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杨生茂先生来说，他的世界历史教学生涯，是从学习开始的。1949年前，中国只有“西洋史”之称，根本没有“世界历史”这个学科名称；而之前他所受的教育和学的知识，又不能适应新中国新史学的要求，需要重新学习。

中国的“西洋史”的教学与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燕京大学第一个女教授陈衡哲。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这门以欧洲大陆为中心的历史课程在高校教学中不再出现，被高教部指定的“世界通史”课程所取代。“世界通史”这个教学概念，在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首次使用。世界通史课程究竟该怎么讲，前无古者，无可借鉴。这种情况难煞了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教育背景各异的高校教师。他们需要蜕变，需要在思想上、信仰上和学术体系上进行颠覆性的转变。刚从美国留学回国一年多的杨生茂先生在初创世界历史教学的同时，开始了其人生的第三个学习阶段。

杨生茂先生1917年出生在河北省涿鹿县，自小目睹了战火连绵、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的贫弱与屈辱。军阀混战、1931年“九一八事件”、1935年“华北事变”和1937年“卢沟桥事变”期间，正是他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之际。这些刺激对他形成后来的均贫富、憎外辱、爱祖国和兴国家的思想有着很深的影响。1938年他考入燕京大学，1941年赴美，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研究院学习美国史。1947年秋，他回国到南开大学任教，主讲必修课“西洋通史”。他是抗日战争结束后文学院中第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年轻教师。他回忆说：“当时‘西洋通史’的内容具有半殖民地气息，连使用的课本都是美国人编写的。”

1949年1月天津解放。杨先生感到，“在自己的生命史和学术史上又掀开了新的一页，兼有‘枯木逢春’和‘梁上君子’（杨令侠注：脱离实际之意）之感。一方面感到所学皆非，另方面感到需要学的新知识太多了”。

杨先生总结一生的学习历程共有三个阶段。一是封建主义教育，即私塾教育；二是资本主义教育，即正规的学校教育，包括高级小学、高级中学、燕京大学和在美国留学接受的教育；三是社会主义教育，“第一步是学习新的社会主义的道理”。

杨生茂先生所说的第三个学习阶段，包括1951年底至1953年在中央党校的系统学习。他上了他从未涉猎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和联共党史等课程，听过艾思奇、刘少奇和苏联专家的讲座，也读了很多马恩著作。他感觉自己不仅学了很多新知识，而且有一种顺理成章之感。之所以有这种感觉，主要是他在解放前积累起来的两种思想，即民族感情和社会进步观念。即便如此，杨先生经历的思想蜕变过程也如翻江倒海，时起时伏。建国后，国家建设迅速发展、日新月异，需要知识分子重新学习、并快速建立一种世界上前人从未探索过的世界历史的教学体系。杨生茂先生的学习过程既是社会主义教育活动，也是思想改造活动。他的世界历史教学活动已经不再是他个人的事情，而是与新中国的命运密切相连。新中国的“旧知识分子”们心悦诚服地学习、心甘情愿地奉献，这就是那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特征。

1949年6月南开大学历史系全系教师们签名公推杨生茂先生为代理系主任。同年，杨先生着手建设新的史学，在全系做了题为“新的历史”的报告，并着手全系课程的配备。1950年秋，他在《历史系工作报告》中写道，本学期所开设之课程甚为完备。杨先生讲“甚为完备”是完全有根据的。当时南开大学世界史的课程体系和学术梯队整齐、优秀，从原始社会史、上古史、中古史到近代史全面开设。1953年全国高校历史课程规划会议将世界史分为上古史、中世纪史、近代史、现代史和亚洲史。这次新中国首次世界史学科划分，在国内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此，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体系正式确立。

杨生茂先生自己的教学经历是跟随高教部的课程安排指示进行的。刚解放时，杨先生开设“世界通史”，后开设“苏联史”和“史学名著选读”，主要讲《国家与革命》和《共产党宣言》等。他说，“当时现学现讲，虽然之前在美国看了不少俄国史和苏联史的英文著作，但主要参考苏联的<联共党史>”。不可否认的是，在解放初期，中译本苏联教材为中国世界史的草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初，根据教育部的要求和在美国学习美国外交史的基础，杨先生选择了开设“世界近代史”课程，是建国初南开大学这门课程的主讲者，也是解放后中国第一代讲授“世界近代史”的教师之一。

1950年杨生茂先生任“天津市新史学会”会长，并成为中共预备党员。1951年5月始，杨先生在天津中国大戏院作“世界近代史”辅导报告，后去天津广播电台讲课。1957年杨先生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近代史教研室主任（1966-1976年中断；至1984年），同时还担任国际共运史教研室主任（至20世纪60年代初），1958年开设“美国史”课，同年招收南开大学历史系第一个世界近代史专业的研究生。

杨先生非常重视教学。那时候大学五年制，历史系本科生主要听两大通史课，即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仅世界近代史的课每礼拜上四节，讲一年，因此授课任务非常繁重。他使用了当时还不普及课堂讨论和口试的教学方式，重视辅导和启发。

在世界史教学过程中，杨生茂先生总结出培养研究生的三个步骤。

第一，训练从摸清资料开始。研究生一入学，杨先生就要求他们到图书馆查书目。“例如研究美国工人运动史的，先到图书馆里面看看美国工人运动史方面有哪些书，开一个书单，然后再在该书下面写几句话，哪年出版的、看完序言或导论后有什么感想、这书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甚至比如可以说这书的地图好、索引比较详细等，什么都可以说，以此证明你看这书了。”“下一步做专门的文章时，我要求学生再进一步给我开一个书单，那就要求详细了。”

第二，训练学生思考。“语义学很重要，尤其要研究外国的语义。”

第三，杨先生主张研究生要出去参加学术讨论会。交流思想很重要，最后才能创新。

作为教学园地，需要同时解决教师如何“教”和学生如何“学”的问题。在教学培养方案的制定方面，杨生茂先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63年，在杨生茂先生主持下，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近现代史教研室近代史组制定了三份重要的教学培养方案。

《世界近代现代史专业、美国史方向研究生学习大纲》内设“说明”、“课程内容”、“学习要求”、“书目”和“附件”。附件分别是“世界近代现代史必读和参考书目”、“美国史必读和参考书目”和“美国史方向研究生主要学习项目、时间分配和顺序表”。“书目”上有说明三点：“1，必读书均标以‘△’号。除必读书外，研究生还应阅读一定数量的参考书；2，书目中虽列有一些中译本，但希望研究生尽力阅读外文原本；3，本书目每隔两年修订一次”。由这些悉心的关照，可以看出制定者们对培养学生的关注程度与用心良苦。经统计，除马恩列毛经典外，该书目列举了关于世界近现代史的中文著作（包括中译本）14本；关于美国史的中文著作（包括中译本）51本、俄文著作6本、英文通史名著11本、英文专门史著作121本、英文丛书5种、英文工具书和文献31种、杂志和报纸20种。在20世纪60年代初，南开大学竟能有这不少的“存货”，而且被杨生茂等位先生“挖掘”出来，也算是个奇迹。实际上，这不是什么奇迹，是学者对资料的高度敏感性的体现。对于图书资料，杨生茂先生一贯主张两点。第一，书是死的，人是活的，人要书为人服务，要千方百计把书的资源调动和利用起来。第二，学生入门第一件事，就是首先把校图书馆的相关资料搞清楚。他硬性要求学生到图书馆书架前浏览、翻卡片柜、用笔把相关英文书籍的所有信息（包括南开大学图书馆编号、作者、书名、出版地、出版社和出版年代等）记下来。开始有的学生不理解，有点抵触，可是到后来、甚至参加工作之后，才体会出甜头来，皆言受益终身。学生在摸清楚校图书馆的藏书情况后，按图索骥，再去北京等地大图书馆查找。在没有电脑的年代，这也算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了。

第二份是《美国史方向研究生主要学习项目、时间分配和顺序表》。这是一张表格，分课程名称、课时、进度安排和检查方式等。

第三份是《世界近代史教师备课进修必读和参考书目》，是为青年教师制定的，主要是中文著作。与对学生的要求比，该书目显然扩宽了专业视野，分西欧哲学史、经济史、外交及国际关系史、外国文学史、英国史、美国史、日本史、苏联史、法德意史、拉丁美洲史和第一第二国际史等门类，计200余册种。杨生茂先生一生行事谨慎，当时他把这些著作列上去，是需要一些胆识的，一定是他认为此举非常必要。

培养方案的中文是冯承柏先生刻写的，英文也是他用美国史研究室唯一一台英文打字机蜡纸打刻的。虽然这几份培养方案是油印的，封皮粗陋，但是内容显然已经很成熟丰满了，表明当时南开世界近现代史的教学水平、专业规范、研究规模和图书资料条件已经比建国时有了长足的进步。

1964年，国家在全国设立了若干个地区国别史研究“点”，南开大学建立起“日本史研究室”、“美国史研究室”和“拉丁美洲史研究室”，属教育部正式编制。杨生茂先生是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的创始人。美国史研究室成立后，杨先生首先着手资料建设，利用当时国家给予的外汇指标，订购外文图书和刊物，为后来世界史研究与教学奠定了一定程度的基础。虽然这些教学、科研准备活动被“文革”中断了十年，但是今天南开大学世界历史教学与研究的远由。

新中国成立后，杨生茂先生以南开大学为基地，开展了一系列与世界史教学相关的工作，比如与其他同仁共同创办学术刊物《历史教学》。

《历史教学》筹办于1950年下半年，创刊于1951年1月，在天津出版，是解放后第一个全国性历史月刊，也是当时国内极少数刊出世界史论文最多的杂志之一。南开大学是《历史教学》创始单位之一，杨生茂先生是创办人之一，任编委至退休；继李光璧先生之后吴廷璆先生任主编；筹办人有李光璧、杨生茂、傅尚文、张政烺、丁则良、孙作云和关德栋七位先生；来新夏先生在50年代前期做过值班编辑。几个风华正茂、热血报国的年轻学人，凭着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对新史学的向往，从零做起。

《历史教学》初创遇到的三个难题分别是，经费、稿源和刊物定位问题。

《历史教学》刚创办时，一分钱也没有。正巧那时杨生茂先生受天津市文教部之邀，每周讲一次世界近代史。杨先生借机向市军管会文教部有关同志反映了这个情况。文教部表示对这个新办刊物予与支持，并嘱天津知识书店协助出版。天津知识书店垫付了第一期的所有出版费用。但刊物经营需要资金运转，而《历史教学》经常亏欠印刷厂，甚至邮局的钱。第二、三、四期的出版费用只能几个筹办人凑。他们每人从自己的薪水里拿出一部分，还是凑不齐，最后张政烺先生忍痛割爱，卖掉自己珍藏的二十四史，还有的先生卖掉自己的皮袄。后来刊物得到了市人民银行的短期贷款，情况稍有改善。1951年《历史教学》发行量为2000份，到1952年便达到10000份，由此经费问题得到根本的改善。

《历史教学》是月刊，对稿件的要求一是要及时，二是要质量，稿源就成了待炊之“米”。编辑部落在天津，其编辑工作主要由李光璧先生和杨生茂先生负责，傅尚文先生主要操持印刷和发行工作，无另设专职人员。因大家分处各地，稿子要寄来寄去，其间不免耽搁时间。如遇发稿时稿子还不够，只能编辑们挑灯夜战了。

创刊初期，编委撰写稿件都不领稿酬。李光璧先生为《历史教学》撰文最多。杨生茂先生也撰写了不少文章，诸如“美帝侵华政策的演变”、“抗日战争期间美帝如何武装日本”、“前日本陸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译本”、“1937至1941年抗战期间美日如何合伙侵华”、“法兰西资产阶级革命（1789-1794）-世界近代史讲授记录”、和两篇“法兰西资产阶级革命（1789-1794）续世界近代史讲授记录”。从这几篇文章的题目看，似非学术论文，亦让人感到简单直白、学术含量低。可是仅在此两年之前的中国，对世界历史这种批判性认知的文章能刊登在学术期刊上，则是很难想象的。对刚解放的中国，这类题目和内容犹如一股新鲜的空气。长期被奴役的中国人渴望知道历史的真相，渴望学习新历史。1951至1952年，在全国学习马克思主义高潮的背景下，《历史教学》提供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背景，这就是这个刊物订刊激增的原因。

实际上，这四篇文章的内容也是杨生茂先生长期以来思考的问题。杨先生之所以在美国留学想到读美国外交史专业、拜著名的托马斯·贝利教授为师，还是与他的心情有关，目的是“看看美国怎样欺负别国的。就这么回事。美国是怎样对外扩张的，尤其对于中国。我很钦佩我的导师贝利。他学问渊博，记忆力强，口若悬河，但他的观点错了。我对我的导师有看法，就因为他的沙文主义”；“他的观点是，美国人在外交上所做的事情都是对的，都是受报刊舆论支持的”；“他是主张援助蒋介石的”；“所以，我在临毕业的时候给他写了封信。我说，美国人经济和武装援助国民党错了，中国人不会感谢的。那是我交给他最好的paper”。终于能在中国人办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自己一直以来的观点，杨生茂先生有一吐为快的感觉。

1999年杨先生在评价他的早期文章时说：“我认为这篇文章写的还是我的真实思想。为什么当时写这篇文章，不一定完全是政治上的需要。那时我写了好多文章，比如我发表了‘美帝侵华政策的演变’一文。我觉得那时的文章有点片面。片面不怨我，因为你美国人打中国，中国人就反对你。而且当时中国人的任务就是要扭转对美国的看法，不要害怕美国，不要崇美，从我思想说这是政治任务。但是，我没有说假话，可能措辞上激烈，这情况倒是有的”。

后三篇文章的内容可能是杨生茂先生自己授课的教案。他刊登上去的原因，想必一是解燃眉之急，二是利用《历史教学》这个平台，起抛砖引玉之效。这些“讲授记录”正是他学习新历史后的最新学术体会，是他在高校课堂之外的又一项世界历史的教学活动。

至于《历史教学》的刊物定位问题，创刊者们的初衷是“试着用新观点即马克思主义观点为中学教师办一个教学参考读物”。当然，对编辑方针，后来编辑部内部也曾有过分歧，有人希望把《历史教学》办成国内一级学术刊物，有人主张办成服务于中学教学的特色刊物。经讨论，编辑方针确定为兼顾普及与提高，以普及为主。从当时发行量看，这个方针是适宜的。它既主要服务于中学教学和广大干部，每期又发表少量水准较高的学术论文。《历史教学》早期的这种定位思考不仅令它蓬勃发展，而且影响深远、广泛。从1952年第七期起，《历史教学》即成为天津史学分会领导下的向全国发行的刊物。

在50年代，《历史教学》还特别关注世界历史方面的文章，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1958年《历史教学》（8月号，总第92期）作了一期世界史特刊，即《中东民族解放斗争史特辑》；1958年第12期至1960年第8期《历史教学》连载“北非民族解放斗争简史”。

杨生茂先生是《历史教学》编委之一，从创刊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几乎全国寄来的每一篇世界史的稿件都经他手，而且被修改得非常仔细。《历史教学》的起步和前进步伐浸润着老一辈学人的心血和期盼。杨先生提起《历史教学》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时，经常发自内心地说，这些业绩应该归功于编辑部，“一批勤于耕耘、任劳任怨、敏于策划的编辑里手，是刊物得以茁壮成长的力量”。的确，《历史教学》的每一个脚印都饱含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编辑们的艰辛与喜悦。

解放后，对世界历史教学言，需要除旧立新，打破欧洲中心论。至于新的历史究竟怎么讲，以新观点撰写教材就成为教学的重要依据。在当时，教课书是国家统一编写的，编好后连续供全国多年使用，所以编教材就显得特别重要。也许这就是编者感觉压力和责任都很重大的原因。

在《历史教学》创办的最初几年，由于工作关系，杨生茂先生认识了一批优秀的中学教师，也了解并关注解放后中学的世界历史教学的情况。这段经历对他参与编撰中学世界史课本和大学世界近代史教科书，裨益良多。

解放后，在中国最早使用“世界历史”概念并运用马列主义编写的教材是高中课本。20世纪50年代初，杨生茂先生被高教部调去参加编写全国《高级中学课本·世界近代现代史》、《高级中学课本·世界近代现代史（必修）教学参考书》（上、下册）和《高级中学课本·世界近代史（续编）·苏联现代史》教材。此外，1959-1960年，杨生茂先生还负责华北地区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

这几套高中教科书对中国的世界近代史教学贡献很大、意义非凡。高教部对这套课本也非常满意。杨先生回忆说，“那时候服从组织分配，调去搞中学教材，都是试着用新观点来编写的。那是新中国第一部新教材。不过，我起的作用不大，中学教师挺管事，不单思想进步，而且业务很好”。这次经历为他后来编撰大学教材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51年，高教部举行了第一次酝酿统编全国世界史教材的会议，会议没有达成共识；1956年，举行第二次会议，继续商讨统编教材事宜。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动员全国高校力量编写大学世界史教材。自1951年，杨先生参加了几乎所有的高教部举办的有关教材讨论的会议。于是在高教部的领导下，许多高校先编教学大纲。这年，杨生茂先生代表南开大学主笔，向教育部提交了一份“世界近代史教学提纲”。

世界近代史编写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资料的匮乏。虽然下卷主编张芝联先生（北京大学）有欧洲史的功底，上卷主编杨生茂先生（南开大学）有美洲史的背景，但是写作工作还是难上加难。几所高校分头去写，稿子交来后，要反复讨论、修改。加之主编们也要承担撰写任务，因此张先生和杨先生集组织、撰写、修改和审阅多种任务于一身。

当统编近代史教材通到最后一稿时，周一良、吴于廑（皆48岁）、张芝联（43岁）和杨生茂（44岁）四位英才，“爬在桌子上，对着一份稿子，逐字逐句地念，有争议的地方就删掉”。1962年10月，世界近代史文稿得以付梓。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中国的世界史教研的所有成就，就是这四卷书，而其中近代史占一半的分量。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的若干年里，这两卷《世界通史•近代部分》成为许多相关专业考生的必读书籍，多次再版，并于1987年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

尽管这是新中国第一部高等院校世界近代史教材，但杨先生对该书不甚满意。但从总体看，这两卷世界近代史有几个明显的创新之处。

第一，从观点上看，它打破了“欧洲中心论”和白人主流社会的正统史观。第二，从体例上看，这两卷近代史不仅颠覆了欧美、也颠覆了苏联的教材体系。中国历史作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被写入了这部通史，这在全世界的世界历史著述中是首创，代表了这一领域中国的话语权，其深远意义亦不言而喻。第三，从技术上讲，这两卷近代史加入“附录”的做法，为新中国学术规范的树立起到了榜样作用。附录从教学实践出发，对学生和教师都非常有帮助。

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这30年间，杨生茂先生从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学者到了花甲之年，他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中国的世界历史教学工作。他是那一代真诚追求学术、极富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的缩影。

原载《历史教学》2016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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