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弼德从1994年开始致力于浙江地方史研究，并决定把重点放在宋至明代的婺州，也就是如今的金华市。1998年，他第一次到访金华，此后又带着学生和地球观察研究所的志愿者在这里度过了两个夏天。经过二十多年的酝酿与积累，终于以婺州为例，完成了一部关于“士人之学”的历史书稿。包弼德表示，他之所以将观察视域局限于金华地区的这段历史，是希望对之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尽管其研究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曾有过多次改变，但他赞成笔者的观点，即研究地方史的目的不是去找一个“代表性”的地方，而是通过研究一个地方的历史来观察那些在特定地方之外有意义的问题。

包弼德强调，通过历史的脉络去看浙学，要点在于抓住两个关键字：一个是“学”，另一个是“浙”。

为什么“学”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首先，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词与过去所使用的词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今我们用“哲学”“意识形态”、各种“主义”，甚至像“思想”之类的词来谈论过去的知识史（这也是一个现代词），这些词可以用来描述现代的观念体系和知识类型，但却并不一定能被历史上的人所理解。如果我们对南宋时期的人讲“哲学”“思想”，他们可能完全听不懂。但当我们谈论“道学”“经学”“东莱学”“朱子学”“阳明学”时，我们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我们所探讨的历史人物也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因此，“学”完全可以用来指称历史中人们讲说和思考的方式。其次，从意涵上看，“学”毫无疑问与思想、价值观有关，但同时，“学”也意味着践行，学必包含行。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可以将“学”与地点、人物和主题相联系。

至于为什么是“浙学”，或者说为什么以地域为名的“学”在宋代大量出现，包弼德认为，这与宋代以来地方士人的兴起有很大的关系。研究表明，12—16世纪，地方社会中的士人群体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作用与影响越来越重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韩明士（Robert Hymes）曾经使用“地方精英”一词来描述当时在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阶层。但是，“精英”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它缺乏规定性，若以财富、权势与威望作为标准来定义精英，那么，富人、武臣、商人都可视为精英阶层。而以宋代社会的实际情况看，当时的精英主要指的是士人，所以，用“地方精英”一词来涵括南宋的史实，可能是个误会。地方士人在宋代的大量涌现与科举制度有很大的关系。众所周知，在古代绝大多数的士人并未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成为各级官吏，但他们的士人身份却是确凿无疑的。这些士人所接受的教育是全国性的，他们为了能够成为天下之士而进行了学习，而在现实境遇中，他们又成了一乡之士、一地之士。

对于应该如何理解浙学这一问题，包弼德表示，可以从前述对“学”的界定来论。第一，从思想、价值观层面上看，“浙学”的学术取向毋庸置疑是“经世致用”。但仅仅说“经世致用”并不能回答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即什么样的“学”才能在经世中最有用？如果将儒家经典作为经世的知识来源，那么，儒家经典是指“五经”还是“四书”？不同的选择背后彰显着不同的经世理念。在包弼德看来，若以“五经”作为经世的模式，其立足点将更多地集中于政治制度，而若以“四书”作为答案，则其经世的着眼点在于个人的修身。自宋以来，浙江学人对此给出了许多不同的答案。比如，吕祖谦试图将政治制度与修身结合起来，而陈亮更关心政治制度，王阳明的一些追随者则只对修身感兴趣。

第二，从“学”的践行角度看，学者们都希望自己所学能对社会“有用”。包弼德认为，对多数人来说，这意味着通过某种方式参与或进入政府，实现“行之则用”。问题在于，并非所有的学者都能获得进入仕途的机会，同样，官员也并不总是听从学者的意见。浙江历史上有趣的事情之一是，士人通过自愿地、主动地介入那些有益于地方社会的活动，成为对社会有用的群体。

包弼德以吕祖谦和陈亮为例探讨了士人在地方上的活动。吕祖谦的祖上出过许多大学问家，他的家学渊源深厚；若以给他写过祭文的人作为焦点来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吕祖谦的社会交往遍布全国。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拥有全国性社交网络的人，吕祖谦的学生半数以上都是浙江人，而他的浙江籍弟子又大部分出于金华。吕祖谦在金华为师，注重因材施教，他为学生们制订了学规，由于他的影响力，这些学规也相当于当时当地士人的士规。吕祖谦在教学中注重将科举教育与道学教育相结合，他的学生中考上进士的人很多，除金华外，东阳、义乌、兰溪等地的进士中也有吕祖谦的学生。由此可见，吕祖谦在当地的地方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我们还可从吕祖谦为他人撰写的墓志铭中发现一些信息。比如，现存吕祖谦所撰的墓志铭中，2/3是给婺州人写的。通过研究这些墓志铭，我们可以发现，吕祖谦不仅为他的学生或学生的亲戚以及地方官员撰写墓志铭，他还给那些曾经一度衰落但后来兴旺的士大夫家族，那些没有士的背景但希望通过教育成为士的家族，那些用家财在地方上做了诸如修庙、设立义仓等善事的人，以及那些因创立诸如义役等举措而有利于地方的人撰写墓志铭。这些墓志铭为我们观察和分析吕祖谦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当吕祖谦在金华教育地方士人时，他教的是如何让学生成为“天下之士”，但在经世致用的行动上，他非常重视参与地方上的事务。而陈亮却反对这样的行动，陈亮曾写道：“亮之居乡，不但外事不干与，虽世俗以为甚美，诸儒之所通行，如社仓、义役及赈济等类，亮力所易及者，皆未尝有分毫干涉。”（《陈亮集（增订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69页）陈亮以天下之士自居，直言自己不参与地方事务。如此，关于地方之士与天下之士的思考和行动同样构成了浙学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包弼德认为，我们如今所谈论的“浙学”与历史上的“浙学”概念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个“学”显然并非学派的概念，但是通过将“学”与地方相联系，在浙江的个案中，它提醒着我们，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历史组成。当我们观察一个地方“学”的历史时，可以看到的是人类的创造与选择促成了一个地方历史的累积。学术上的巨大成就是浙江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天的人们从历史资源中去寻绎它的价值时，这一行动本身在未来也将成为浙江学术史上连续的、不曾断裂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