，韩香许暗偷。有情生爱欲，无语强娇羞。不负秦楼约，安知漳汉狱囚。玉颜丽如此，何用读书求。”
马光祖看了这首词，大喜，知是一位有学问的穷书生。他也赋词一首，作为判语：
“多情多爱，还了平生花柳债。好个檀郎，室女为妻也合当。雄才高作，聊赠青蚨（即钱贯）三百索。烛影摇红，记取冰人（媒人）是马公。”
后来，马光祖“遂令女子归生（士子）为妻，且厚赠之”。
由此可知，南宋时留下的助婚好事，在明代还在杭州留传。
马光祖三任建康府知府兼行宫留守。建康府即今江苏省南京市，是六朝古都所在，又是南宋抗金的前线与保护南宋都城的屏障。南宋时，许多大臣都主张定都建康，以利抗金。他一到任上，据《宋宰辅编年录》载，“即以常例公用器皿钱二十万缗，支犒军民，减租税，养鳏寡孤疾无告之人，招兵置砦（兵寨），给钱助诸军婚嫁。属县税折收丝绵绢帛，倚阁除免以数万计。兴学校，礼贤才，辟召僚属，皆极一时之选。”不久，朝廷又调他任江陵府知府。建康之民思之不已，请求留任建康府。（皇）帝闻知，命他再知建康府，“士女相庆”，他以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兼知建康府。光祖“益思宽养民力，兴废起坏，知无不为。蠲除前政逋负钱百余万缗，鱼利税课悉罢减予民……修饬武备、防拓要害，边赖以安……公田法行，光祖移书贾似道（宰相）言非便，乞不以及江东（请求不要在江东地区实行公田法）。必欲行之，罢光祖乃可。”
《宋史·马光祖传》对马光祖的评语是：“光祖之在外，练兵丰财，朝廷以之为京尹（指临安府知），则剸治浩穰，风绩凛然。三至建康，终始一纪，威惠并行，百废无不修举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