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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之前:中国经典诞生的研究》出版
来源:(随读随写)  作者:夏含夷  日期:2019-08-27

夏含夷《孔子之前:中国经典诞生的研究》出版

随读随写 8月8日

葛剑雄:如何用大数据来研究历史



《孔子之前:中国经典诞生的研究》

[]夏含夷(EdwardL. Shaughnessy 

黄圣松、杨济襄、周博群 等译

范丽梅、黄冠云 修订

2019-6,定价:36.00


内容简介

《孔子之前:中国经典诞生的研究》收录美国芝加哥大学夏含夷教授的八篇专论,探讨《周易》《尚书》《诗经》《逸周书》《竹书纪年》等典籍如何写成、为何要写、在原初语境中有何意义,以及在往后的历史中如何因晚出的哲学观点而遭到改写或遮蔽等问题。作者以崭新的研究视野和考古学证据,提出新的观点,重新审视了古代典籍的创作缘由与流传过程。



作者简介

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

中国南开大学特聘教授、历史学院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顾立雅(Creel)中国古史名誉教授。研究范围为中国上古文化史、古文字学、经学、《周易》,主要著作包括《西周史料:铜器铭文》《易经:马王堆帛书易经第一英文翻译》《温故知新录: 商周文化史管见》《古史异观》《兴与象:中国古代文化史论集》《重写中国古代文献》《中国古文字学导论》《海外夷坚志:古史异观二集》《西观汉记:西方汉学出土文献研究概要》等



编辑推荐

许多新的出土文献已经证明传世文献含有不少问题,值得我们重新考虑。在本书里,西方著名汉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夏含夷教授分享了他对“孔子之前”时代的一些研究心得,结合出土文献,对经典古籍作出了许多创新解释,促使读者去更进一步理解和反思。



目 次



再版序(节选)


我不能说我在《孔子之前:中国经典诞生的研究》这本小集子里提出了什么新问题或新方法,不过至少其中有几篇可以算作当代学术界关注文献学的前身,譬如利用西周时代青铜礼器的演变和铜器铭文的用法来探讨《诗经·周颂》里几篇诗的演变,利用奥斯丁(J. L. Austin)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理论来说明《周颂》的另外几篇诗和《书·顾命》的历史背景等,这些都开辟了新的路子。至于其他部分对《周易》、《逸周书》和《竹书纪年》的研究,虽然不一定采用了新的方法,但是至少有一些新的想法,可以反映出我自己的学术工作是怎样开始的。最近二十五年来,关于《周易》有不少新的材料出土,不仅有上博战国楚简写本,还有董珊先生发表的“鼎卦”铜戈以及清华简的《筮法》等,这些都是《周易》研究者必读的资料。清华简的《命训》《程寤》《皇门》和《祭公之顾命》几篇更使《逸周书》成为古代文献研究的热点。

上文提到吉德炜教授劝我专心研究出土文字资料,说传世文献只是初步资料,目前不需要重新考虑。《孔子之前:中国经典诞生的研究》台湾版所载献辞是献给我的另外一位老师爱新觉罗·毓鋆(19062011)的。毓老持有与之完全不同的学术观点,他认为中国经典是中国文化的结晶,是完美无缺的,我们只需窥见它中心一贯的道就可以,完全不需要新的证据。我还记得2005年我在毓老百岁寿辰的时候去拜访他,他拿出五公斤重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三辑,说他知道大陆现在有一种新的《周易》,然后他把这本书扔在一边,说它不是孔子的《周易》,完全没有价值。我虽然深受两位老师的影响,可是作为学生我很不听话,一方面认为中国经典不只是工具而已,一方面又觉得中国经典未必完美无缺。中国经典有很多地方我无法看懂,这当然是因为我自己学识有限,但当时觉得有某些读不懂的地方是因为经典本身有问题,值得重新考虑、补充,甚至纠正。尊师毓老绝不接受这样的态度,他一定认为我只是个年轻的外国学生,还没有窥见大学之道。虽然如此,二十五年来地不爱宝,有许多新的出土文献已经证明传世文献——包括中国经典——确实含有不少问题,值得我们重新考虑。在回顾《孔子之前:中国经典诞生的研究》所收的八篇文章时,我觉得其中所提出的某些问题仍然值得考虑,甚至有一些结论或许不无参考价值。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这些文章所采取的研究路子没有基本错误,不是像吉教授所说的那样是“方向不对头”的。希望新一代的中国读者阅读以后,可以对中国经典作出更进一步的新解释。

夏含夷

201856




精彩书摘


在此可以作一结论:每当铸有铭文的青铜器出土时,现代学者们的兴奋是完全合理的。但土地并不是唯一埋藏真实记载的地方。在《世俘》的例子中,儒家理想主义同样掩埋着真相。让我们不要屈从于自己的偏见而向非地下出土的证据说不,而要像对待新出土文献一般检验这些文献。无论是在年代、军事还是朝廷礼仪等方面,《世俘》可以告诉我们许多关于西周早期的事情。

 

——《孔子之前·武王克商的“新”证据》



笔者在本文中涉及了历史上的周公及其生命中的失败,如果他在政治上的挫折可以在任何意义上算作失败的话。笔者相信这些讨论无损于他留给我们的遗产,即美德并不只属于皇室成员这个由来已久的观念。不可否认,周公对此观念的阐释可能更多是基于个人利益和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非任何哲学上的崇高理念。但同样不可否认,这一遗产被战国时期的儒者和其他思想家渲染放大,希望在衰落的皇室中提升自己身为臣子的地位。然而,毋庸置疑,周公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申述此观点的人物,并且也因此是后世臣子心目中合适的圣人人选。就此理念已经普及的事实而言,周公确实可以激励每一个希望拥有美德的人。

 

——《孔子之前·周公居东与中国政治思想中君臣对立辩论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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