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新探索：考古、文獻與學術史

榮新江、朱玉麒 主編

鳳凰出版社

2019年11月

序  言

本書是2018年10月13-15日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與馮其庸學術館共同舉辦“北京大學絲綢之路文明高峰論壇”的論文合集。

北京大學與絲綢之路淵源悠久。早在京師大學堂創建伊始，經由中國西北與東南海疆的絲綢之路，就備受關注。京師大學堂總教習許景澄著述《帕米爾圖說》等，成為認識絲綢之路和中俄交涉的重要依據；總教習張亨嘉著名的政論《奏請回鑾折》等，深憂邊疆危機、主張海陸並防。這些都為早年北京大學面向全球的辦學思路帶來潛移默化的深刻影響。民國以來，北京大學於1925年派遣陳萬里赴甘肅考察、1927年參與組建西北科學考查團、1941年派出向達參與並領隊中研院西北史地考查團等，開創了絲路實地考察與研究並重的學術新征程。這些無疑也折射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直接影響，是科學與民主的光輝在絲綢之路上的具體表現。特別是1927年，以北京大學為核心的中國學術團體協會，呼籲成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中外科學工作者聯合從事的“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首批10位中方團員，北京大學參加者多達8人。這個綜合的考查團，在絲綢之路的求索中，為我們奠定了平等合作、走向世界的重要經驗，也為今天的跨學科研究提供了值得借鑒的經驗。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大學的多學科團隊在絲綢之路的考察與研究上越走越遠，正在譜寫著更為絢麗的新篇章。

2018年是北京大學120周年校慶，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在10月間以“北京大學絲綢之路文明高峰論壇”的名義舉辦的學術研討會，正是基於這樣一種學術的承擔，希望繼承北京大學的學術傳統，在東西方文明交流的領域、在絲綢之路的多個方面做出新的探索。

這次論壇在無錫馮其庸學術館舉辦，是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舉行學術活動的一個嘗試。在包孕吳越的太湖之濱，無錫是江南絲綢重要的產地，很早就參與了絲綢之路的人類文明交流。生長於斯的馮其庸先生，畢生崇尚玄奘執著求法的探知精神，他對絲綢之路的竭誠弘揚與研究成果，是留給家鄉人民的無盡財富。他曾經與季羨林先生聯袂上書，促成了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創辦，為新時期中國學者預流絲路歷史語言學的研究做出了貢獻。北京大學從事絲綢之路研究的一些學者，也曾經跟隨馮其庸先生重走玄奘之路。斯人已逝而光輝永存。馮其庸學術館承辦此次高峰論壇，再次實現了馮其庸先生為絲路研究作推手的奉獻精神。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與學術館的聯手，正如絲綢之路是人類文明的紐帶一樣，我們也在這一文明的研究之路上，承擔了學術紐帶的功能。

《絲綢之路新探索：考古、文獻與學術史》正是此次論壇的結集，其中部分論文在出版時經過修改、調整，與會議發言稿有所差異；個別文章因為作者另有安排而未能收入集中，讀者可以在書後附錄的會議《綜述》中了解這些論文的內容。我們將收入論集的文章大體分成三組，分別從考古、文獻和學術史方面來探討絲綢之路，各位專家學者奉獻給讀者首次發表的論文，是對絲綢之路一些問題的新探索。我們衷心感謝各位參與者以及他們提供的精彩論文，感謝鳳凰出版社精心編輯這部論集。

我們也衷心期望在絲綢之路探索的眾多成果中，這本論集能夠展現它自身的價值。

榮新江  朱玉麒

2019年7月14日

“北京大學絲綢之路文明高峰論壇”綜述

劉子凡

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

2018年10月13—15日，由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馮其庸學術館共同舉辦的“北京大學絲綢之路文明高峰論壇”在江蘇省無錫市馮其庸學術館隆重召開。馮其庸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文史學家、書畫家，一生與西域結緣，為絲綢之路學術研究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本次會議在馮其庸學術館召開，也是對馮其庸先生學術精神與業績的紀念。中華書局柴劍虹先生的主題演講《以真性情抒寫絲路之魂——重讀馮其庸先生〈瀚海劫塵•自敘〉感言》，回顧了馮先生的西域詩詞、攝影、繪畫作品，指出這些作品是以追夢之心和由衷熱愛大西北的真性情抒寫絲路之魂的典範之作，同時將馮先生的“絲路之魂”概括為“交流互鑒、融匯創新”。

會議期間，國內外30餘位學者圍繞著絲綢之路文明的主題，就歷史、語言、考古、文學等多領域展開了充分討論。

一、絲綢之路語言與宗教研究

以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段晴教授為代表的國內外語言專家，展示了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內容涵蓋於闐文、粟特文、梵文、藏文等多個門類。其中，新疆地區新出土絲綢之路胡語文獻的研究與刊布尤其引人注目。段晴與侯世新、李達等先生合著的《于闐伏闍雄時代兩件契約》，即刊布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收藏的兩件于闐語案牘，在於闐語詞語解釋及語法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突破，同時為研究于闐王國社會體系的運營模式提供了新材料。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范晶晶《吐峪溝新出粟特語〈金剛頂經〉入金剛界曼荼羅之梵語真言解析》一文，刊布了新疆吐魯番地區吐峪溝最新出土的粟特語梵語佛經的梵語部分，將其比定為《金剛頂經》（《真實攝經》）中入金剛界曼荼羅的儀軌，進而探討了翻譯者不空在河西的譯經、傳法活動。粟特語夾寫梵語的文獻數量極少，新文書的刊布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有助於我們了解密宗金剛界在西域地區的流傳以及漢地佛教回流西域的情況。段晴教授對這件寫經的整體情況，特別是粟特語部分做了補充說明。與會者對此做了熱烈的討論。

梵、藏文獻的對勘是研究佛經的重要途徑。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薩爾吉與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歐珠次仁合寫的《〈海龍王所問經〉研究》，利用西藏所藏梵文貝葉經寫本、新比定的敦煌藏文寫本與傳世的漢、藏譯本進行比較研究，闡釋了《海龍王所問經》的相關問題，強調了梵文本的價值。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普倉《〈寶鬘論頌〉梵文寫本及藏譯本譜系探究》，介紹了最近在西藏發現的《寶鬘論頌》梵文寫本，並與藏文本、梵文注釋本進行比較，討論了為藏傳佛教諸宗尤其是格魯派所重視的《寶鬘論頌》的譯本譜系問題。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王繼紅《達摩笈多〈金剛經〉譯本的梵漢雙語字書性質》，比照西域出土梵漢雙語文獻的特點，對《金剛經》笈多譯本的性質提出了新觀點，認為其並非是以閱讀為目的的譯經，實質上是一部需要與梵文原典配合使用的對譯詞表。對此，高田時雄教授認為也不能完全否定前人提出的譯語未完成說，認為兩說均可以成立。北京外國語大學亞非學院李燦《鳩摩羅什失傳〈賢劫經〉譯本的新發現——比定自書道博物館和國家圖書館吐魯番藏品》，則是通過藏漢平行文本、語言等證據，從日本書道博物館和中國國家圖書館的吐魯番早期寫經中比定出兩件殘片，推定其應是早已佚失的鳩摩羅什本《賢劫經》的珍貴遺存。與會者就此問題討論了早期漢譯本在絲綢之路上的流傳問題。

巴利文佛典的相關研究則展現了佛經的南傳路徑。泰國法勝大學（Dhammachai Institute）蕭貞貞（Wilaiporn Sucharitthammakul）的論文“Applying the principles of textual criticism to a comparison of the Pāli Dīgha-Nikāya and Chinese Dīrgha-āgama in Mahānidana sutta”（《運用文本批評的原則比較巴利語〈長部〉與漢譯〈長阿含經〉中的〈大緣經〉》），對早期佛教經典《大緣經》的巴利文《長部》本與漢譯《長阿含經》本進行了細致的比勘，認為二者的相似性達到80%以上，但很多證據還是顯示巴利文本比漢譯本更准確，或者說更加可靠。法勝大學文·憍陳如稱法師（Ven. Kondannakitti）的論文“Selection of Burmese Pali Manuscripts”（《緬甸巴利語寫本甄擇》），介紹了法勝巴利三藏項目（DTP）的基本情況，以及該項目選用緬甸巴利文佛經寫本的問題。

近年來福建霞浦文書的發現為摩尼教研究提供了新材料。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馬小鶴《從死海古卷到明教文書——摩尼教“十天王”與“四天王”綜考》，從霞浦文書中所見《贊天王》入手，認為大力士故事是隨著宗教文明向東輸入而沿著絲綢之路傳播，從死海古卷中阿拉姆文《巨人書》殘片到吐魯番出土伊朗語《大力士經》，再到霞浦文書、日藏摩尼教繪畫、屏南文書，展現出這一故事的傳播路徑。臺灣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汪娟《從敦煌禮懺到霞浦科冊〈摩尼光佛〉的儀節分析》，通過參照敦煌禮懺乃至後世佛教的儀節，對霞浦科冊《摩尼光佛》的儀節進行了分析，闡明了《摩尼光佛》與佛教禮懺之間的交涉問題。

<p style="margin-top: 0px; margin-bottom: 0px; padding: 0px; max-width: 100%; clear: both; min-height: 1em; color: rgb(51, 51, 51); font-family: -apple-system-font, BlinkMacSystemFont, "Helvetica Neue", "PingFang SC", "Hiragino Sans GB", "Microsoft YaHei UI", "Microsoft YaHei", Arial, sans-serif; font-size: 17px; letter-spacing: 0.544px; text-align: justify; white-space: normal; 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 box-sizing: bor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