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成大二十九岁考取功名，随后步入仕途。初任徽州（安徽歙县）司户参军，绍兴三十二年（1162）春，三十七岁的范成大始调任临安。入京之后，范成大仕途较为通达顺畅。隆兴元年（1163）初，任点检试卷官。同年四月改编类高宗圣政所检讨官，兼敕令所编修官，获执政赏识。隆兴二年，试馆职，除秘书省正字。乾道元年（1165）三月迁校书郎，六月兼国史院编修官，十一月迁著作佐郎。次年二月，再除尚书吏部员外郎。后因言官抨击他躐等超迁，遂主管台州崇道观，一度赋闲返回故乡。乾道三年（1167）年底，范成大起知处州（浙江丽水），政绩卓著。乾道五年五月，范成大自处州被召回临安，除礼部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并兼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官。此后屡屡宿直禁林，成为皇帝身边的顾问。不久，再擢起居舍人兼侍讲。在此时期，范成大频繁上书孝宗，谈论治道，主张慎刑仁民，谨其宪度。又以闻见金使骄横生事，再次重申“三力”之说，劝诫朝廷不要靡费于不急之务，而能倾全力谋划待金之策。
乾道六年（1170），范成大迁起居郎，并假资政殿大学士、左太中大夫、醴泉观使兼侍讲、丹阳郡开国公，充金国祈请国信史，以泛使（即临时派遣的使节）身份前往金朝求河南陵寝地及更定受书礼。孝宗即位之初，可谓雄心勃勃，但北伐失利，不得不与金人重签“隆兴和议”。在新的和议中，南宋迫使金朝作出了一些让步，如南宋递交给金朝的外交文书由称“奉表”改为“国书”、改两国君臣关系为叔侄关系、减少南宋岁贡银绢等等，但两国递交国书仪式等细节问题仍沿袭绍兴旧礼，特别是要求南宋皇帝起立降榻，亲自从金使手中接取国书，双方地位并不平等。孝宗对这种屈辱的受书仪一直耿耿于怀。
乾道元年，金朝派遣完颜仲使宋，孝宗不顾双方刚刚签订的盟约，就去同对方商议，希望由閤门使接受国书，两边各不相让，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太上皇宋高宗出面干涉，孝宗才不得不继续妥协。但孝宗既不能以武力一雪耻辱，此后仍坚持要通过外交努力来改变现状，至少能维持“天朝”的面子。乾道五年，孝宗又想要派出泛使去更定受书仪，却遭到左丞相陈俊卿的反对，孝宗恼怒之下就罢去了他的相位。随后，虞允文（1110~1174）做了宰相，附和孝宗的想法，准备以请求金人归还河南皇陵诸地的名义，遣人去更改受书之礼。但两国之间派遣泛使，无故变更和议内容，近乎挑衅，在朝百官都害怕接这个烫手山芋。
于是，孝宗以范成大“气宇不群”，亲自委派他出使金朝。让人啼笑皆非的的是，朝廷的正式国书中只公开言及求还陵寝一事，至于更改受书礼，却要求范成大自己寻找机会设法交涉。范成大知事不可为，但仍义无反顾前往。抵达金朝中都（今北京）后，面见金世宗，“初进国书，词气慷慨”，正当金朝君臣倾听之际，他突然又取出事先拟好的一份奏疏，力请重订受书仪式。金世宗大惊失色，曰：“此岂献书处耶？”廷上左右慌忙阻止，但范成大不为所动，必欲将奏疏呈进。当时金太子也在一旁，见范成大如此唐突，一怒之下，当场就要杀他，幸好被人劝止。范成大此番出使，最终没有收到任何成效，无功而返，但他能临危受命，在金廷之上亦能不辱君命，抗言相争，其坚强不屈的爱国精神无疑值得肯定。特别是自绍兴和议以后，迫于当局弹压，南宋士风长期萎靡，范成大此举自然让人为之振奋。
使金表现出的凛然大节为范成大赢得了朝野的一致赞誉，但更重要的是，在他出使的路途中，渡过分割南北的淮河，亲眼目睹了发生在中原沦陷地区的残破景象，无比强烈地激起了他的爱国热忱。因此，他一路上创作了大量的爱国诗篇，最为人熟知的是那首：“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除此之外，他还撰写过一本日记，即《揽辔录》，其中记录北宋故都开封的一段文字，读来令人怆然，使人警醒：
旧京自城破后，疮痍不复……新城内大抵皆墟，至有犁为田处。旧城内粗有市肆，皆苟活而已。四望时见楼阁峥嵘，皆旧宫观、寺宇，无不颓毁。东京虏改为南京，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男子髡顶，月辄三四髡，不然亦间养余发，作椎髻于顶上，包以罗巾，号曰蹋鸱，可支数月或几年。村落间多不复巾，蓬辫如鬼，反以为便，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以北皆然，而京师尤甚。惟妇女之服不甚改，而戴冠者绝少，多绾髻，贵人家即用珠珑璁冒之，谓之方髻。
上面这段文字不仅叙述了开封城内的颓败景象，寄托作者的黍离之悲，而且还非常真切地描写了旧京人情风俗的变化，掩藏在风俗描写背后的是作者深深的忧虑。自“靖康之变”至乾道六年，时间不足五十年，但人们的态度嗜好、穿着打扮已完全被占领者同化。风俗的潜移默化其实反映了人心归顺，随着遗老故人的不断凋零，新生代已慢慢习惯异族的统治，对“大宋”的印象反而渐渐模糊，不管是政治认同还是文化认同，都已经越行越远，日益疏离了。范成大非常明白，故土人民的这种变化对南宋的恢复大业是极其不利的。事实上，孝宗在位时即有臣僚反映，十数年来，临安居民也习穿“胡装”，爱听“胡乐”，好作“胡舞”；夜晚，有人吹鹧鸪、拨扬琴，穿黑衣而舞于街头，围观者甚多。
士大夫痛感中原之民已“披发左衽”，不能致于“衣冠之化”，而今临安等东南礼仪之民又沉湎“胡俗”，“伤风败俗”，故建议朝廷严禁异服异乐。南宋士大夫对“胡俗”的极力排斥，可谓与唐朝人的开放心态迥然不同，但如果联系范成大在旧京开封的所见所闻，可能就会对南宋人的心态多一层“了解之同情”。在很大程度上，宋、金冲突强化了南宋士大夫的民族感情，甚至南宋道学家对儒家传统近乎偏执的坚守和弘扬，也常常是因为受到这种感情的有力驱动，他们希望借助文化认同来为南北统一保留一点希望之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