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冬春之际，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武汉首先被发现，并迅速扩散至全世界。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目前全球已有超过十万人感染，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现病例，更有数千人丧生。这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遭遇的最大一次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记载这一事件的不仅有国家政府各部门的公告、医生和科研人员的研究报告、新闻媒体的报道，还有各种新兴的自媒体，包括微信朋友圈、短视频等等。
两千五百年前，即公元前430年的夏季，在古代号称“全希腊的学校”的雅典也爆发了一场大瘟疫，使得雅典丧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被详细记录下来的大疫情，记载这场人间惨剧的是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Thucydidis)。
从修昔底德的记载中，我们大致可以将当年那场雅典的瘟疫归纳出几个特点：一是传染性极强。据说，这种疾病来自埃塞俄比亚，后经埃及、利比亚和波斯，最后经海船传播到了雅典。据修昔底德观察，这种疾病不仅人传人，而且对动物也有危害。二是致死率高。当时雅典城内有大约三分之一的重装步兵死亡，后世对普通民众死亡率的统计正是由此得出。修昔底德说，人们“像羊群一样大批死去”，而死亡比例最高的是医生，因为他们接触病人最多。三是后遗症严重。“如果有患者大难不死，其身体突出的器官常常不会幸免并留下印记。”更糟糕的是人们遭受的心理创伤也是巨大的，“有些患者身体一痊愈就患上遗忘症”，而另一些康复者，“一时大喜过望，竟异想天开地认为，以后的岁月任何疾病都夺不走他们的性命”。四是持续时间长且有反复。据修昔底德记载，那场瘟疫持续了两年之久，此后也并未完全消失。五是由此带来的社会失序和道德崩塌更为严重。“由于瘟疫的肆虐，人们朝不虑夕，对所有的法律，神圣的和世俗的，均持轻蔑的态度。”
修昔底德笔下那种强烈的传染病，与今天仍未消退的新型冠状病毒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他所描述的第一种病理特征——传染性强，与今天的疫情扩散特点相符合。雅典疫情致死率高方面，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古代医疗手段的缺乏和防控能力的有限，而目前新冠病毒的病死率虽远高于普通流感，但还不会对某一地区或城市的人口带来大幅的减少。后遗症的严重程度以及持续时间的长短,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而且可以相信在人类的战“疫”史上，医疗技术的进步一定是今胜于古的。至于疫情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和精神影响，则因应对措施、政体制度以及心理素质的不同而既有相似也有所区别。
如果我们的比较到此为止，那只是在做简单的排列对比，实在谈不上是什么“历史地思考”。然而，作为这次疫情的亲历者，我们除了研究一下厨艺、陪孩子一起上网课，或是留下片断的宅家小视频以外，在前段时间那种宅在家里就算是为国家做贡献的情况下，在这一段仍需继续等待的时间里，在这场注定会被载入史册的战“疫”中，该如何安顿自己的内心，思考我们的世界，这不能不说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或许，史学的思维方式不失为一种思想的路径。
历史上的瘟疫
修昔底德对那场古代瘟疫的描述，为后世开启了灾难叙事中有关疾病叙述的先河，更让人们开始反思疾病与文明的关系。事实上，从鼠疫、霍乱、天花到今天的新冠病毒，人与各种具有强烈传染性疾病的博斗贯穿着整部人类历史。
古代西方世界中，雅典瘟疫过后大约一千年，在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皇帝统治时期也曾爆发过一场流行病。而古代中国的东汉末年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史记载的第一个瘟疫高发的时期，曹植为此专门写过文章：“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医圣张仲景自述，因其家族遭遇瘟疫的侵袭，人丁大减，故而立志悬壶济世，最终写成《伤寒杂病论》一书。
之后，中世纪晚期的黑死病、1665年的鼠疫、1832年的霍乱、1918年的流感、1974年的天花、2003年的SARS、2009年的Ｈ1N1､2013年的埃博拉疫情……史家对各个时期的传染病都有所记录。在史家的笔下，这些大规模的传染病不仅改变了个体和家庭，也影响着历史的进程。而那些历史记录中的灾难叙事与文明进程的关系更是成为人们反观自身的一个切入点。近年来，贾德·戴蒙（Jared 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的《瘟疫与人》等一批历史著作备受人们关注和热议，原因也在此。
史家从职业角度对传染病在过往文明中影响的考察，为史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涌现了一批相关的著作，除上述提及的两本著作外，比较著名的还有凯尔·哈珀(Kyle Harper)的《罗马的命运》、弗朗西斯·艾丹·加斯凯( Francis Aidan Gasquet)的《黑死病：大灾难、大死亡与大萧条（1348—1349）》、约翰·M·巴里（John M. Barry）的《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劳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的《逼近的瘟疫》、大卫·逵曼(David Quammen) 的《下一场人类大瘟疫》、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的（Pratik Chakrabarti）《医疗与帝国》、让-弗朗索瓦·萨吕佐（Jean-Franois Saluzzo）的《疫苗的史诗：从天花之猖到疫苗之殇》、余新忠的《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刘绍华的《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梁其姿的《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韩毅的《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饭岛涉的《鼠疫与近代中国》，等等。史家们都在各自的研究之中，详细讨论了各种传染病是如何在欧洲、亚洲、非洲等地区肆虐的，那些疾病又是如何塑造不同文明的特色。
当然，在疾病史的研究中能列举出来的重要著作远不止以上的几本。如果说，描述并研究传染病在人类历史变迁和文明发展中所扮演之重要角色的工作只能交由专业的历史学家来完成。那么，面对当今的疫情，通过阅读那些历史的书写，则更能让我们在切身的感受中，从迄今为止的整部人类文明史的角度，宏观地思考人与自身、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多重关系。
瘟疫来自东方？
在这次疫情中，有关病例溯源、“零号病人”的讨论从一开始就众说纷纭，早期，国内曾出现对武汉人的歧视；之后，有一些西方媒体和民众称病毒是“中国制造”的。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多次表示，新型冠状病毒是全球现象，源头尚不确定，此时更应关注如何应对遏制病毒，避免地域的污名化语言。世卫组织将新冠病毒命名为“COVID-19”，就是不将该名称同任何地区和国家相联系。
通过历史学家的书写，我们也发现，近百年来爆发的大规模传染病中有相当部分都是全球性的，比如，1918年始于美国堪萨斯州后来被带到欧洲的大流感，1957年始于香港终传至整个亚洲的疫情，还有2010年爆发于海地延续至今的霍乱、2013年首发于西非的埃博拉病毒等等。然而，瘟疫来自东方的说法却从古至今不绝于耳。早在修昔底德的笔下，他就告诉读者，“据说，此疫首先是从埃及上面的埃塞俄比亚发端的，下传至埃及和利比亚，以及波斯国王的大部分领土。然后，突然降临雅典城。”罗马史家普罗科皮厄斯(Procope) 也认为，始于公元541年的那场鼠疫是从埃及开始，经小亚细亚由商路北上侵入东罗马帝国，并进而散播到整个欧洲的。
实际上，在欧洲古代历史中，除瘟疫以外，还有奢靡、淫乱，乃至腐败、专制等一些负面的概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曾被认为是必然来自于东方的，尽管埃及在地理位置上也可被归为西方。然而，关于东西方的划分其实从来都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立场问题。所幸，随着人们视界的开放，世界在日益缩小，一些在人们头脑中的固有观念也在慢慢发生变化。
而对于力求客观严谨的史家来说，即便是在无从察考的情况下，他们的描述也是克制中立的。比如修昔底德，他虽然记载了人们关于雅典瘟疫起源于埃塞俄比亚的传闻，但在之前，他先告诉读者：“据说，这种瘟疫曾经在许多地方降临过。”然后，他又以一种冷静的笔触描绘当时的情形：“关于此疫的最可能的源头，以及能够产生如此重大变故的可能原因，任何人，无论是医生还是外行，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史家对于当时舆情的记录与当前各种媒体和人们猜测是何其相似！而他本人想采取的行动则是：“我将描述其病程，说明其症状。如果此疫再次降临，任何对其症状有所了解的人，就不至于毫无所知。我本人得过这种病，也见过别人受其折磨。”——这样的做法又是何其的镇静、务实和富有远见！
透过修昔底德对于雅典瘟疫的描写，切身反省自身，除了对古往今来在重大疫情中做出最大牺牲的医护人士表示最大的敬意以外，作为外行的我们，至少在观念上，是否也应该是时候破除那种地域或种族偏见了？因为病毒对人类的攻击从来都是无差别的，它不会分辨种族、国家或地区。
史学的观察与思考
古往今来，历史学家在面对一个时代的变化所做出的思考，始终贯穿于他们对过往的书写之中，而不仅局限于讨论史学编纂的变化。真正的史学并不只是史料学或年代纪，史识和史观才是更重要的，换言之，观察辨析、思考总结的悟性和能力，才是史家最有力的工具。
每个时代发生的事件、流传的各路信息，或许都会成为史料的一部分，而历史思考的出发点，是竭力保持客观中立的视角去看待问题，因为孤证不立，所以史家不会在只掌握部分史料时就急于选边站队、表明立场。
当然，在这个自媒体盛行的时代，人人都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人们看待灾难的维度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这次疫情的事态发展每天变换得让人应接不暇，面对蜂拥而至的各种信息，我们可能暂时无法准确地分辨真假，因为真相的到来往往是需要时间的，这也是史家要刻意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的原因之一。
再回到修昔底德，他为后世详细描绘述了病症的表现、持续的时间、可能的后遗症、对社会和人心带来的破坏。通过他的记录，我们能明白他所遭受的痛苦一点不比别人少，但他只是保持观察，保持思考，保持记录。
在这段信息过载的时间里，保持观察，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如此让人无法正常呼吸的公共卫生事件，让大家第一次好好从头关注了它的发展过程，关注了从国家到个体都是如何一步步应对的。这段同生共死、相依为命的时间，给了国人一个重新了解自己和国家、个人与世界的机会。希望当这一切过去后，人们能够更好地反思自我、反思人与人、人与自然，甚至是人与神圣之间的关系。可以说，这次疫情对所有人而言应该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
保持思考，我们会明白，人间的苦难有两种，一种是大自然或上天给予的考验，另一种则是人自己带给自己的。这场疫情，目前看起来更像是人类自找的。是因为人吃野生动物，破坏了与自然的平衡，由此，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必然受到惩罚。同时，这场疫情也会促进我们对一些深层次问题的反思。事实上，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往往是在经历了一次次的天灾和自作孽之后，经由不断地反思、检讨，才能继续前行的，而这恐怕既需要从个人面对各种不确定性的恶的不作为开始，更需要整个社会的集体反思。
史学的观察和思考方式，对于身处历史现场的人们来说，不是在玩学术游戏，而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体验和沉淀，能有助于我们思考当下的处境和未来的走向。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伯罗奔尼撒战争进行的过程中，修昔底德就开始记录和写作的原因，因为他就是想要表达他对那个时代一些重要概念的理解，比如，战争与和平、何为正义？人性永恒与否？健康与疾病等等。因为只有解决了对一些根本问题的认识之后，才能提出问题并重新框架解决新问题的方式。
这种现实的关照与历史的反思，可以是来自史家专业素养所赋予的冷静，也可以是每个读史之人自觉体悟习得的。相信若干年后，这场疫情中的人和事必定会出现在史家的笔下，希望到那时，能在他著作的扉页上看见如恺撒般的文字：我在！我见！我记！
历史的沉思、现实的关怀
尼采曾在《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中说，历史研究如果不“服务于生活”，而只是一味地强调历史知识的增长，那么，“在历史学的某种过剩中，生活将支离破碎，将退化，并且又由于这种退化，甚至历史学亦复如是了。”换言之，史家的冷静与客观，并不意味着没有立场和态度。
从古到今，东西方的历史学家都不仅仅局限在对人物事件的描述、对篇章结构、字词句法的谋划之中，探究思想的表达和蕴意才是史家的根本诉求。于是，我们看到，修昔底德在将希腊人在战争、瘟疫、城邦政治中的种种表现，都归结为人性使然时，一方面，他悲观地认为后世还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但另一方面，他又希望借助自己的描写为后世的人们提供一些相关的知识和借鉴。
在漫长的人类瘟疫史中，史家之所以记录下那些生死，他们并无意于独语或是私语，而是他们相信，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他的书写和思考有关。历史不在别处，就在当下。
通过史家之笔，一方面，我们看到，在无法抵挡的灾难面前，人类精神世界的崩塌、社会的混乱局面。时至今日，这样的情况也屡见不鲜。3月4日，据央视网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表示，截至2020年3月3日，本次疫情期间相关犯罪大幅增加。美国媒体则报道了普通民众为了防止疫情大爆发时的社会骚乱而纷纷购枪自保。可见，修昔底德所记载的灾疫面前的人心败坏古今都是存在的。
但另一方面，史家们又向世人展示了大灾中人性的闪光之处，英国的历史教科书（1950年版）中记载了1665年伦敦鼠疫中一个叫亚姆(Eyam)的小山村。当时，伦敦地区因疫情而死亡的人数，平均每周已达7000人之多。为了切断瘟疫的传播，一位名叫威廉的牧师率领村民们主动留下来，自愿隔离400天，终于成功阻止了瘟疫向英国北部的蔓延。
可见，人性是具有双重性的，当人性中的兽性发作时，会比那些仅求温饱的野兽更残忍更无耻。但人性中还有神性的一面，它可以让人表现出利他、牺牲的行为来。由此，阅读历史，或许能够让我们成为怀抱希望的谨慎的乐观主义者，相信人性中光明的一面能够克服兽性。正如法国作家加缪在其名著《鼠疫》的结尾处所说：“在今后，当‘恐怖之神’带着它无情的屠刀再度出现之时，那些不甘心慑服于灾难的淫威、把个人痛苦置之度外的正义之士，一定会做些什么。因为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永远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
修昔底德曾被西方学者称之“第一位真正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史学家”，作为那段历史的亲历者，他是雅典城邦政治的入局之人，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参战将领，也是瘟疫的感染者。然而，在他的书中，我们没有看到他参与雅典激烈党争的证据，没有看到他为自己莫名被冠以“驰援不力”而遭罢免的辩解，甚至也没有看到他对自身感染瘟疫的任何抱怨。虽然，有后世的研究者认为，他不可能没有为自己申辩的想法，但至少我们从他的文字中并没有找到明显的痕迹，我们读到的只是他尽量客观的描述，和更长远的思考。
同样，在这段时光还没有彻底成为“历史”之前，或许我们都还无法用非常平复的心情，和完全冷静的语气去讨论。但是，至少我们不应该放弃思考。因为，在疫情面前，面对它的方式，也是一个人思想成长的方式。在现实的世界里历史地思考，这绝非是一种无关痛痒、隔岸观火式的消遣。在这样一个需要反思的时刻，历史作为一门反思性、批判性的学问，其思维方式不该仅属于专业史家，它也可以成为每个人形塑思想的手段，让我们不至于迷失了自己，随着滚滚的洪流，盲目地恐惧，盲目地失去了自己生命真正的立足之点。
如今，疫情还未解除，防控还在进行，北京、上海、成都、福州……中国的千千万万个城市和乡村都还在严防死守，此时，或许正是开启一种历史性思考的好时机。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关于人类未来文明的猜想和设计，都取决于我们每个人今天能否用历史的眼光去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