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简介】吴国林，男，1959年生，1976年进入杭州 汽轮机厂，装配工高级技师，浙江省首席技师。

我是1976年进入杭州汽轮机厂的。当时，大家都觉得学驾驶员比较好，奶奶说驾驶员不行有风险。然后，我就做了装配工。

那时候，我们属于大企业招的第一批工人。在厂里，总装是比较 艰苦的工作，因为汽轮机零件组合比较多，难度比较大。每天早上8点 上班，我们7点就到了车间。那时候，年轻人基本上起得都很早。

早晨上班，我们先把卫生打扫干净，给师傅泡好茶，该做的准备都会做好。到了晚上，我们就偷偷地把企业的资料拿到宿舍去学习，学习的氛围是相当好的。

刚刚进厂的时候，许多工具是需要工人自己制作的。我先是做了三角刀、铲刀，慢慢地，就把师傅的工具箱变得越来越满。总装的工作是特定的，不到月底不干活，一干活就是加班，不干到天亮，汽轮机的调试工作是做不好的。

汽轮机不像一般商品，它需要量身定做，客户告诉我们参数，我们给客户设计，技术含量比较高。汽轮机是原动力机，好比一个电动马达，像远航的大船，用的就是汽轮机，大功率的机械，一般也用汽轮机。所以，汽轮机被称为“工业的皇冠”，燃机就是汽轮机上的明珠。在我们厂，汽轮机和燃机都有。

从学徒到总装班长

我相当珍惜这份工作。作为一名初中生，我接触机器以后的感觉和领悟能力，总归不如其他高中生，而且，当时我只有17岁，身边的工友则是20岁，在接受知识、学习技能等方面，我属于靠后的那一类人。因此，我只有通过努力才能跟上大家的步伐，最大的愿望就是学技术。

早年的杭州汽轮机厂

当时学技术很困难，师傅不肯多说，就像老话说的那样，教会学徒，饿死师傅。所以，要想学好技术，学徒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自己领悟，一条是问。因此，不管能不能问出来，都要问。

经过一年的历练，我们新员工便脱离了师傅，进入了新的车间。在新车间，大家都是从“白纸”开始干。至今，我已经做了41年。像我这样还在坚持的，可能就没有别人了。当初进厂10个人，10年以后，只要有一个或者两个人出人头地，这批人就算是招得较为成功的。

装配工作“苦、脏、累”，技术含量也比较高，脱离师傅从零开始，困难可想而知。1983年2月28日，当时我只有24岁，工厂派我到哈尔滨去维修汽轮机。通过人工修刮、裁刮，我用两天时间就把故障的汽轮机修好了，要知道，如果将这根转轴返厂维修，从哈尔滨运到杭 州就得花不少时间。我一去，使用户既节省了时间，又节约了费用。修好之后，我还拿到了用户赠予的锦旗。

慢慢地，通过努力，我在技术上已经处于靠前的水平，许多大的、难的、新的汽轮机总装，我都参与其中。一开始，我在总装四班，后来，由于总装二班生产量上不去，我便被派到了总装二班担任班长。再之后，我又成了一班和二班的班长。当时，一班一年做不出3台汽轮机，在我参与之后，一班的工作量翻番，一年能做出6台的量。效率提高了，技术水平也提高了。

效率和技术水平是如何提高的呢？我们有一个晨会，让大家分享工作中碰到的问题的解决方法。好车间里的疑难杂症是怎么“诊治”的？新产品是怎么做好的？这些问题，都在班组里交流。这样，年轻人的技术就会有较快的进步。

把技术传承下去

有一年，一个老板来到我们厂里，一口气买了9台汽轮机，但他提了一个条件，里面的管道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管道接得太难看了。车间主任和我说明问题之后，我们马上制定了3到5年完成生产的目标。

我采取的是“百花齐放”的策略。我们每台机组都是个性化的设计，我根据设计做出PPT，将大家觉得效果好的想法告诉研究院。管道怎么做，横平竖直的情况都让他们在图纸中标注出来。

经过一年半的努力，产品基本定型了。现在拿美国GE和德国西门子的产品作对比，同事们就会说，还是我们自己接得好。

工人要胸怀工匠精神，我们所做出来的结果，要由过程、标准来控制。因为一个工人，装了十年汽轮机之后如果不装了，过了十年之后再想装，可能就遗忘了。所以我们的做法，是将其做成作业指导书，打开一看便一目了然。

我们不像以前的工艺老师傅，将所有的技术都放在脑子里，如果他走了，技术就带走了。我想把我学到的东西分享给大家，让大家一起享用。不要把技术当做只有我一个人晓得的，然后把自己当成能人。

年轻人问我各种问题，我不懂可以去问其他人。等到把问题解决，车间就会把问题和解决方法做成图片或作业指导书，供大家学习。把技术固化、传承下去，是我现在所做事情的关键。

比如，一台机组做好了，需要进行拍照，存放到电脑里。以后遇到问题，可以从电脑里调出来温习。哪年哪月、是谁接的、具体细节 等等，一目了然。

工人如果具有工匠精神，像德国人一样对工作严谨，肯定是能做出好产品的。好的产品质量，不是靠检验出来的，是靠工人做出来的。工人要有“我的东西做出来就是好的”这样的信念，不要想着我的产品骗过了谁，明天好坏不管，那样肯定是不行的。

2004年，我们的董事长聂忠海来了之后，生产任务连续翻番，生产场地满足不了企业的发展了。于是，我便着手改革试车台。我们的试车台，一个月只能做一台汽轮机。如果每个月需要生产30台汽轮机的话，就需要30个台位。于是，我采用了快装台位法。

采用快装台位法，试车台的周转提高了三至四倍，因为其中的一块平板，将工作分流到了下游去做。分解分流以后，整个生产就盘活了。本来，一台机器不下来，其他机器就上不去，通过这种方法，效率大大提高。

在精细化检查领域，每台机组我们都在推精细化。那时，在这条路上尝到甜头以后，我们又做了一个台位擂台赛。我们设立三级擂台。一台机组，少则三五人，多则六七人，汽轮机好坏，每一季度都要评选。做得是红旗台长。

吴国林（右）在车间工作

企业也在鼓励我们，并给予了一些政策。比如，获得了12面红旗，就可以去国外旅游。一级台长晋升二级台长，奖励2000元。慢慢地，就盘活了队伍。

2003年，我们只有近百名工人，后来最多的时候，我们有300多名员工，不过大部分都是新员工，技术还不过关。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鼓励年轻人学技术，要求老师傅当辅导员，把技术以最快的速度传承给学徒、青工，使企业的产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

我走路时也在思考

我们车间的人员出去了一部分，仍还有200多人，其中，高级技师45名，技师43名。占车间里人数的近一半。这样的技术力量已经是相当强了，即使是和德国西门子相比，我们也不落下风。

我1999年考上高级技师，当时300个参加考试的人要刷掉180人，我想我是初中学历，肯定考不过高中学历的考生。于是，我每天凌晨两三点起床，到后来甚至将整本书都背了出来。虽然我文化水平不高，但我的努力弥补了我的不足。有时候，我在走路，有些人会说这个人和他打招呼都不搭理，其实我是在思考。我走路也想，睡觉也想，不断地思考，这是我的习惯。以前当班组长的时候，每天睡觉前，我都会花10—15分钟，思考明天班组30多人如何分配工作。遇到问题，更会日想夜想。1993年，在一个热电厂的一个仪表盘前，我足足站了半天，抽了一包烟。其间，我看了7个表。最后，我建议设计师把铜部件改成合金，解决了飞车的问题。

到现在，我也是这样。我算得上是一个很执着的人，包括汽轮机的集装工作，每一根管子，我都要去看。看好以后就固化，然后再形成标准。

几年前，我们有一组汽轮机出口美国，19个人打算加班加点6个月完成任务。当时，领导说，工期减少一个月到一个半月，我说不行，6个月就是6个月。操作人员是我，我认为要6个月的工期，那是真需要这么长时间。

最后，产品按期完成，正好用了6个月时间。我们这么努力在做，也花了6个月时间，事实证明，确实需要这么多时间。如果只花5个月，肯定就会影响产品质量。最终，这些机器到了美国的大电厂，得到了客户的认可。这是公司产品第一次打入美国市场。我做的工作，希望得到客户的认可，这就是我的风格。

采访手记：笔者曾经采访过多位匠人，吴国林是最典型的一个。执着、乐观、孜孜不倦，但又不善言辞，对于他来说，杭汽轮的工作仿佛是他的一切。

四十余载，能创造伟大的事业，也能完完全全磨灭一个人的热情，很显然，吴国林属于前者。

作为杭汽轮的高级技师，吴国林掌握公司三系列汽轮机装配及试车的核心技术，所创造的“快装台位法”被评为杭州市绝技绝活。此外，他还被人力社保部授予全国技术能手称号，被浙江省人力社保厅授予浙江省首席技师。

吴国林获全国劳动模范的留影

吴国林和汽轮机之间，仿佛是恋人关系。从相识、相知，再到结出果实，继续传承，一切看似波澜不惊，但又令人羡慕，催人奋进。

这就是吴国林和汽轮机的故事，仿佛就是一个美好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