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汉关系向来是清史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 近年来中外学术界出现了不少相关的论著。1这些新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大大地增进了我们对清廷的政策和制度建设, 特别是八旗驻防营制度等方面的了解, 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理解清代民族关系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大多数研究仅仅将八旗作为一个全国性制度来分析, 而很少深入探讨有清二百六十多年间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驻防与所驻地方形成的独特关系。这种“求同”的倾向反映在学者偏重出自朝廷的官书档案而较少利用地方史资料。然而, 不经过对地方史料中有关满汉关系证据的充分发掘, 我们就很难真正说清楚诸如驻防营是否真的将旗人与当地社会隔离、或清末排满风潮是否直接来源于满—汉之间长期的矛盾等等重要问题。

有鉴于此, 笔者认为有必要将研究的关注点从出自庙堂的言论和政策转移到地方上实际发生在旗人与汉人之间的交往上来。尤其重要的是需要探讨旗人因世代驻扎于一地而逐渐对所住地方产生出的认同感。本文选择详细考察清代杭州驻防旗人在不同时期与当地汉人的关系以及他们对杭州归属感的产生, 并试图通过这一个案来思考如何从地方的角度来考察和叙述民族关系和身份认同 (identity) 问题。对于身份认同, 本文的出发点是它既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由朝廷或国家加诸于某个群体或个人的标签, 也不是一种由某个民族或其他社会群体在孤立状态中产生的对自身的看法。任何一个群体的身份认同总是形成和表现在与其他群体的交往和对比反差之中。它非但不会被某种制度或政策锁定不变, 而且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旗人这一“身份”的定义因此在本文中被看作并非仅仅由八旗和驻防制度铸成, 而是产生于它在不同时期与民人和汉人相对应的关系之中。通过考察旗人从进驻杭州到其最终被逐的整个历史过程, 笔者希望能够勾勒出他们在身份认同上的变化。

旗人最初在杭州扮演的角色无疑是征服者。他们于1645年到达杭州并从出降的明朝官员手中接收了这个城市。1648年, 清廷决定在杭州设立旗营, 因其为“江海重地, 不可无重兵驻防, 以资弹压”。2自那时起杭州旗营就是清帝国中规模较大的驻防之一, 其驻防将军手下一直有3000多将士。在清代最初几十年中, 杭州旗营的兵力对清朝征服东南沿海地区起过重要作用。他们在打击明遗民的抗清活动, 镇压三藩叛乱, 以及收复台湾等战役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3不过他们在为巩固清王朝作贡献的同时也对杭州百姓大为滋扰。驻防营的设立造成了杭州城市空间结构的重大改变。清廷下令旗人圈占城内百姓的住宅为驻防营, 驻防官员于是选择了城内自钱塘门至涌金门这个居民十分稠密的城区作为营址。据《康熙仁和县志》载:“此方之民, 扶老携幼, 担囊负簦, 或播迁郭外, 或转徙他乡, 而所圈之屋, 垂二十年输粮纳税如故。”4

清初驻防旗人是作为清王朝的代表镇守杭州的, 他们与杭州百姓的关系不但体现了异族统治者的特权, 而且与世界历史上其他地区占领军对被征服人民的骚扰十分相类。他们闯入民宅中抢夺财物, 毁人祖坟, 向地方官索要妇女, 侮辱士人。旗人的行为更使商旅裹足不前, 从而威胁到杭州赖以生存的商业贸易。为了缓解各地旗营与百姓的紧张关系, 清廷在1650年下令修建驻防城以隔离兵民。当时虽曾考虑将旗营改设于人口较为稀少的城北, 但是身为八旗汉军的浙江巡抚萧启元最终还是决定将驻防城建在旗人已经圈占的城西地区。虽然驻防城墙的建筑于同年完工, 可这并不意味着旗营停止了圈占墙外的土地。1658年, 驻防城向外扩展了一次, 据说是为安置新到的500名士卒。而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杭州百姓一直担心旗营会继续扩展。例如1662年旗营官员再次准备以扩展驻防城来安置一些新调来的人员, 杭州百姓闻讯极为恐慌。为了保住他们的房产, 驻防城附近的绅民向地方官乞求允许其出资在旗营内为新来者建造房屋。时任巡抚的朱昌祚与旗营官员商讨后同意了这一请求。5当然百姓因旗人的房屋需求而失去家宅的情况并非杭州一处, 在其他地方也很普遍。最终, 康熙帝在1669年下令永远禁止旗人占用民人房屋。这道御旨使得杭州驻防城被固定在7000余亩的面积, 约为清代杭州城内总面积的13%。

在杭州当地话语中, 驻防城这个军事设施被称作“旗下营”, 或简称“旗下”。尽管驻防内的旗人既有满人也有蒙古人, 甚至还有大量汉军, 6官方文书和方志仍经常以“满营”或“满城”来突出其与满人的联系。而“营”与“城”字互相通用则与驻防事实上是一个有城墙、城门和衙门的城中之城有相当关系。驻防城墙是砖石结构, 周长4.9公里, 高6.33米, 宽3.33米。城墙顶部的宽度可容两匹马通过, 并可安放火炮。驻防的五个城门分别从东、东北和南面开向杭州城。驻防内共有137个属于各个不同级别官员的衙门, 大多是在镇压三藩叛乱时由浙江地方官捐资建造。其中驻防将军的衙门占地27.3亩, 共164间。7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驻防城是一块旗人的禁地, 杭州百姓因惧怕被旗人骚扰而不敢涉足其中。

尽管旗营是一个征服者的独占性空间, 居住其中的旗人却没有与杭州社会隔绝。8实际上, 正是旗人在驻防之外对杭州官民行动的控制体现了他们对这个城市的占领。与其他设有驻防的外省城市一样, 旗营官员一直对杭州城内的文官进行监控。不仅驻防将军和都统有权以密折向皇帝奏报地方事务, 就连驻防将军听取地方情况汇报的方式也显示着其凌驾于省内文职官员之上的威权:每月初一和十五, 巡抚须率领其下属到旗营去拜见将军。9除了监控地方官以外, 驻防将军还掌握着杭州各城门的钥匙。每个城门由驻防中不同旗属的士卒把守。10而把守城门的职责为旗人提供了许多限制百姓行动和敲诈勒索的机会。他们随意抢夺百姓担子上的东西, 并向背包袱和乘轿子的行人索取过路费。卫兵总是在城门口阻挡送葬和迎亲的队伍, 使人不得不贿赂他们以求通行。城门因此成为百姓日常向征服者低头的地点。在城墙外, 旗人的为所欲为更危及了天下闻名的西湖风景区。当时驻防拥有上万匹马, 与之仅一墙之隔的西湖被旗人当成了一个方便的放马处。湖上极负盛名的桃柳等树木也被他们樵采殆尽。无怪乎当时的游客和本地文人都在诗文中对西湖风景的凋敝和水源的污染极表悲哀。11

除了对百姓行动方面的限制和对环境的破坏之外, 旗人还利用其政治特权在经济上压榨平民。事实上康熙皇帝对杭州驻防旗人恐吓当地百姓并造成商旅裹足的情况颇有所闻, 并曾数次为此申斥和惩处杭州驻防官员。12而在旗人敲诈平民的各类手段之中, 最为臭名昭著的莫过于营债。“营债”指的是一种要求借款人以房产和家人做抵押的高利贷。旗人之所以有能力放债是因为清初他们在财政上颇为宽裕。他们通过被称作“营线”的本地掮客把手中的银钱向杭州的升斗小民发放高利贷。迅速增长的利息常常使借款者无力偿还, 旗人就乘机夺取他们的房产和妻儿, 或迫使借款人投身旗营为奴。这种令人家破人亡的高利贷自然使杭城百姓极为反感。1682年, 营债问题引起城北武林门附近的商民罢市抗议。而当一位目击此事的地方官逮捕了几个营线以平息众怒时, 数十名旗人对他进行围攻并捣毁了他的轿子。这个事件最终被上报朝廷, 康熙帝为杭州驻防将军不能管束部下而对其大加训斥。13

康熙帝显然希望能解决杭州旗营与当地百姓的矛盾。他在1684年派精明强干的赵士麟 (1664年进士) 为浙江巡抚, 并在赵氏陛辞时嘱咐他要采取切实行动。赵士麟到达杭州以后发现当地百姓所欠营债本利相加已达30万两之巨, 因此他把清偿营债作为重建杭州社会秩序的首要任务。经过与驻防官员的多次商谈, 赵氏得以将营债数额削减到原来的十分之一。他进而向地方官员筹集捐款将其偿还, 并且明令永远禁止再放营债。14此外, 为重振杭州的商业, 赵氏还禁止驻防士兵在城门口骚扰平民。出于感念赵氏为缓解兵民冲突而作的努力, 杭州百姓特地在西湖上为他建造了生祠, 并将其誉为“稽兵安民”的模范官员。15杭州人对赵士麟的爱戴,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初旗人在当地的骄横以及多数地方官员对之束手无策的现实。

营债是见诸地方文献的最后一次旗人与杭州平民百姓之间的严重矛盾。赵士麟以劝说加警告的方法使旗营官兵接受大为削减的债额, 显示了康熙朝地方官员对驻防态度的一些变化。而这与清帝国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到那时, 清廷不仅已经成功地镇压了三藩叛乱, 而且已将台湾纳入帝国版图, 沿海地区进入了和平时期。在这种局势下, 虽然分省驻防仍负有震慑地方的使命, 朝廷对东南地区的统治则由依赖赤裸裸的武力转而利用更为和缓的政治手段。康熙帝在1684年首次南巡, 通过对士大夫文化的赞赏在汉人精英中树立自己的圣王形象。旗营与杭州百姓的关系因而在17世纪末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清代江南的和平时期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 其结果是杭州等地的驻防旗人无需再转战疆场, 而是逐渐习惯于定居城市的生活。旗人流动性减弱的表征之一是旗营马匹数额的持续减少。在清代最初30年间, 杭州驻防每一位骑兵至少配有3匹马, 16故而在18世纪初旗营马匹总数在一万以上。而在此后的一个世纪中马匹缩减至仅剩300多。与此同时, 旗营将朝廷当初拨给旗营养马用的沙田出租给农户, 用所得田租来维持旗营日渐增加的闲散人口。17

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上半段, 驻防受杭州城的影响日益深厚, 而其与京师的联系则在逐步削弱。定居江南所造成的不但是驻防人口的城市化, 而且也是他们的地方化。这一过程最终使来自满洲的旗人变成了杭州旗人。乾隆帝在南巡到杭州时就曾注意到旗人的这种地方化倾向。他在一首诗中说“已此百年久驻防, 侵寻风气渐如杭”, 并感慨地评论到外省旗人的满语已十分生疏, 而他们所讲的汉语则完全是当地口音。18在最近出版的英文学术著作中, 乾隆帝常常被描写成一位刻意保存或建构以语言和历史为中心的满族身份认同的皇帝。19他对汉人的不信任和对满族被汉文化同化的焦虑被描述成甚至到了让他不惜残害无辜的地步。20但我们必须考虑到乾隆帝所面对的是与他的祖父康熙皇帝截然不同的局面。在乾隆帝不断训诫旗人要保持“满洲之道”的同时, 他也必须应付由于人口增加而变得日益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尽管他有许多注重满洲身份的言辞, 他的决策在客观上还是促进了分省驻防旗人的进一步地方化。乾隆朝有关八旗的新政策之一是允许旗人在所住外省地方置办产业, 并将死去的家庭成员就地埋葬。这是旗人逐渐演变得与汉人一样将祖坟所在地认作故乡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康熙时代, 朝廷曾规定旗人不得在驻防之处置墓地。旗丁死后其遗骸必须运回京师。若死者没有儿子在驻防当差, 其遗孀必须伴随遗骸回京。雍正帝继承了这一政策。他在1732年的一份上谕中解释说:“弁兵驻防之地不过出差之所, 京师乃其乡土也。”21他认为如果让旗人死者就地安葬并让其家属留在原处, 长此以往他们将变为“汉人”。雍正帝的态度表明朝廷是不愿看到旗人地方化的:“是国家驻防之设竟为伊等入籍之由, 有是理乎?”22然而, 到18世纪中期, 运送驻防旗人遗骸及家属回京已经成为国家财政的巨大负担。出于减轻负担的考虑, 乾隆帝在1756年发布的一道谕旨中终于允许驻防旗人在当地购置墓地, 并同意让他们的遗属留在原驻防。23

朝廷拖延了很久才同意旗人在驻防当地注册参加科举考试, 以免他们耗费金钱进京赶考。虽然乾隆时期就有大量证据表明旗人的军事技术已不足恃, 朝廷仍坚持将他们视为战士而不愿让其通过科举谋求出路。在乾隆帝之后, 嘉庆帝于1800年同意驻防旗人于所在府参加考试, 并在府学注册。1816年的一道谕旨进而允许旗人在所居省份参加乡试。当时的杭州将军范健中立刻对此作出反应。他在旗营内建立梅青书院, 并延请一位有名的当地学者为师。24与科举功名获得者人数居全国第二位的浙江省同步, 杭州驻防士子也成为各驻防中科举成功率最高的之一。

毫不奇怪, 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 杭防旗人与杭州的关系和清初相比有了质的变化。他们不再是入侵的征服者, 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地方化了。驻防将军常常把与当地文官的合作当作为日益增加的闲散旗丁寻求就业机会的途径。例如, 旗丁曾数次被选派去监督浙江海塘的修建。另有一次, 一位将军派旗丁去杭州郊区协助捕捉危害庄稼的蝗虫。也许部分是出于削减开支的考虑, 一位将军奏请朝廷取消春季演炮。有意思的是, 他所提出的理由是演炮的噪音会震动地脉, 并因此对杭州附近地区的农业和重要的养蚕业造成不利影响。25

驻防当局对当地习俗的接受使得旗人与平民在城门口的交往也得到改善。例如在夜晚关闭城门时, 城北武林门的关门时间较晚。这是因为武林门外是大运河的南端终点, 当地有一个著名的夜市。由于这个夜市是杭城周围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推迟武林门的闭门时间自然有利于百姓在此从事买卖和游玩。不仅如此, 城门夜闭之禁还在一个特殊的夜晚有所松动, 以方便城内百姓的宗教活动。杭州人多相信在六月十九日观音菩萨生日时须去位于西湖西山的上天竺寺进香, 而且香烧得越早越多得福。为了能够在观音生日的清晨就去庙里烧香, 杭人在此前的六月十八日夜间几乎是倾城出动到西湖上去等待。这个夜晚因此成为清代杭州最重要的民间宗教节日。而杭人之所以能够夜晚出城去游湖, 是因为驻防旗营当局在此夜将通往西湖的钱塘门和涌金门通宵大开。26从现存关于旗营的文献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旗人在宗教信仰上日益入乡随俗, 很受本地神灵崇拜的影响。信仰和习俗的趋同使旗营事实上不再是清初那样一个杭城百姓不敢涉足的地方。在19世纪中期一位本地文人的描述中, 驻防将军衙门前竟被列为新年观看花灯最为热闹之处。城中的龙灯舞队总是先到那里表演, 因为他们知道会得到优厚的赏钱。27而已将自己的先辈葬于西湖附近诸山的旗人家庭也加入了本地百姓清明踏青扫墓的行列。在此必须指出的是, 不能把旗人的入乡随俗看作他们已经被同化而成为汉人。其实, 在当时人们的眼中旗—汉区别并没有消失。例如杭州百姓常常把清明踏青当作满足其对旗人妇女好奇心的机会。据另一位本地文人的记载, 到城墙上观看“鞑儿奶奶”是杭州人清明时的活动之一。28这当然是因为旗人妇女的特殊服装、发式, 还有天足。

在讨论驻防旗人的地方化倾向时, 有必要指出杭州这个清代东南大都会为他们提供的环境。杭州除了在清代之前曾多次经历过国内移民潮, 还有着很长的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的历史。十分著名的是元代杭州相当规模的波斯商人群体。这些波斯人建造的清真寺至今仍存在。元代杭州著名诗人贯云石的祖先就出生于中亚地区。在晚明, 来自欧洲的耶稣会士发现杭州是个宽容他们的城市, 并在此赢得了数百信众。直到清初, 杭州的著名诗人和医家之中仍有祖籍中亚的穆斯林。不难理解, 在这样一个真正“五方杂处”的都市中, 旗人会在相当程度上被逐渐接受。饱读诗书的旗营文人常常与当地汉人诗歌唱和, 有汉人朋友为他们的作品题跋作序。许多旗人文士有登览山水和琴棋书画之好, 他们对诗文的审美趣味逐渐与本地汉人接近。到19世纪初, 一些旗人甚至把驻防营看作一个文化空间, 并通过它把自己与杭州城的历史联系起来。1855年, 一位获得了生员资格的满人庭玉完成了第一部关于旗营部分城区的著作, 取名为《城西古迹考》。庭玉据说雅好文艺并极爱西湖山水。虽然这部书后来失传, 从现存庭玉的自序中我们仍可看出, 他为写作此书曾用50年来收集有关旗营中古迹的资料。更重要的是, 写作关于自己所居社区的历史, 是18世纪中期杭州著名文人厉鹗的《东城杂记》开创的一种与官修地方志不同的写史风格。清代官方关于杭州山水和人文景观的话语完全是以康熙帝和乾隆帝的南巡为中心的, 而厉鹗式的地方史写作表现了清代杭州文人试图开拓一个在官方话语之外的文化空间。29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 至少出现了六七部模仿厉鹗体裁所写的关于本城某个社区的著作。在这种情况下, 庭玉将他所居住的旗营称为与厉鹗的“东城”相对应的“城西”, 显然就是对这种非官方话语的参与, 实际上表达了一种与朝廷对驻防旗人与地方关系的安排非常不一致的东西。从朝廷的立场来说, 建立驻防营是为了将旗人与平民隔离, 并为国家执行监控和震慑地方社会的功能。而庭玉这样将旗营当作“城西”, 分明是把旗营看作了整个杭州的一部分。毫不奇怪, 庭玉的书受到了本地汉族文人群体的注意。一位曾写作杭州另一社区历史的文人, 不但在为本书所作的序中对庭玉大为称赞, 还提到曾以书中所画地图游览了旗营。30（未完待续）

1 在此仅列举其中篇幅较大者:Pamela Kyle Crossley, 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任桂淳:《清朝八旗驻防兴衰史》, 三联书店, 1993年;刘小萌:《满族的社会与生活》,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年;Edward J. M. Rhoads,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alo Alto,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2年。

2 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15, 《近代中国史料丛编》第63辑,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1年, 第17页下。

3 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3, 第1—12页;卷5, 第1—11页。

4 丁丙:《武林坊巷志》,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1990年, 第8册, 第430页。

5 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15, 第18页下—第23页上。

6 清初汉军在杭州驻防兵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直到乾隆二十一年以后汉军大批出旗, 驻防中才变为以满洲旗人为主。刘小萌:《关于清代八旗中“开户人”的身份问题》, 见氏著《满族的社会与生活》第171页。

7 丁丙:《武林坊巷志》第8册, 第431页。

8 对八旗驻防制度的研究通常忽视旗人对当地事务的卷入。所谓旗人孤立于其所居城市之中、与当地百姓极少往来的看法, 常常出自缺乏对地方史资料的梳理。

9 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17, 第7页。

10 周峰主编《元明清名城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年, 第43页。

11 吴农祥:《西湖水利考》, 转引自施奠东主编《西湖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年, 第2—3页;尤桐:“吊西湖”, 《西堂全集》“西堂小草”卷, 民国上海文瑞楼印, 第6—7页。

12 《圣祖仁皇帝实录 (二) 》“康熙二十一年二月乙卯”, 《大清历朝实录》第5册, 中华书局, 1985年, 第17页;“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己酉”, 第57页。

13 赵士麟:《武林草》附刻, 丁丙编《武林掌故丛编》, 台联国风出版社, 1967年, 第3册, 第5页。

14 赵士麟:《武林草》附刻, 丁丙编《武林掌故丛编》第3册, 第36页。

15 赵士麟:《武林草》附刻, 丁丙编《武林掌故丛编》第3册, 第10页。

16 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15, 第25—28页。

17 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15, 第28—30页。

18 高晋编《钦定南巡盛典》卷22, 四库全书珍本, 第3册, 第15页。

19 参见Pamela Kyle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20 参见Philip Kuhn, Souls 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21 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19, 第10页上。

22 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19, 第10页下。

23 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19, 第10页下—第11页下。也参见Elliot, The Manchu Way, pp. 263—268。

24 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17, 第10页上。

25 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19, 第6页上。

26 范祖述:《杭俗遗风》,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9年, 第6页。

27 丁丙:《武林坊巷志》第8册, 第693页;范祖述:《杭俗遗风》, 第1页。

28 丁立中:《武林杂咏》, 丁丙编《武林掌故丛编》第10册, 第4页。

29 Liping Wang (汪利平) , Man-made Paradise: Landscape, Cultur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Hangzhou City, 1689—1937, Cambridge: Harvard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即出) , 详见第2章“West Lake vs. Eastern City”。

30 庭玉:《城西古迹考序》, 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20, 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