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苏小小其人，于史无征，身世难考。她的形象是建立在文化记忆与文学想象交构的意义的框架中。在南朝的《钱塘苏小歌》中，苏小小是一个热情奔放的钱塘女子。中晚唐的诗歌，把她被重构成多情、坚贞的钱塘妓女。由宋至清，她从痴情的钱塘美人最终演变为才貌双全的佳人典型，从而成为古典中的一个经典形象。她以优美而具象的方式承载和表现了某些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如对精神家园的追寻、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体用不二的传统哲学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等。在苏小小身上，寄寓了人们从肉体到灵魂、从凡俗到高逸、从现世到青史等不同层面的理想和心理需求。苏小小是我们民族集体构建的一种自我形象，是我们身份认同的象征。

苏小小其人，于史无征，身世难考。学界对苏小小的关注由来已久。其中就苏小小形象问题的研究较早出现的有李世萼《文学作品中的钱塘苏小小》，此文认为苏小小是实有其人，并以清康熙年间的白话小说《西泠韵迹》为主兼及其他作品分析了苏小小的文学形象。这种“兼及”实际上是把所有的作品放在了同一个时空维度下来考察，无疑遮蔽和忽略了苏小小形象生成的过程性。此后又有马晓光《千载芳名留古迹，六朝韵事著西泠———苏小小事迹的演变》、李晓红《中国古代文学中苏小小的形象意味》、姚可《苏小小形象流变研究》等论文。他们显然注意到了苏小小形象在不同时段、不同文体中的演变情况，但从理论上对这一问题进行宏观把握和总体透视还有待深入。除此之外，余霞、夏菁的《中晚唐诗苏小小形象之审美意蕴与文化生成》一文，从文化语境层面探讨了中晚唐苏小小形象生成的原因，对苏小小形象的研究有一定的推进。不过，此文讨论的范围只限于唐代。综上而言，从新的理论视角对苏小小形象生成的历史进行贯通研究尚有一定的学术空间。苏小小的形象是建立在文化记忆与文学想象交构的意义的框架中。自南朝至于清，历时性的文学书写对苏小小形象形成了一个持续建构的过程。系统考察这一过程，有助于还原苏小小形象生成的经过并深化我们对苏小小的认识，同时也有助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想象力、传统文学及其演变路径实现一种管中窥豹式的了解和理解。

一、南朝：热情奔放的钱塘女子

从现存文献来看，苏小小的名字最早见于南朝陈徐陵所编《玉台新咏》卷十的《钱唐苏小歌》：“妾乘油璧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钱唐即钱塘，油璧又作油壁。此诗以“妾”的口吻讲述了自己与“郎”邂逅、幽会并定情的故事，体现了苏小小对情爱追求的主动。《玉台新咏》成书大约在梁朝末年，内容主要是写闺情，所收录的作品大多数是艳诗，即宫体诗。徐陵在序中说得很明白：“撰录艳歌，凡为十卷。”内容上的这种特点从《钱塘苏小歌》中倒也可以窥见一斑，但仅从闺情和“艳歌”的层面我们难以深入了解《钱塘苏小歌》中苏小小形象的这种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五卷“杂歌谣辞三”中也录有《苏小小歌》：“我乘油壁车，郎乘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并有解题“一曰《钱塘苏小歌》”等。与《玉台新咏》所录相对照，只个别文字稍有出入，意思大体不变。这就是说，《钱塘苏小歌》不但与宫体诗有着相似的审美特征，而且也是一首乐府诗，至迟在《玉台新咏》编成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南朝乐府《子夜四时·冬歌》末尾一首，其词为：“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晃荡无四壁，严霜冻杀我”，萧涤非认为《钱塘苏小歌》“当为袭用《冬歌》者。”若此说成立，则《钱塘苏小歌》应是借鉴了其他乐府歌词，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新的乐府诗，其本身就是记忆与想象相结合的产物。

南朝乐府以情歌、艳曲闻名，萧涤非在论南朝乐府时说：“纯为一种以女性为中心的讴歌，”其显著的标志就是十之八九皆为女性口吻。如吴歌《子夜》系列，就起源于一个名叫子夜的女子的吟咏。西曲《莫愁乐》，则“出于《石城乐》。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石城乐》和中复有忘愁声，因有此歌”。这说明钱塘苏小歌》中“妾”的女性口吻，与此时乐府诗的总体情况是一致的。南朝乐府在以女子口吻吟出的同时，往往也凸显出抒情主人公的热情奔放，这是颇为易见的。总之，苏小小的这种形象特点与南朝乐府中涌现出的女性形象是完全相类的。

南朝承魏晋余绪，人性觉醒，个性解放，生命意识高扬；玄、佛、道等思想并陈杂出，益行混乱；儒学式微，礼教废弛，儒家自两汉以来构筑的道德观念已荡然无存。人们不知礼义为何物，男女之间发乎情，也不再止乎礼，以至于把“情”放在了“礼”之上，“此种思想解放之结果，遂产生一种浪漫自由，享乐现实之人生观，任情而动，恣意而行，社会亦无所谓舆论。男子如此，女性亦然。”就连僧尼道人也难以洁身自守，“道人又有所谓‘白徒’，尼则皆畜‘养女’，并不贯人籍。是丘尼无异于娼妓，而佛寺同于北里也”。无疑，《钱塘苏小歌》中的苏小小形象已打上了南朝文化的烙印。

《钱塘苏小歌》，于后世而言无疑具有“元话语”的性质。它在借鉴其他乐府歌词的基础之上，虽然只是截取了一个简短的生活片段，却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具有母题意义般的回响。这首诗构建了一个人人向往的地理空间：钱塘。在这个空间中，有一个“我（妾）”，乘着油壁车，有一位男子，骑着青骢马；还有一个叫“西陵”的地方，上有松柏，这是“我（妾）”和“郎”“结同心”之处。在这个空间中，只有“我（妾）”和“郎”，没有别人，也没有别的事情，唯有“结同心”。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诗中虽然没有明说，但从中可以推知，是“我（妾）”和“郎”邂逅的那一天。这个故事是从苏小小的口中说出来的，她自然就是这个空间的主体。在这样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中，男女的幽会定情隐喻了牝牡相诱的原始的生命激情，后世的风流传说莫不直接导源于这样一个浪漫情境。从本质上讲，这个空间是一种艺术空间，是艺术创造的产物，但又不是凭空虚构的，而是以客观存在的钱塘地域为基础。这个空间及其相关要素都附寄在文化记忆之中，成为记忆形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一起升华为一个符号。

作者简介：杨华，文学博士，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