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龙：朱寰先生，我同其他许多中青年史学工作者一样，是学习了您主编的教材，才抱定从事史学研究的专业志向。可以说，从您的第一部《世界中古史》教材出版至今，您主编的各种教材培育了几代学子。我们作为历史专业的后学，首先想了解您是如何在建国初期世界中古史学科初创阶段，在这一学术处女地开拓、耕耘，完成了第一部《世界中古史》教材的?

朱寰：高校教材是本学科学术水平的载体，是学科建设的基础，也是培养专业人才的依据。建国前，旧中国的历史学，主要是指中国史，至多不过扩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世界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尚未形成，根本谈不到我国自己的世界史教材。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世界史学科建设提上了日程。建国至今，全国性世界史教材编写有两次。

新中国建国初期，我国刚刚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建设事业从头开始，在这方面经验不足，因此国家总的方针是“向苏联学习”。因而在建国后最初10年间，世界史学科的创建自然走学习苏联的道路。首先，就是翻译苏联的教材和参考资料。因为，我国在这个学科领域没有系统研究，加之帝国主义实行全面封锁，主客观两方面条件使得我们在世界历史的教学方面只能从翻译苏联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做起。当时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学科建设状况与现在无法同日而语。

在建国10周年之际，党中央和国务院总结高校教育改革和课程建设的经验，认为需要加强高校文科教材建设，以提高教学质量。于是决定集中国内世界历史学界优势力量，编撰一部适合我国高校教学需要的《世界通史》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教育部委托周一良、吴于廑两位史学泰斗任《世界通史》的主编，按上古、中古、近代、现代断限分卷，组成分卷编写班子，分兵把口，通力协作。我任世界中古史分卷的主编，经过国内多位专家学者共同努力，历经两个寒暑，终于完成《世界通史·中古部分》。

王云龙：您主编的周吴本《世界通史·中古部分》是我国世界中古史的开山之作，体现了您和其他老一辈者在这一领域的开拓之功。90年代中期，您又主编了吴齐本《世界史·古代史编·下卷》(世界中古史部分)，更多地体现出学术的创新。请您谈一谈这两部被誉为新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双子星座”的《世界通史》中古史卷的各自特点，这对于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具有重要启迪作用。

朱寰：周吴本《世界通史·中古部分》在社会分期上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采用了苏联教材的“三分法”，但在内容体例方面与苏联教材相比，有所突破和创新。第一，突破了欧洲中心论的框子，在体例上给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家各民族历史以应有的地位；第二，在论点上基本克服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尽量做到平等、公正地说明大小、贫富、强弱不同国家的历史贡献；第三，在内容上注意到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分散闭塞状态的逐步克服，增添了国家间、地区间交往和交流的历史。初步打通了中国史与世界史衔接的通道，对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史，着浓墨重彩，给予充分的阐释。

80年代末，国家教委委托吴于廑、齐世荣两位先生主持编撰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反映中国当代最高学术水平的《世界史》。全书分古代、近代、现代三编，每编分上、下两卷。古代史编下卷(世界中古史部分)由我和北京大学马克垚教授共同主持。《世界史·古代史编·下卷》集中了全国世界中古史专家学者的智慧，无论是体例，还是内容，都体现了90年代初期的我国世界中古史学科的最新成果和理论研究的水平。注重探索人类封建文明发展的规律性；正确阐述了封建时代人类文明随着交往和交流的扩大，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文明区域：东亚儒学文明区、南亚东南亚佛教文明区、西亚北非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区、东欧希腊正教文明区和西欧罗马天主教文明区等。处于两个或多个文明区边缘地带的，往往是不同文明冲撞和交融地区。东南亚是东亚和南亚文明交汇地区；北非是欧洲基督教文明与西亚伊斯兰教文明的交汇地区：小亚和高加索又是亚洲文明和欧洲文明的交汇地等。这些跨不同文明区的边缘地带，经过长期的文化交流与冲撞、融合，往往派生出独具特色的新文明，如中亚文明、东南亚文明、高加索文明、北非文明等。这是中古时期人类文明有别于上古和近代的特质。它是人类历史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环节。

吴齐本《世界史》中古史卷创新之处，在于体现了宏观史学的理论和观点，把吴于廑先生提出的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宏观理论同世界中古时期的历史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国际世界中古史学界独具特色的中国学派。

王云龙：朱先生，您不但以构筑学科体系著称，而且也以史学理论探索见长。我们青年史学工作者，很想了解您的理论建树，这对于我们提高自身理论修养具有指导意义。

朱寰：我从教学和科研工作实践中，得出一条基本结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真理，只有以唯物史观观察问题，以唯物辩证法研究问题，才能使历史研究做到科学、准确、客观、公正。在坚持马克思义基本理论的同时，要充分吸收西方现代史学各流派中科学、合理的部分，他山之石，借以攻玉。

王云龙：新时期以来，您在世界中古史学界较早地倡导进行比较研究。在比较研究领域，您率先垂范，近十几年出版、发表了一系列论著。请您谈一谈这方面情况。

朱寰：改革开放以来，各学科全面对外开放。世界中古史学科的内涵就是世界性的。由于长期受苏联学科体系影响，世界中古史也有一个如何突破相对封闭的学科既有格局，向社会开放、向世界开放的问题。突破口选在何处?我认为，应从比较研究出发，对既有的学术资料进行整合，对国外的新史料、新理论加以综合运作，构筑起有中国特色、达到国际学术研究前沿的比较研究体系。80年代初，比较史学研究方法在我国刚兴起。1983年春，我邀集国内几十位史学专家汇集长春，讨论历史学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

我在这次会上，做了一个长篇发言，谈及了历史比较研究的定义、内涵、特征和意义，以及运用这一方法的局限性和应注意的问题。这些见解得到与会同志的认同。

在长期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我感到，比较研究方法是世界历史研究的基本手段。同一时段的各异的历史过程与斑驳陆离的历史现象，孤立地、割裂地看简直无从下手，尤其是世界中古史这一长时段，历史发展线索千头万绪，时而山重水复，时而峰回路转，简直是一个扑朔迷离变幻的万花筒。科学研究的宗旨，就要掌握基本规律和特殊的质的规定性。在世界中古史领域，科学恰当地应用比较的方法，就能达到这样的目的。

在比较研究领域，近些年我做了一些工作。我与三位专家共同承担国家“六·五”重点课题——《亚欧封建经济形态比较研究》(东北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于1998年获全国普通高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这既是对我们四位作者历时数载工作成果的褒奖，也是对比较研究方法的肯定。我还在《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上发表《世界历史与比较研究之我见》一文，谈了我对历史比较研究的目的、类型、方法和条件的看法，这也是我的历史比较研究的理论框架。

为了把比较研究工作向更高层次推进，近几年，我做了三项主要工作。一是在东北师大创立世界文明史比较研究中心；二是创办《文明比较研究》杂志(2000年1月正式发刊)；三是主持“九·五”国家重点项目——《亚欧诸国由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近期出版)，这一项目集中了国内世界史、中国史相关专业领域老、中、青三代专家，对于亚欧主要国家由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展开全方位、多视角的整合性研究，对亚欧诸国的社会转型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判析。

王云龙：您50年的教学实践，桃李满天下，芳菲著史苑。在培养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方面，能否谈一谈您的施教方法和育才方式?

朱寰：教学工作是教师的职责，培育出人才是对教师最好的奖励。自1978年国家实行研究生培养制度以来，我带过的研究生已有56人：其中硕士生35人，博士生21人。这些学生毕业后，大都成为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学术骨干，其中有的还成为博士生导师。

我培养研究生，无论硕士生，还是博士生，都坚持“高目标，精培养，严要求”的准则。新生一入学，我就跟他们讲，要树立高目标，成大业，在学好本专业的基础上，向老一辈史学大师们学习，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要“取法乎上”。针对每个学生的特长和专业兴趣，为他们精心设计专业方向，选择外语语种。由于我们世界中古史是又古又洋的学科，作为专业外语需要学习一些外国的死语言和古代语言，如中古拉丁语、中古希腊文和古斯拉夫语等，其中有些在其母国都很少有人懂。有的在校学习，有的送外语院校学习，或与有关国家联合培养。

培养研究生是一项教学育人、造就新一代史学人才的系统工程，我对学生按照“三严”要求进行培养，即政治理论上严格要求，不能出差错，这方面差之毫厘，就会失之千里；在治学方面，追求真理要实事求是，不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要有独到见解和科学创见；在史学教育方面，要严肃认真，敬业执着，不能沽名钓誉、哗众取宠。我常跟他们讲：就人的资质而言，绝顶聪明的天才是极少数，生性愚钝、冥顽不灵的蠢才也为数不多，绝大多数都是中才。若勤奋努力，中才可以升为天才，这叫作“勤奋出天才”；若怠惰懒散，中才必堕为蠢才，这叫作“怠惰变蠢才”。

人的才干不是一蹴而就，它是一个水滴石穿、集腋成裘的艰苦奋斗过程，需要从一点一滴做起。

王云龙：朱先生，您不但在世界中古史教材体系开创方面做出巨大贡献，而且在世界中古史领域许多重大课题研究方面也是卓有建树的。能否谈一谈这方面的研究?

朱寰：通史体系的建立需要依托本时段重大历史课题的个案研究。世界中古史是世界由分散走向整体的过渡阶段，上古时期有局部的整体，如希腊化世界、罗马世界。中古从何时开始走出封建分散状态向整体化世界转变，其标志性开端为何?这是重大的理论课题，也是构建宏观史学的理论前提。哥伦布远航开辟新航路，给全世界人类由分散、孤立，走向密切联系，形成一个整体世界准备了条件。从50年代开始至今，我对这一问题进行长期研究，发表了l0余篇论文，涉及哥伦布生平和其远航的社会历史条件、历史意义及其评价等诸多方面问题。

东欧是世界中古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比较薄弱的领域，特别是古罗斯国家起源问题，苏联某些历史学家只强调古罗斯是东斯拉夫人国家。这与历史实际差距较大，为了厘清这一历史事实，我从60年代开始，通过深入研究古罗斯和拜占廷文献资料、东欧的考古资料和语言学资料，吸收国际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撰写《论古代罗斯国家的起源》一文，提出古罗斯国家起源于诺曼人的一支瓦里亚格人征服的观点，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认同，突破了苏联学者的旧说。

王云龙：朱先生，您对于世界中古史诸多空白领域的填补倾注了很多的心血。正是由于您这种高屋建瓴的远见，才使得在东北师大初步形成了一支学科部类配置相对齐整的中青年世界中古史研究队伍。

朱寰：我在80年代初提出过世界中古学科十六字发展方针：避强赴弱，去热就冷；发展比较，填补空白。着重填补空白，加强薄弱环节，开展比较研究。为此，或引进国外智力，建立新的学科，或派学生出国留学，培养空白学科的人才。经过这十几年的努力，我们在拜占廷学、斯拉夫学、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等过去空白或薄弱学科领域取得一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国内领先的学术成果，也造就一支中青年科研队伍。这支队伍是世界中古史学科薪火相传的骨干力量。

王云龙：您认为目前世界中古史学科还有哪些需要加强的薄弱环节和值得改进的问题?

朱寰：建国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世界中古史学科经历从无到有、从薄弱到壮大的发展过程，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取得了许多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就，为现代化事业和两个文明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从社会发展需要和学科发展的潜力来看，目前值得改进的问题是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梯队建设、资料建设等世界中古史学科基本建设。世界中古史作为一门基础理论学科，很难直接创造出经济效益，需要国家和有关方面给予财政扶持，才能做到科研深化、队伍不散，否则，仅靠提倡史学工作者发扬奉献精神、安贫乐道，是很难聚合住队伍人心的。

学科建设需要加强的薄弱环节，要有重点地开展殖民化前的黑非洲史和哥伦布航海前美洲史研究，填补北欧——斯堪的那维亚中古史空白，在此基础上，开展整合性的、涵盖亚、欧、非、美的世界中古史学科体系建设。

王云龙：朱寰先生，您作为老一辈史学家，对跨入2l世纪的青年史学工作者有哪些期望?

朱寰：我祝愿青年同志们永葆学术青春，为繁荣我国史学百花园做出自己的贡献。我愿用下面两句诗与年轻同志共勉：多情唯有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