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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大荒到燕园——邓小南教授谈成长之路与治史心得(下)
来源:《杭州文史》第十六辑  作者:张雪燕 秦军师  日期:2019-08-27

从北大荒到燕园——邓小南教授谈成长之路与治史心得(下)

张雪燕 秦军师

 

 

关于宋史研究的诸多问题

问:说到宋朝历史,近代以来国内学者对宋朝有多种负面评价,而西方学者却评价极高。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邓小南.jpg

邓:关于宋朝历史的负面评价,主要是说宋朝“积贫积弱”。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就这样讲,现在有些教科书上还会这么写。这些问题值得分析。对于这一朝代的强烈批评确有道理,同时也跟近代以来中国学者的民族情结有关系。2006 年我写过一篇《宋代历史再认识》,说过这个问题,这种民族情结我觉得是正常的,而且也是值得尊敬的。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欺侮,大家总是希望找一个强盛的时期,能够激发起国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豪情,会觉得汉唐那样的时期才能使人振奋,像宋朝这样长期受到周边环伺的压力,让人气馁。但是欧美、日本学者没有这种情结,他们更多从对于文明的牵动这一角度来看待宋朝。我们知道,宋代整个经济发展、贸易沟通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处于领先地位的,而且宋人在文化格调上对理趣、雅致的追求,物质技术上的更革再造也是令人瞩目的。另外宋朝的政治文化气氛相对来说开明、宽松,士大夫群体中称得上群星璀璨,等等 ;我觉得这些是西方学者评价宋朝时比较注意的事情,他们出于自身学术背景,研究的重心始终不在中央政治集权等问题上,而习惯于关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情形。这些年国内外学者对于宋代都有一些新的认识,从不同的角度得出更为贴近历史的评价,我觉得这也是研究逐步深入的自然过程。

问: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邓:相对来说,现在国内、国外已经逐渐形成一个大的学术平台,肯定会有日益深入的对话。对话的目标不是要确定统一的说法,而是要充分交流彼此的想法。中国学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识?其中的理据是什么?西方学者为什么会看到那些问题?他们的关注点是什么?如果有这样一种彼此理解,会有效深化我们各自的研究。

问:进入新世纪后,您在推动宋史研究新方法、新视野的建构,以及旧材料的重新发现和新史料的利用等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呼吁要对宋史“再认识”,这在学界形成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您觉得当下的宋史研究领域在创新、“再认识”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还存在着哪些不足?未来大家更需要关注哪些方面?

邓:所谓的“再认识”,我觉得要有两个前提:一是史料的开掘。这要分两类情况,一类是研究过去就存在、大家相对熟悉的史料,可能有新的视角、新的解读,要通过细读深读、多种材料比对着读,读出新的内容。另外,一些过去没有注意过的史料,也有不同的情况,一种是材料一直存在,只是我们没有注意;还有一种就是考古新发现。什么是已经存在、以往不曾注意的?比方说像书画这样的材料,出自宋人之手,辗转留到今天。传世书籍可能传了好多代,从抄本到刻本再到整理本,出了若干版本,内容也可能有所增删;而宋代书画不同,真的想去触摸宋朝历史文化,这是真正“一手”的材料。可是我们研究历史,过去很少有人重视这些材料。比方说博物馆、图书馆里收藏的书画,一般只是参观浏览,很少留心琢磨;在画家、书法家眼中,可能有些不是高水平的画作、书法作品,不值得倾注精力。这些东西一直存在,但长期以来没有受到足够关注。其实哪怕是一幅没有多少艺术价值的古代宣传画,也是和当时的主流政治取向、文化氛围有关的,可以透过它观察当时的作者在想什么、说什么,他们希望让人家看到的是什么;服饰器具建筑之类更可直接用于社会生活与名物研究。书法作品的研究价值更为直接。书法作品大多不是宣传品,而是实际信息的载体,比方说尺牍书信,还有政令文书。大家都知道司马光当过宰相,可是任命宰相要完成什么样的形式流程,我们并不清楚。当年司马光做宰相,朝廷颁给他一份正式的任命文书,就是“告身”或者说“官告”,这份文书实物,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仔细看看,当时任命的具体程序和等级制度就体现出来了。

很多文书是当时的“工作人员”抄写的,算不上高质量的书法作品,以前没有受到关注;但是现在我们要研究官僚政治制度史,程序是重要的问题,关系到整个制度的运转流程,于是这些材料就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包伟民、郑嘉励两位老师主编的《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是珍贵的出土材料。虽然规模上不能跟敦煌吐鲁番文书相比,但它是中古时期单一官员几乎全部仕履的记录,其完整程度到目前为止没有第二件可比。以前研究官员的考核,只能从书面规定着手,或者从处理决定去观察。但是从规定到处理,中间隔着一步步具体“过程”,这个过程就跟事件、程序有关,体现为制度流程。以前受到材料限制,我们只能看到制度的起讫端,现在有了这些史料,我们可以观察到制度运行的方式、依据和整个路径。

我觉得研究历史重在反思。真正有价值的历史叙事,都有反思的成分在。从制度史的角度看,要反思什么?古代的一些规定条文,时过境迁,对今天可能没有直接的意义;真正有启发意义的是产生这些制度的时机、制度形成的方式、在当时究竟如何执行。比如说现在我们有干部考核,古代也是要考核的,也有种种规定的条款,那些规定能落实吗?谁去落实?地方官员远离中央,谁把他们的表现记录下来?记录的内容如何选择?任内“表现”如何汇总认定,带给官员仕途什么影响?这些问题是我们应该去探求的,既有追问思考的空间,也有借鉴的意义。1.jpg

现在材料方面显然比以前拓宽了。原来宋史学界普遍觉得传世文献丰富,因此对其他史料不太敏感。但是最近这些年随着议题的开拓,材料关注面更加开阔。不仅是书画、出土文书这一类史料,还有墓志碑刻、家谱、族谱之类也被纳入视野。即便是明清时期修的家谱,也可能包含着宋朝的材料,有些修谱者会把前代祖宗留下来的东西附录在其中。像浙江地区的一些家谱、族谱,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线索。议题会“激活”材料,不仅是纸面的材料,包括考古发现、地理环境、建筑布局、遗址形制、器皿实物……各类材料跟文字材料对起来“读”,会让我们发现好多过去没注意的事情,这是“再认识”的基础。

有了新的材料,有了对于这些材料的重新解读,我们才有对历史再认识的可能性。“再认识”的另外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有问题意识,整体意识。我们说“宋代”,这是一个时代,不能仅仅视为一个政权。辽宋夏金各有政权,却无法断然切割。彼此间的关联是深层的,影响渗透在外交和内政的诸多方面。如果我们把 1013 世纪的南北对峙放在亚欧大陆的视域中观察,我们会看到,中原王朝视为边缘的地区,在亚欧大陆上其实是处于中间的地带;也就是说,契丹、党项、女真、蒙古这些北方民族恰恰是当时连接着南北大陆带、驰骋于东西交通道的核心力量。这对宋朝带来何种压力与机会?讨论宋朝历史上的基本问题,不能脱离这一背景,要有格局感。

对于一些关键问题需要不断追索。像人们常说宋朝“重文轻武”,这里“武”的概念指什么?武略?武力?武资?武人?能否一概不加区别?另外,现在史学界批评“碎片化”,我们确实要有所警惕。例如关注社会生活史,我们阅读女性的墓志铭,首先注意到她的家世生涯,一生在家中做了什么,孝敬公婆、生儿育女、协助夫君维持家境,对吧?有些女性笃信佛教,而丈夫儒学科举入仕,这样的家庭组合很多。有形内容看到了,后面“无形”的问题可能更多。包括当时人对于“门户内外”女性活动空间的认识,包括特定环境下的家族秩序、家族之间的关联互动、民间信仰及社会习俗,等等。性别关系、家族关系始终是在历史结构下发生作用的。对于这些研究,要尽量形成材料组合,包括地方志、文集、笔记、墓志、族谱乃至生态地理环境等,相互补充,质疑印证。

具备问题意识是很关键的。问题意识主要是一种眼光,有这个眼光,在一些问题上就不会浅尝辄止,就会想着背后可能还有好多问题要追问,要研究。

各类问题会引导我们不断扩大查找材料的范围,然后通过对这些材料的解读,一步一步地走向纵深。

现在我们说学科交叉,不同的学科怎么会交叉起来?事实上交叉是来自“问题”引领的。就像女性研究,历史学讨论传统文化与妇女史,社会学关注性别、家族秩序与社会结构,假如这些女性有作品,文学史家也会讨论,这样就引导我们和其他学科一起去观察更加丰富的场景,寻求更加立体的解释。学科交叉是一个在实践中边追索边交互的过程,而且应该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的沟通,是由学术的需求、学者的问题和研究方向引导的融汇,而不仅仅是一种理念式的号召。

问:前段时间,宋史年会在兰州召开,成果丰硕。回顾近年来宋史研究领域的发展状况,您觉得当下的宋史研究学界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

邓:我觉得宋史学界“新的变化”体现在学术环境和风气的变化上。开年会的时候,大家更加关注论坛和学术议题本身,而且青年人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其中。

目前体制内的评价体系对青年学者压力很大,我们应该尽量创造条件,让学人有更为充裕的时间空间,让学术有更为实在的进展。

具体的变化趋势,我的了解有限。就我看到的情形来说,很多问题的研究深化了,有些成说遇到了质疑和挑战。另外,跟学界的整个趋势一样,宋史界也常说“视域”,观察讨论的面向更宽了,对于“角度”的认识更加自觉,调度的材料类型更加多样。区域研究、社会生活方面的议题越来越多,也有学者考虑历史材料的“书写”对于历史学研究的意义和影响。我们都知道,当时人写当时事是我们做历史研究首先要用的“原始”史料,但是我们也看到当时人写当时事可能有敏感避讳的地方,有的时候反而更会隐晦、会对史实有涂抹有渲染,或者说有所包装。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一个时期的话语倾向,反映着人们的“本朝史观”。我们要通过材料的比对,争取把这些包装剥离开,这种剥离,也是研究的过程。做研究,不能把当时的说法拿来就用,要知道哪些可能是当时真正发生的,哪些是解释性的包装。做到这些,是需要扎实基础的,要对历史的大脉络有所了解,才能有所感悟有所分辨。我们希望能够“走向‘活’的制度史”,我会跟学生说,活”不是浮泛不是飘忽,要有根基有体悟,要想“活”先得“死”,就是说要先下死功夫,有了厚实功夫作为基础,才能真正“活”得起来。

问:您觉得未来大家更需要关注哪些方面?

邓:具体的方面很难列举,好多内容都需要关注。总体上我觉得还是要下决心涵育扎根,要做更多的基础工作,增强多方面认知的厚度,在厚实的基础上,才能有洞察的深度,有了深度才能有解决问题的力度。就像书法家挥毫遒劲,力透纸背”,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呢?肯定积累了多年的功夫。积累的厚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将来能走多远,能达到什么深度,表述是不是有力度。

 

 

杭州应该千方百计地保护历史遗存

问:来到杭州,自然要请您谈些与杭州有关的内容。请您谈谈与杭州这座城市的渊源和对这座城市的感受,包括个人经历和学术研究方面。

邓:这个问题也许问包伟民老师更合适,他肯定想得比我多。我每年都要来杭州几次,对杭州的整体印象很不错。今天要想跟宋代的历史场景、历史遗迹有比较直接的接触,去开封可能不太容易做到;但是在杭州,相对来说,在高楼大厦之外还是能够找到一些当年的感觉。历史遗存是一本摊开的鲜活教科书,今天真是要千方百计地重点保护。像北京,本应是首善之区,却保护得非常不好,古老建筑只是点状存在,完全体现不出古都的文化氛围。如果大家去过欧洲的城市,比如巴黎、伦敦,还有若干中小城市,会感觉到那就是中世纪古老城市焕发了青春,整个的格调样态都还在,与现代化的生活和谐融汇在一起。我觉得像杭州这样的城市,应该有若干重点保护区,至少是开阔辐射区片状的。

我有个学生原来在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工作,我曾经跟着他到处转转看看,感觉好多遗迹保护展示做得很不错,让杭州真正体现出一种悠久文化的氛围。但是城市一直在发展,城市建设的压力会非常大,杭州应该尽一切可能保护好所有的历史文化遗存。目前有些文物保护专家提出城市开发要做到“考古前置,价值传递,保护第一,以文化统筹业态”,我觉得应该充分重视。历史研究将来都可以做,而且百年以后的学者可能比我们做得更好;但是如果这些历史文化遗存没有了,就再也不可能恢复了,一去就永远不复返。城市发展应该为历史文化遗存保留充分空间,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印迹,要完整地传给后代,传给未来,这是我们根本性的责任,比建任何楼堂馆所都更有价值。

来杭州这么多次,有一点我印象很深,就是政府、政协对保护历史文化遗存的意义是有很深认识的,也有好多学者关注、介入这些事情。城市规划与学者相关,学者坐而论,也要起而行,争取工作在前,否则拆旧建新的速度很快,我们根本赶不及。国内有些地方甚至不惜拆毁真正的古建,去营造粗滥的仿古建筑,满足庸俗的经商业态。某些领导意志主导的建设性破坏最为严重,这样的事情天天在发生。今天不能再蹈覆辙。考古勘查、文化价值发掘是长时间的细致过程,要花实实在在的功夫,但是建设要赶工期,很多时候会伤害到历史遗迹。如何规划,如何决策,要考虑到其中深层的长远代价,这是一种历史的抉择。千秋功过,终会有后人评说。无论是政府,还是学者,一定要有这方面的声音。2.jpg

杭州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可以在政协指导下成立专门委员会、调研小组或者民间志愿者团体,可以举办学术研讨会,确定重点课题,要敦促各级领导在各类场合倾听这些声音,做出正确决策。这些事情我觉得都很紧迫,是应该尽快做的。

问:目前杭州政协在筹建政协文史馆,其中一项工作是宣传普及杭州历史文化。在做好大众传播方面,您认为可以从哪些方面开展这项工作,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邓:我们国家的中央文史馆最近这些年在袁行霈先生主持下,编纂出版了一些文史类的书籍。我印象中主要是两类,一类是突出地方文化内涵的地方志,各省的文化通览,在文史方面挖掘得比较深。杭州市文化资源丰富,政协文史馆可以参照这个思路,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及民间人士合作,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深入摸清文化“家底”,编撰各个区县的文化通览,呈现出图文并茂的成果,让大家知道身边的历史,保护身边的遗迹。也可以做不同主题的文史资料汇编。很多地方在明清时期编过当地文人的作品荟萃,杭州市政协文史馆也可以做不同类型的资料汇编,包括作品集、访谈集、回忆录、老照片,等等。现在有数字化的先进手段,要尽量把文字、图像及出土的各类历史资料整理保存起来。

另外中央文史馆还会顺应时代形势的要求,编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句、百篇、百部等。我觉得像这种面向大众的、不同层次的东西,杭州市政协文史馆也是可以做的,而且还可以更接地气,形式更加多样化。

 

 

文章来源《杭州文史》第十六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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