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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会子是南宋一项相当复杂而重要的财政制度，那么维系这套制度的官署有哪些它们的职能、位于何处，以及每天工作的流程如何？ 1.会子务 行在会子正式发行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二月。发行由会子务完成，它隶属于都茶场。这表示会子务是处理行在会子日常发行、流通等问题的常设机构。而它又是都茶场的下属部门，位于地处通江桥东的都茶场之内。 
《咸淳临安志》书影（北京图书馆2006年“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南宋咸淳刻本） 在“旧会子”流通时，临安城内共设有六个会子务。除了位于都茶场的本务外，另外五务也负责把民众上交的铜钱兑换成行在会子。史书上只说这五个会子务开设于“市肆要闹”处，没有交代具体位置。有的史料也把它们称作“五场”，至于确切的名字叫“会子场”还是其他的什么场就不得而知了。总之，这五个会子务（或场）的地位肯定低于都茶场内的本务，大概只负责货币兑换。在不兑换的“新会子”发行后，其他五个会子务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但它们消失得过于安静，历史资料中甚至都没有记述它们的去向与结局。 2.会子库 听到“会子库”的名字，很多人可能觉得它是存放行在会子的仓库，其实并没有行在会子在那里过夜。如果被发现有会子滞留，负责官员大概会因此受罚。 
《咸淳临安志•京城图》中的左藏库（北京图书馆2006年“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南宋咸淳刻本，方框为笔者所加） 《咸淳临安志》记载，会子库位于行在会子务内，是印造行在会子的机构。所以，存放在这个“库”里的应该是印刷会子用到的工具和设备。今天许多国家似乎在为刺激经济而实行通货膨胀政策，那里的造币人员只能加班加点。此外，日常的货币使用会造成大量货币损坏，这同样需要造币厂生产出崭新的货币来替换。南宋国家也是一样，庞大的帝国每天需要使用极多的行在会子，印刷工作自然不是一个轻松简单的活。 会子库中共有204名工匠，所有行在会子都经过他们的手。现有的史料并未记载204人每天的确切印刷量有多少，也没有记载这些工匠的具体分工情况。 我们只能根据别的记载稍作估计，得出一个大体的印象。例如，绍兴十年（1140），岳飞收复郑州，宋高宗决定奖励见钱关子20万贯作为奖赏。朝廷令榷货务在三天内印刷完毕，实际仅用一日。虽然见钱关子与行在会子是两种纸币，面值也不大一样，但这个例子同样能说明南宋类似机构的生产能力很强。又如景定四年（1263），朝廷命令会子库每日增印15万贯用于一种紧急开支，这大概能表明会子库每天印造十余万贯行在会子。我们姑且假设15万贯全用1贯面额，则匠人们每天须印造15万张。如果其中夹杂着500文、300文、200文面额，印刷的数量只会更多。当时没有机器，印刷全靠手工，帝国的“印钞厂”看来的确“马力强劲”。 之所以说没有行在会子能在会子库过夜，原因在于《咸淳临安志》中这条记载：“日印则取纸于左帑，而以会归之。”“纸”，指的是印刷会子所用的纸张；“左帑”指左藏库，是归户部管辖的仓库，存放着户部掌管的钱财经费；“会”当然指行在会子。 这句话的意思是，工作人员每日去左藏库领取印刷用纸，下班前再把印刷好的行在会子交还至左藏库。左藏库由名将韩世忠献出的宅第改建而成，位于清湖桥西侧，大约在今日龙翔桥、市一医院一带，再往西北几百米就到了西湖边的钱塘门遗址。清湖桥下之河叫做清湖河，而清湖河又以清湖桥为界分为两部分：清湖桥以东的部分一直向东北延伸，经众安桥而最终汇入市河（今中河）；以西部分流经左藏库南侧的左藏库桥、安福桥、丁家桥，至纪家桥转北， 再过车桥、杨四姑桥、新庄桥、师姑仓桥、斜桥、便桥，直至余杭水门。清湖河后来更名为“浣纱河”，向西的支流有时也被称为“西河”，老杭州们也许还有印象。从今天的地图上看，左藏库距离会子库三公里左右，不算太远。当然，正因为距离不长，会子库的匠人们才能每日在两地之间辗转。 随着朝廷对行在会子需求数量的增加，印刷工作可能变成了会子务的主要业务。会子务的名称在史籍中渐渐难得一见，而会子库则屡屡出现。两个机构极有可能在某一时间合二为一。 乾道七年（1171）二月，宋孝宗“罢会子库”。我认为这并不是说会子库机构被整体撤销——“行在会子库”仍然出现在记载淳熙（1174—1189）、嘉定（1208—1224）年间史事的资料中——而是指不再为会子库设置专门负责的官员。此后，会子库的日常事务改由榷货务都茶场的门官兼领，门官本是负责管理人员、财物进出的官员。绍定三年（1230），宋理宗重设专人管理会子库。两年后，因会子库烧毁需要重建，更高级别的中央官员被派来提领会子库的事务。 正像今日的百元大钞上使用有多种复杂的防伪措施，行在会子也需要防伪。除了雕刻复杂花纹等工艺上的办法外，另一种重要的措施便是加盖各种印章。据记载，朝廷一共给予会子库二十五方印章。 其中，有三方叫国用印，印文是“三省户房国用司会子印”；五方检察印，刻有“提领会子库检察印”字样；库印五方，印文为“会子库印造会子印”；合同印十二方，一贯文面额会子用“会子库一贯文合同印”，其他面额用印则以此类推。会子库每天至少能生产十余万张行在会子，每张会子上又需要加盖许多印章，可以想见盖印是一件需要臂力的繁重体力活。 3.会子纸局 会子纸局也叫造会纸局，顾名思义便知道是生产行在会子用纸的地方。过去有一些新闻报道把会子纸局误认为是制造会子的地方，并不准确。 
《咸淳临安志•京城图》中的左藏库（北京图书馆2006年“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南宋咸淳刻本，方框为笔者所加） 《咸淳临安志》记载，会子纸局位于“赤山之湖滨”。根据这本书中另一张附图《西湖图》来看，会子纸局大约位于今天的花港观鱼南侧一带，可惜纸局建筑已经荡然无存。按照今天旅游的标准看，会子纸局所处的地理位置极为适合饱览西湖南线的风光。花港观鱼本已十分美丽，又与太子湾公园隔南山路相望，如果沿西湖往东走还能观赏净慈寺与雷锋塔。但我估计当年宋人将会子纸局设置于此的本意还是方便从西湖中获取造纸所需的清水。 《咸淳临安志》继续说，行在会子的钞纸起初在徽州制造，后来改由成都完成。乾道四年（1168）三月，宋孝宗听取了一位名叫陈弥作的大臣的建议，宣布在临安府设置会子纸局。会子纸局一开始设置在九曲池，后来才搬迁到赤山湖滨。会子纸局的工匠没有定额，《咸淳临安志》正写作的时候曾达到1200人。咸淳五年（1269），宋度宗下令不再增派人手。 钞票用纸要比一般的纸张质量更好。今天用于制作纸币的纸张大多经久耐用，耐折而不易断裂，也具有一定的防水性。同理可知，印制行在会子的纸张也必须精挑细选。宋廷一开始将造纸任务交给徽州和成都，是很有道理的。 徽州是纸张的重要产地，当地现在仍然源源不断地向外提供按古法生产的纸张。只是后来同在安徽的宣城泾县造纸业异军突起，古法纸张基本上被统称为“宣纸”了。宋代徽州的地方志《淳熙新安志》记载徽州每年都要上交七种规格的纸张作为固定的赋税，共计448632张，数量十分惊人。在这七种纸张之外，左藏库还要求徽州提供“盐钞茶引纸”。前面说到茶盐引也是宋代重要的财政票据，流通量不小，故其用纸标准应与纸币用纸十分接近。总之，尽管徽州后来不再定额地制造行在会子用纸，但徽州造纸业仍渗透到帝国官府与民众的日常之中。 
陈起刻《周贺诗集》及书后“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牌记（北京图书馆2002年“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南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 成都产出的纸张名气更大。前几章提到因为用楮树皮制造钞纸，“楮币”成为纸币的别称。楮纸正是成都的特产。成都纸张的质量被朝野上下认可，一位名叫洪咨夔的临安府籍士大夫夸奖道：“纸币流通于东南，楮纸却取自蜀地。楮纸做工精致、质地细密，仿制者很难以假乱真。”甚至连徽州籍的士人也不得不承认“自四川被攻破后，十八界会子和关子用徽州纸制作，易破烂。在临安城使用会子时，必须多出些‘贴会钱’当作折旧，官府也只收取新而完好的会子”。事实上成都楮纸就是当时最好的造币用纸。 既然成都纸那么优秀，徽州纸也还可以，宋人又为什么要设置行在会子纸局呢？《咸淳临安志》告诉我们，因为四川距离临安府太远，纸张运输困难。这是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理由。如果说时间问题只考验耐心，那么运输成本则实打实地成为麻烦的财政问题。有人记载绍熙四年（1193）时，成都为一界纸币造纸六千万，运费需17万贯。碰到特殊情况，费用还会翻倍。行在会子纸局设置之后，这类开支多少能削减一些。 现存关于会子纸局的史料极为简略，不存在像描述会子库“日印则取纸于左帑，而以会归之”等日常运作的记载。但是，既然会子库的工作人员每天要去左藏库领取印刷用纸，我推测会子纸局制造好的纸张需要运送至左藏库保管应该没有问题。至于是不是每天运送就不太清楚了。在今天的杭州城，花港观鱼附近到龙翔桥一带大约有五公里，是一段不长不短的路程。另外，供会子纸局生产的原料未必全是就地取材。南宋中后期有许多官员称本地楮皮不足，无法按规定数额上供。由此可知，会子纸局中相当部分的生产属“进料加工”型。 4.会子所 会子所在南宋后期才出现，是南宋行在会子四大机构中存在时间最短暂的。随着财政事务日趋繁琐，在常规的主管机构外，一些由高级官员领导的专门机构逐渐衍生出来，会子所就属其中之一。《咸淳临安志》将会子所与茶盐所、公田所、封桩安边所一同列于《省所》条目下，称这四个机构位于三省大门内，以都司提领。如端平元年（1234）三月，权兵部尚书余铸、监察御史丁伯桂就被任命为“提领会子所”官。相较日常会子主管机构的官员，会子所官员具有更高的权限，参与会子政策的研究和决策。南宋后期，皇帝还经常指定一名执政大臣专门分管会子事务。三省六部正是这些高级官员平日里办公的地方，不可能因为暂时管理会子工作就迁至榷货务都茶场工作，毕竟他们的工作内容并不只有会子一项。 
“行在榷货务都茶场中门朱记”印（屠燕治：《南宋“行在榷货务都茶场”铜印考》，《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三省包括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是南宋最高政务机构，位于今太庙遗址与皇城遗址之间。考古人员曾经对南宋三省六部遗址做过两次清理发掘工作，一次为1994—1995年杭州卷烟厂大马厂巷工地发掘，主要发掘了三省六部官署建筑；另一次则是2003—2004年严官巷工地发掘，主要发掘了三省六部的北围墙。 今天不断增加的考古发掘成果为我们了解南宋临安城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实物资料，三省六部遗址的发现清理正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我相信，随着杭州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展开，有朝一日会子纸局、会子库、会子务遗址也能现出真身。这些实实在在的建筑，正是南宋历史刻在杭州身上难以磨灭的印记。
文章原名《四个主要的纸币官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