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出生于辽南一个乡村教师家庭。祖父是一位私塾老先生。长期在瓦房店等地教私塾，教公学堂。年逾花甲之后，祖父返回家乡办学。这所乡间小学就在我家东院，只有一墙之隔。学生的朗朗书声，课间游戏的吵闹声，我家清晰可闻。我幼年时特别羡慕大哥、二哥能上学，认为跟祖父读书，这是最光彩不过的事情。我家父辈兄弟四人跟祖父母住在一起，自然家庭人口众多，我们晚辈四支按照年龄大小排行，我排老四，兄弟姊妹成群。在我到上学年龄时，兄弟五人同时跟祖父读书。学校设四个年级，共有70-80个学生。祖父每天按年级轮流讲课，学习《庄农杂字》、《尺牍文选》、《三字经》、《百家姓》、《孝经》、《论语》、《春秋左传》等现实用字和古典著作。

祖父既是家长又是教师，一身二任，家教和师教结合在一起，很难区分。祖父经常教育我们孙男孙女的不外两件事：一是要勤学苦练，多学知识，苦练本领，长大成个有用之材；二是要品行端方，知书达礼，敬老爱幼，团结合作，将来做个正派之人。每到节假日，祖父要求我们练书法，写大字，或另外补课，多学诗词古文。令我终生难忘的是，祖父教我们查《辞源》用的切音法，这种方法很难，整整学了一个暑假才学会。

祖父平素经常告诫我们孙男、孙女，咱们是读书人家的孩子，多与邻居家的孩子和睦相处，一起玩耍，不能打架、骂人，说脏话。祖父说：“你们都是学生，应该多帮助别人，人生在世，共同生活，就需要彼此关怀，互相帮助。”我小时候经常看到祖父替邻居家读信、写信、写对联、写契约合同，有求必应。我家虽住农村，但没有土地和车马，只有几间土屋和园田。吃粮靠工资购买，烧柴自家有小块松林，雇人砍完柴，祖父求本村和邻村的有车户帮助拉到家里。我想这就是祖父说的互相帮助的具体表现吧！

我四叔是复州城里中心小学校长。跟祖父读完小学后，我就随叔父离家去复州城读高小。学校有一位姜老师，是我终生难忘的恩师。姜先生名云霞，字彩桥，是复州城一位著名教育家，国学根底深厚，兼通数理。我跟姜先生学习两年，读过几十篇古文和数十首唐诗、宋词，最重要的是姜先生要求学生每周必须用古文写一篇作文，他进行全批全改，并写出评语。我自己觉得这两年是打基础时期，受益匪浅。据我体会，一个人的发展和成长不可能离开恩师的教育和指点。这就是中国古典文化世代相传，不断发展的奥秘所在。

我家世代都是东北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沦于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之下达14年之久。1945年日本投降，战争结束，东北光复，大家都欢欣鼓舞，期望能过上和平生活。由于敌伪的长期封锁，东北各族人民对祖国的政治情况不甚了解。因而在回归祖国之初，绝大多数东北人和东北青年都处于观察、了解、思考和辨识的过程中。内战爆发后，东北成为主战场。国民党政府为了笼络东北青年，于1946年在东北建立了三所高等学校（国立东北大学、国立长春大学、国立长白师范学院），专门招收东北青年学生。我考入了长春大学外语系俄文专业，幻想有朝一日能去苏联留学。通过与国民党和共产党军政人员接触，东北人民逐渐认识了两党的不同性质、目的、道路、方针政策等。国民党军政人员那种贪污腐化和贵族老爷作风，很快就遭到东北人民的唾弃。

当两个中国之命运在战场上决战之时，长春大学里进步与反动两派学生的斗争也在激烈进行。当革命与反革命进行你死我活彼此厮杀时，有血性的年轻人就不能袖手旁观，不是站在革命人民一边，就必然陷入反动势力的泥沼，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我们在长春大学里不可能关起门来读书。首先必须解决究竟跟谁走的政治方向和政治道路问题。于是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与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经批准，在长春大学建立进步的学生运动组织——“新文化行动同盟”。在学生中秘密传阅革命书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了解敌人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向地下组织汇报，并参加反对国民党的斗争，结果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我和另几位同学上了特务的黑名单。1948年4月24日夜里，国民党督察处出动大批武装军警，包围长春大学学生宿舍，实行挨门挨户搜查逮捕。可是我们组织在大逮捕之前，当天下午就得知这个消息，暴露较为明显的人员都已躲在市内，只有与郭锋同室的年文学认为自己并未引起敌人的注意，想留下来看看敌特如何搜捕。其他人没有提出不同意见。结果就是他出了问题。在特定的条件下，一般认为没有问题的地方却出了问题，说明我们对国民党军警特的认识还很不够。

翌日，地下领导组织在建设街银行宿舍赵家开会决定，让我们小组领导成员郭锋、王健群和我立即撤到解放区。王要求带走他的女友曹素月，我要求带走我弟弟朱彤和老同学李克夫。组织同意我们的意见，决定翌日上午派人送我们六人从今天的红旗街出国民党军队哨卡。散会后，我对弟弟说：“我们要迁校去沈阳（这是会议约定的出卡哨的理由），明天上午出长春，一切行李、衣物全不要了，送到六马路曲六叔家（远方亲属），书籍只能带一本你最喜欢的书。”结果，我们哥俩未经商量，他带一本英文字典，我带一本俄文字典出了长春。

第二天按计划顺利出了国民党军队哨卡，经过中间地带，到了大屯就见到了解放军岗哨，说明我们的来意是要去九台中长部政治部（即中共长春市委的对外称谓），遂被送到范家屯师部。以后部队派人把我们六人转送到长岭、农安、德惠等地，于4月底到达九台解放区。这时，正准备接收长春的中共长春市委留我们写了几天材料，汇报长春城内的情况，后将我们送到九台“长春学院”进行政治学习。学习结束后，将我和长春大学的几十名学生分配到位于今天吉林市的东北大学继续学习，而彤弟则被分配到吉林江北工业专科学校学习。

1945年8月日本投降，10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延安大学抽出部分教师和干部创办东北大学。于是东北大学在1946年2月创建于本溪，第一任校长为张学思（即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在1946-1948年激烈内战条件下，东北大学不可能关起门来办学，只能为前线和后方输送干部。所以这个时期的东北大学乃是短期干部培训学校，并随着东北民主联军的战略撤退，沿着东北中东部一些大中城市逐步撤向哈尔滨。1946年6月1日，最终定点在佳木斯。又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于1948年4月先迁到吉林，1949年5月又迁到长春。

学校根据党中央的部署，从1948年秋开始正规化，成立社会科学院和自然科学院，各院下属若干个系。直到建国后，中央政府教育部对全国各大学进行普遍的院系调整，1952年10月成仿吾先生任校长后，我校的学科设置正规化才基本完成。当时，我校的师资和干部队伍主要由这样几部分人组成：首先是从延安大学来的教师和干部，如何锡麟、张松如、陈元晖、杨公骥、智建中等；其次是接收国统区三院校的大批教师，如张德馨、王琳、傅桐生、孙晓野、郎俊章、郭守田、邹有恒、那庚辰、曲秉诚、刘祚昌、赵洪等；第三是经过院系调整，教育部派到我校任教的，如穆木天、万九河、林志纯、丁则民等。

至于专业的确定，完全是一种机缘所致，并没有特别的理由可言。东北大学正规化后，设立各种院系，但没有外语系，我本人还想继续学俄文。于是向学校领导提出申请去哈尔滨外语专科学校。可是学校不同意放我走。社会科学院的智建中院长找我谈话，说你俄语学得很好。外语是学习外国的工具，你留在东北大学学习外国历史，外语也能派上用场，入史地系吧！我只能服从组织分配，立即报名进了社会科学院史地系，后来史地系一分为二，我又选择了历史系。

东北大学有几位恩师是我终生难忘的。最早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教授是张松如（诗人，笔名“公木”，《解放军进行曲》词作者）。他在欢迎国民党长春大学四十多名学生，自愿离开国统区而投向解放区，参加革命的欢迎会上说：“你们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一步跨过两个社会阶段，即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来到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是一个人的最重要转折点。”这些话分析深刻且有诗意，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张老师后来给我们讲授“新民主主义论”课程。他把新民主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阶级基础、具体内容、发展趋势、与旧民主主义的区别等，讲得清清楚楚，既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课，又是社会发展史和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历史课，颇受学生欢迎。我们的中国古代史课，是杨公骥教授讲授，中国近代史是陈元晖教授、中国现代史是智建中教授讲课；世界古代史和世界中古史是郭守田教授、世界近代史是刘祚昌教授、世界现代史是葛定华教授讲课。这些老师的课程都讲得很好。我一生都永远铭记、感谢这些先生的教诲之恩。

的确如此。今天我们所说的世界历史学科，是在新中国建国后逐渐建设起来的。建国前，各个大学虽然曾开设过西洋史、东洋史等地区史或国别史，但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世界史课程却从未开设过，更不用说存在什么世界历史学科了。建国后，国家教育部曾指示各大学历史系要开设世界历史课程。我校最早讲授世界历史课的教师基本上是从中国史、日本史、西方史专业中转过来的。其中有郭守田、林志纯、邹有恒、戚佑烈、刘祚昌、卢文中等先生。各位先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们讲课主要参考苏联的大学教材，另外补充西方和日文书籍。特别是1952年10月，成仿吾先生出任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后，明确地提出了学校建设的三项基本方针：一是结合中国实际，积极地学习苏联先进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二是培养新生力量，提高现有教师和行政干部的业务水平。三是加强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和时事政策教育。这三条基本方针对于世界历史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1953年春，成校长亲自下课堂听世界历史学科教师讲课。听完课后成校长在座谈会上强调指出：世界历史学科建设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学习苏联经验方面，成校长强调一定要结合中国实际，反对片面性。他说：“使用苏联教材，要做到创造性的学习与使用……应在使用苏联教材的基础上，吸收各先进国家的最新科学成就及祖国的科学遗产，编写切合全中国实际的教材。”成校长进一步指出，世界历史学科建设要发挥教研室内老中青教师的集体力量，大家团结合作，发挥每个人的长处，才能把工作做好。

我们世界史教研室的全体教师开会专门研究了校领导的指示精神，并采取具体措施落实学科建设问题，并决定：（1）合作翻译苏联大学世界历史教学大纲、各种教材和参考资料，打印成册，供教师和学生参考使用。这些书后来都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发行。（2）收集和研究欧美诸国大学教科书和其他历史专著。（3）准备着手编写我们自己的世界历史教材，供本科生和函授生使用。在建国最初的十年里，我们世界历史学科的教师就是为完成这三项任务而奋斗。1955年，世界史教研室完成一部《世界通史》函授教材，共四册（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各一册），由东北师范大学函授教育处出版发行。1958年又完成一部本科生《世界历史》教材。此外，我们还陆续翻译了数部苏联教材、众多历史文献资料和历史地图等，其中一些交流给国内的部分高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的教学和科研的需要。

1955年国家教育部从苏联聘来三位世界史专家，给我国青年教师办进修班。其中，世界古代史专家格拉德舍夫斯基和亚洲史专家科切托甫所主持的两个进修班设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全国各大学青年教师80多人来我校，分别在两个班跟专家进修。我校领导指派世界古代史进修班由林志纯教授做辅导教师；亚洲史进修班由邹有恒教授做辅导教师。当时，我是系主任万九河教授的科研助理，协助系主任管理专家进修班的工作，并参加世界古代史班的学习，全程听专家讲课，协助解决进修教师遇到的问题。专家进修班学习两年，到1957年7月结束。

高校专业教材是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载体，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和专业人才培养的依据。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在创办初期，教材编撰一直是学科建设的重点工作之一。1959年在建国1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组织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有关专业教师，开始编撰适合我国高等学校需要的文科教材，以总结十年来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成果，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和结合中国实际的心得体会。为此特设“文科教材办公室”，附属于国家教育部。世界历史是新建的学科，自然成为文科教材建设的重点之一。

这项建设工作分为两大部分：首先是《世界通史》各段教材的编修工作。全书主编确定为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和武汉大学吴于廑教授。上古分册主编为北京大学齐思和教授，中古分册主编为东北师范大学朱寰，近代分册（上下两册）主编为南开大学杨生茂教授、北京大学张芝联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程秋原教授。现代分册暂缺。其次是《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的选编和翻译工作，上古部分主编为东北师范大学林志纯教授；中古部分主编为东北师范大学郭守田教授；近代部分（上下两册）主编为杨生茂和张芝联两位教授。从1959年下半年起，各分册分别进行教材大纲的讨论和编写工作。

1959年9月在长春举行中古分册教学大纲讨论会。从外地来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大学齐思和先生、复旦大学陶松云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所长张椿年先生。我校参加会议的郭守田先生、孙义学先生和我。在这个会议上确定的教材大纲，作为修改和编写新教材的主要依据。

1960年8月，国家教育部文科教材办公室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世界历史教材讨论会，出席会议的除全书主编和分册主编外，还邀请了十多位全国各大学专家学者。大家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对各分册初稿进行认真阅读和热烈讨论。提出许多重要修改意见。会后，各主编集中在高级党校（即今天的中央党校）进行认真地讨论和仔细修改，有些部分甚至推倒重写。

在高级党校修改期间，大家讨论了如何保证《世界通史》教材的科学性问题？力求取得一致意见，大家思想明确，有利于修改工作的进行。（1）坚持体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既反对各种形式的唯心史观，又要反对机械唯物论、庸俗唯物论的历史观；（2）正确阐述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反对欧洲中心论，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历史观点，正确反映中国与邻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交往；（3）努力体现中国人的视角，结合中国实际，注意吸收中国在历史上对外国的记述和研究成果。因为有这些共识，所以在修改中古分册的过程中，一方面着重阐述各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说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着重说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例如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对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起促进作用，而俄国沙皇专制制度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阻碍作用等。对中国与亚欧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在教材中增加专项论述。

1962年，我国自己编撰的周吴本《世界通史》（四卷本）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教育部批准为全国高校文科通用教材。

到90年代，世界历史学科经过了40多年教学和研究的发展，第一部《世界通史》教材也已经使用了30多年。国家教委认为有必要总结历史经验，吸收国内外先进科研成果，重新编写一部高校文科世界历史教材。于是委托吴于廑、齐世荣教授任全书主编，组织一个新班子进行编撰工作：古代史编：上卷由刘家和、王敦书任主编，下卷由朱寰、马克任主编；近代史编：上下卷由刘祚昌、王觉非任主编；现代史编：上卷由齐世荣任主编，下卷由彭树智任主编。这一部吴齐本《世界史》（六卷集）编撰工作于1994年完成，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第二部《世界史》教材最大的特点是：（1）将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的范畴之内。第一部《世界通史》由于教学分工的关系，只是一部“外国历史”，中国历史并不包括在内；第二部《世界史》则成为一部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2）世界历史的划分段期有局部变化，将中古部分的下限划到15世纪末。将新航路的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等划为近代早期。（3）将世界现代史补上，一直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世界的形成和解体，它更加贴近现实生活，作为一部世界历史，显得更加完整。

这两部教材确实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已故的吴于廑先生生前曾言：《世界通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综合性的世界历史著作。……体现了中国学者当时的世界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1979年，香港文化资料供应社将这部书重新排版发行，并向读者评介道：“《世界通史》系中共建国后，集中了当时的著名历史学家……编撰出来的巨著。这样规模的世界历史著述，在中文出版物中，诚属罕见。”《世界通史》自1962年刊行之后，又在1972和1980年两度修订再版，据说总发行量达几十万部，对我国几代学子和史学工作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被排成大字本，供中央领导审阅。1988年，被国家教委评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一等奖。吴齐本《世界史》在研究视野、理论观念和编撰体例等方面也体现出很高的水平。投入使用后，效果也很好，1997年，该书获国家教委颁发的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应当说它们的确凝聚了中国整个世界历史学界同仁的智慧，体现了中国世界历史学科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水平。

我为自己能够参加这两次重要的学科建设工作感到荣幸。50年代末参加《世界通史》编撰时，我还是一名年仅30余岁的年轻讲师，承蒙周一良和吴于廑两位学界泰斗的信任，担当起了《中古分册》主编的重任。在我的心目中，他们绝不仅仅是主编，更是师长，是楷模。此外，从齐思和、杨生茂和张芝联等诸位史学巨擘的身上，我也获得了许多教益。其实在此之前，我就拜读过齐思和先生的文章，受到很大启发。90年代，《世界史》的编写班子也十分强大。齐世荣、刘家和、王敦书、马克、刘祚昌、王觉非和彭树智等诸位先生都是国内世界史的著名学者。我们一起研讨、相互切磋，彼此交流，工作得十分愉快且有成效。

这部著作是有些特点。那是我同北京大学马克教授、中山大学姜伯勤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孙义学教授共同完成的国家社科“六五”重点课题的成果。马先生博闻聪慧，在英国与西欧中世纪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建树颇多；姜先生学业精深，成就颇著，是著名的中国古代史专家；孙先生是我的大学同窗，在日本古代史研究领域中造诣很深。1990年，我们先在苏州进行研讨，确定体例和编撰的基本理路；并作了各自的分工。全书从九个专题入手，围绕着土地制度、农民问题、城市等三个方面展开研讨。成稿后，由我统理全部书稿。因为参编者均为国内学界的高手，在体例上也很有特点，既有专题研究，又有综述比较，平实而厚重，故很受学界欢迎，该书于1996年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第1版，不到一年便全部售罄。该书于1998年12月获国家教委颁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2001年，又被教育部推荐和评审为首次全国研究生教材（历史专业）。2002年，经修订，再版发行。在“再版前言”中，我对人类历史的分期、农业经济的阶段，特别是封建社会和封建经济形态之间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反映了我本人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