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两宋之交的学者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这样写道。南宋杭州是全国的刻书业中心。何以如此，顾志兴先生认为吴越国杭州刊印佛经、北宋杭州刻印国家重要书籍及毕昇在杭州发明活字印刷术是其几个重要的文化背景。
五代吴越王钱俶打基础 正当五代宰相冯道（后蜀宰相）利用印刷术刻梓儒家经典的时候，杭州的吴越王钱俶则在从事佛经的刊刻。
雷峰塔倒塌后发现部分塔砖内有小孔，其中藏有五代吴越王钱俶所刻经卷。 五代时吴越国的三代五王都是十分信仰佛教的， 从第一代的钱镠起到第三代第五王的钱俶，在杭州一直广建佛寺宝塔。其所建范围不仅在当时的杭州，而且在吴越王国所辖的十四州中皆有建筑，其所建佛寺和宝塔数量远超唐末五代十国时的其他九国。特别是第三代吴越国王钱俶在宝塔中还贮藏了佛经。据说，吴越王钱俶曾仿佛经中的阿育王故事，造了八万四千座小塔，这些小型的石塔铁塔中，就藏有佛经，然后颁赐各地。如今，这种小塔还有实物传世。 吴越王钱俶刻印的佛经，在近一百年来被陆续发现。其中，主要有三次出土的报道。 第一次是民国六年（1917），在吴兴（今湖州市）的天宁寺经幢的象鼻中发现了《陀罗尼经》。经首有“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钱弘俶印《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在宝塔内供养。显德三年丙辰岁记”四行文字。显德三年即为公元 956 年。据当时目击者潘凤起说：此经卷隐于石隙，越八九百年，而纸质完好，粘合处亦不脱离。听说目前此经卷已流向国外。 第二次是在民国十三年（1924）九月二十五日，钱俶所建的西湖雷峰塔倾圮，在部分的塔砖小孔中发现经卷，经首有文字“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记”三行文字。乙亥为公元 975 年。 第三次是在 1971 年，绍兴市城关塔基粗木简内发现一卷经卷。题字为“吴越国王钱俶敬造《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永充供养。时乙丑岁记”。乙丑为公元 965 年。 
雷峰塔出土经卷历千年如新 从以上三次出土的题记的时间看，几乎每隔十年就大规模地刻印《宝箧印经》一次，每次刻印八万四千卷，其频率之高，数量之大，足可证明当时杭州印刷业之发达。其意义在于直接为宋代杭州印刷业奠定“天下第一”的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经卷的刻印等于直接为杭州这个“印刷之都”培养了大批雕板的刻字工匠、写板工匠、印刷工匠，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 北宋朝廷指令杭州刻重要书籍 有文献证明，北宋时国家最高的出版印刷管理机构——国子监，屡以皇帝的圣旨名义把国家的重要典籍交付杭州刻印出版。吴越王钱俶刻印大批佛经，为雕板印刷术的普及打下了基础，北宋朝廷选择杭州为印书之地，不仅因为杭州的刻印技艺精美，少有讹误，还因为杭州和周边地区生产好纸、好墨刻出来的书纸润墨香。 
《资治通鉴》 现在我们从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到，北宋时许多重要的官书都是交杭州刻印的。古人在经史子集四部书中最重经史，经部之书是儒家的经典，它涉及治国的理念和人们的道德修养等等，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北宋至道二年（996），朝廷校《周礼》等书，至咸平四年（1001）始完成，皇帝赐宴国子监，赏赐有关官员，到十月九日下圣旨以皇帝的命义，命杭州刻板印书。 还有史部书的刻印。史书也是历代皇帝极为重视的书，以史为鉴，吸收前代治理国家的成败得失。中国编纂史书的传统其来有自，《史记》是中国第一部通史，尔后每个朝代必为前代修史，如《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等都是范例。淳化五年（994），校核以上诸史毕，皇帝就派内侍将本子交杭州刻板。 还有部重要的政书《资治通鉴》。这部书现在人们把它作编年史看待，实际上是一部专门编给皇帝看的书，也是将来继位太子的必读书。从书名就可看出，“鉴”就是镜子，书名连起来的意思大概是：用来治理国家的镜子。司马光将书编好后，送给皇帝看，那时神宗皇帝刚继位，读了以后亲自写序言，下令交杭州刻印。 还有部书叫《外台秘要方》。这是部医书，在四部中属子部书。不要小看了这部书，北宋时有州军（军，也是地方行政机关，和州的地位相当）连年发生传染病，有的州军一年要死十来万人。这可是国家大事，皇帝命校勘医书官将内府所藏医书仔细校勘奏闻，医书校好后，皇帝即下旨交杭州刻印。众所周知，一部医书上如果错了一个字、药量不对，或者药名不对等，就可能有几千几万人丧命。试想，如果不是杭州刻印质量高，这些书会交杭州刻印吗？ 毕昇杭州发明活字印刷 雕板印刷术是我国的一大发明，它的发明对文化发展和进步影响至巨。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布衣毕昇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是对雕板印刷的重大改进和新的发明，这是中国对世界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关于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现今存在的唯一文献为沈括《梦溪笔谈》的一文《活板》。尽管这篇文章我们很熟悉，凡读过初中的朋友都在语文课中读到过，但还得在这里引用几句： 
毕昇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宝藏。 这就是我们现今所知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全部文字记载。文字过于简略，还有些未解之谜：一是毕昇究竟是哪里的人？二是毕昇在何地发明了活板技艺？三是毕昇可曾用活字印过书？没有任何文献记载。 关于毕昇的籍贯问题，上世纪 90 年代，有湖北英山县之说，但因证据不足并未为学界所普遍认同。毕昇在何地发明活板印刷术？对此问题，我曾当面请教过中国科技史专家、文献学家胡道静先生，他所著《梦溪笔谈校证》一书，几乎将中外古今有关《梦溪笔谈》一书的研究囊括了起来。他对我说：毕昇发明活板印刷极有可能是在杭州，因为一项发明活动并非是无缘无故产生的。他怀疑毕昇是北宋时“杭州之一雕板良工也，唯其熟操枣梨之艺，深识工程之艰，温凉甘苦，默会于心，运思铸巧，求简代繁，遂克有此伟大之发明，此亦业精于勤之一理也”。还有一点值得考虑的，就是沈括在这段文章的最后说的“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宝藏”的话。沈括是杭州人，他的子侄得到这副印模是有可能的。但胡先生告诉我，毕昇有可能在杭州发明活板印刷，这是按常理推论。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科技发明的问题，来不得半点戏说和演义杜撰的。 曾见有人著文，说毕昇是杭州人，发明了活字印书发了财，后来造了一座桥，建议有关部门设立标志，加以纪念云云，这就未免十分不当的了。道理很简单，毕昇的泥活字是初创的试验，众所周知，泥活字火烧要变形，后来要经过长期的试制，元代至明代才出现用木活字、瓷活字、铜活字等进行印书。而且迄今为止，学界找遍史料，也未曾发现有任何毕昇用泥活字印书的史料记载和实物发现。因此通过编织故事，说毕昇因发明活字印刷而发财等，是没有根据的；用杜撰的故事试图在现实中的某桥设置纪念地等，也是极不严肃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