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森文，1904年11月出生于广东省梅县程江镇横岗村。父余佛郎、母叶纯英，有祖辈遗下的二亩山坑水田和约一亩的山坡旱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自耕农，勉强可以温饱自给。佛郎公入私塾读了五年书，12岁时，经亲友介绍，去梅城“协成酒楼”当学徒，学得一手厨艺。三年后父逝，佛郎公只好辞职回家，帮助母亲农耕。客家人以“耕读为本”，能求得温饱和平安度日，就是当时农民的最大幸福!

佛郎公在农耕之余，还在邻里亲友办理红、白喜事时帮办膳食。他烹调的菜肴样样色味俱佳，使食客大快朵颐。所以村里人每有喜宴庆会，必定请佛郎公办厨献艺。佛郎公人缘好，办事公正、和气，各家各户有了纠纷，亦请佛郎公到场，他三言两语，就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双方怨气化解，和气收场。邻里若有困难需要借贷，他总是设法帮助，扶危解困。因此在公众场中，佛郎公往往一言九鼎，颇得到大家信任，所以，是村里 “人望仔”。

佛郎公年过三旬才娶叶坑堂叶氏纯英为家室，夫妻恩爱，仅余森文这个独子，但从不溺爱。稍长即带他到田头耕作，使得余森文在幼年时代即热爱劳动，同情农民的疾苦。六岁那年被送去“淡郎书屋”读私塾。

“淡郎书屋”是余氏宗族的家塾。启蒙老师淡郎公，为人正直豪爽，不但精通经史古典，且有一身好武术。他只收一二年级的学童启蒙，上午教书，下午教孩子们学拳击、双刀、单剑、铁钗、飞桌、跃墙……。到了冬收以后，则集丁壮练舞狮、舞龙灯等。所以他的书屋实际上又是个武馆。清末民初年间，盗贼猖獗，地方上有条件的宗族都有这样防贼拒寇的组织，一方面可以提高后代自卫的能力，一方面可以健身强体。所以学童们每天下午必须练习站桩、踢腿、推拳、翻筋斗、打地滚等。余森文在这个书屋接受了两年的启蒙教育，也练就了强壮的体魄。

余森文自幼记忆力极好，《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增广贤文》等，只要老师带读三遍，就能背诵如流。淡郎公十分喜爱这个侄子，常对宗兄佛郎公说：“这是个良材。又长得身高体壮，聪敏过人，应该送到城里去接受新学的教育。”就这样，余森文八岁那年，佛郎公与妻子叶纯英商量后，在城西长巷和短街口转角地方杨姓亲友处租了间店面，开设“佛记煮食店”，农忙时帮老妈耕种，农闲时在这里做生意，并送余森文去西街小学读书，接受新学的教育。

刚入学，新学校的老师就发现就余森文与同龄同级的同学不大相同：长得高大壮实，说话有礼貌、讲道理，从不动粗。因为他有两年的私塾启蒙基础。《增广贤文》和成语随口而出。特别令人喜爱的是，余森文常常护卫幼小同学不受粗野同学的欺负。因此刚入学不久，就被推荐为班长。有时老师有事外出，就指定余森文负责平共处教室秩序，成为老师的得力助手。全校任课老师、教务主任、校长和同学，对他无不友爱。他每学期的成绩、美德都列为优秀。

1917年，13岁的余森文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公办的省立五中(今梅州中学)， 每学期学业名列全级的一、二名，年年都被选为班长。同学中的熊淡荪、孙又曾、林风眠、胡一声、郑天保都很敬佩他，每位授课老师也都喜爱他。当他读到三年级的时，就被[SITESERVER_PAGE]

选为学生会副主席，四年级时又被选为学生会主席，成为学生领袖。

1919年的“五四运动”，使科学、民主的学潮波及梅州，省立五中的学生，首先响应“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和“抵制日货”的号召。余森文带领同学们示威游行、集会演讲，还组织积极分子去南星公司、元盛经布庄等专卖日货的商行查抄日货，搜查到日本花洋布、日产玩具等予以焚毁。梅城人的爱国气氛顿时高涨起来(现在梅州中学档案室仍保存有余森文、郑天保、胡一声等学生领袖带领同学示威游行和焚烧日本洋货的记载)。

1921年余森文在省立五中毕业后，由于英语不合格，未考进不用交学杂费的公立大学。而私立大学的学杂费用高，父母负担不起，于是，考进作为升大学的预科江苏省南通中学高中理科班，先修好英语和实习数理各科。一年后的1922年春，余森文考进了美国教会办的南京金陵大学农林科，授课者全是美英学者。余森文有用英语会话听课的基础，数理科、文科的基础又很好，特别是生物学的成绩突出，经常得到伊利博士的赞许和表扬。

读大学时的余森文关心国家大事，常与进步学生熊淡荪、魏征尘、杨东宪等在一起，研读共产党人恽代英等主编的《中国青年》，又与东南大学的宛希严(共产党人)联系上了，在他们的引导和影响下，他对革命阵营中的左派和右派有了较明确的认识。后通过宛希严的介绍，认识了在京沪领导“学运”的共产党人恽代英。他被恽代英们的渊博学识、宽阔的胸襟和爱国热情所倾倒，经常去参加他们组织的革命活动。但当时余森文的思想还局限在科学、民主救国的“五四”阶段，希望拿到毕业文凭后去社会上干一番实业，并不想从政做官。所以对恽代英、宛希严要求每星期六和星期天去参加社会政治活动感到过多过烦，但恽代英对他的想法很理解，并不勉强他。后来他谈起此事时很后悔，说：“当时经不起党组织的考验和锻炼，失去了入党的最好时机。而熊淡荪、魏征尘、李葆华等人都于1926年前后就加入了共产党。”

1925年5月中旬，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杀害工人顾正红和打伤了十多个工人。5月30日，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各地游行示威，罢工、罢课和罢市，形成全国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南京警察厅长王桂林下令武装镇压，逮捕了学运领袖宛希严等多人。余森文是金陵大学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领袖之一。因为金陵大学是美国教会大学的，警察不敢随便进校抓人，只得下令通辑。学校要开除余森文，但生物系教授伊利博士认为余森文读书用功，成绩优良，是个人才，有培养前途，反对开除他，而让他转学他校。于是由杨铨(杏佛)写介绍信，让余森文去广东中山大学找校长邹鲁，转入中山大学外语系。中大读书要交学杂费，余森文的外语优秀，在书写、口语和译述等方面都很出色，还可直接当翻译。于是系主任杨毓英要余森文当他的助教，所有学杂费由他代交，这时的余森文成为助教兼学生。

1925年前的广东省，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平，广东革命政府继承孙中山的遗志，进行反封反帝的北伐。1926年2月间，国民党在广东召开改组会议后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恽代英作为大会代表之一，也来到广州，余森文和他接上了头。恽代英要余森文到东江行营去拜会周恩来主任，可是周恩来因公外出，由邓颖超接见了他，但暂未作出任何决定。恽代英又介绍余森文认识了梅县县长江董琴(中共党员)，江要余森文去梅县梅州师范学校当校长，并协助[SITESERVER_PAGE]

他进行革命工作，于是余森文就回到了梅县。这是他北上南京读大学以来第一次回到家乡，见到了父母亲和乡亲们。那时情况很不稳定，所以余森文只说是回梅县担任梅州师范的校长，而自己参加革命的事并未公开。在国民党县党部的指示下，梅师全校师生集体加入了国民党。那时是国共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也都是允许的。北伐开始不久，江董琴离开梅县，参加了北伐军，余森文追到福建也要求参加北伐军，但江不应允，劝他暂回梅县，日后再听招呼。1927年4月后国共分裂，梅县城、乡两派斗争日益明显，而余森文又脱离了共产党人的直接指导，他感到十分苦恼，于是设法离开了梅县这个是非之地。

1927年夏，余森文被聘为汕头一中高中部主任。校长谢平治是余在中大时的同学，当时还兼任潮梅清党委员会主任。他知道余森文是梅县人，而清党委员中正缺少一位梅县籍人士，就写上余森文的姓名，硬把他拉了进去当了委员。

1927年9月间，揭阳县长王某镇压农民，勒索巨款，引发农民“暴乱”，潮梅清党委员会任命余森文为特派员前去处理。余森文带着汕头行署警备司令部的卫队进驻揭阳县，发现王县长以要挟农民交出农会头头为名，勒索数万元，迫使农民露宿街头。于是将实情汇报潮梅清党委员会，经批准撤去王县长职务，撤除不法包围，放农民回归家园。《汕头日报》将此情况专访刊登，揭阳农民专程派代表去汕头送匾给潮梅清党委员会，赞扬余森文主持正义、公道。汕头日报又以头版新闻刊载(1968年“文革”期间，“余森文反革命历史案件专案组”特地为此事到汕头调查，还找出了当年的档案和《汕头日报》有关这事的记述，查清了“余森文任潮梅清党委员会委员 ”一案的全部情况。余森文才幸免于难)。经过这次“特派员”去查处揭阳王县长一案，余森文深刻认识到“权力”的重要作用：“权力好似一把刀，掌握在坏人手里会害人，好人掌握这把刀却能为人民办好事。”

有关以上这段历史，后来余森文反省道：“我从省立五中读书开始，参加“五四”运动，抵制日货，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后来去南京读金陵大学，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与进步同学在一起，同情革命，倾向革命。共产党人恽代英、江董琴介绍我出来参加革命工作。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两党分裂，由此失去了与共产党人的联系，又被谢平治一拉，和反共的人在一起，当上了清党委员。这不就走上了反共的道路了吗？所幸我并没有昧了良心，在清党委员任上，不但解除了揭阳农民受迫害之苦，还帮助进步学人团体创造社办的书店和梁道清先生化险为夷，逃出虎口，又掩护了因参加南昌起义失败而逃来汕头的熊淡荪、刘纯煜，资助他们逃出虎口，还设法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秦元邦出狱。”同年冬，余森文在梅州师范集体参加国民党的资格按规定被取消，“清党委员”也就撤消了。

1928年春余森文来到广州，找到中山大学外语系主任杨毓英教授，得到他的帮助，兼任外语系的正式助教。当时的校长戴季陶、副校长兼校秘书长朱家骅，要求余森文正式参加国民党，于是由他们两人做介绍，正式申请参加了国民党。从此，他依仗朱家骅的背景，在国民党内或政府中进行政治活动，长达20年之久。 在这宦海浮沉中，他真正认清了国民党官僚的腐败和恶迹。

1928年8月，余森文在中山大学毕业后，随朱家骅到了浙江省，担任了省自治学校和警官学校的教官，为培养朱家骅的班底出力。1931年7月经朱家骅介绍又去上海同济大学任注册部主任，[SITESERVER_PAGE]

这期间与滞留上海的共产党人何思敬教授联系上了。余森文用业余时间帮他出版刊物《世界大事》，参加了何思敬教授召开的时事座谈会。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爆发。是年初，朱家骅出任教育部长，委任余森文为教育部督学，并参加上海善后委员会。期间，他将被战火焚毁的上海劳动大学划给同济大学并拨款复办。不久又以督学的身份去山西考察，发现大学生在抽鸦片烟。中央社记者来采访时，他将此实情反映出去，批评了山西。1932年冬朱家骅出任交通部长，遂调余森文为交通部职工事务委员会主任。这时刚好留日回国的共产党人温湘萍在安徽安庆被捕，何思敬要余设法营救。余几经周折，找到原革命派许崇智的亲戚、安庆市法院院长曾友豪，几次说项后，由交通部出面担保，温得以保释。这是余森文又一次与共产党员接触，恢复了与党的联系。

1933年初，梅县同学郑天宝（是广东东江游击队领导人之一），突然来找余森文资助，余慷慨解囊接济。然而就在同年五月间，郑天宝(化名胡琦)在上海光华大学(学生身份)被捕，同乡廖胡金送信请余设法营救。后来又了解到郑是因叛徒当面指认而被捕的，且已用过重刑，并引渡到上海警察局。余森文遂找到原十九军路办事处主任(梅县西阳的同乡)黄和春，又通过他去见上海警察局长文鸿恩(此人原来也是十九路军的团级干部)，方知郑已被押去南京宪兵司令部。于是余又赶到南京，请黄和春以蔡廷楷的名义写信给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余森文拿着此信去见谷正伦，其秘书接见，答复说：既是蔡军长的亲戚，准予作适当教育后释放。于是郑被送去苏州反省院反省，反省期满后才得于释放。余森文将郑改名为胡天声，安排在交通部属上海交通职工学校任校长，以合法的身份掩护起来。

几乎同一个时间，另一位共产党员——梅县的同乡胡一声也来找余森文营救郑天宝。余带他去见了胡天声(即郑天宝)后，胡一声也被安排在上海交通部职工学校任教务主任，掩护起来。这样，这个职工学校就有了两个共产党员。另外还有个左翼作家白薇，也在职工学校工作。

1933年，左翼作家张天翼、欧阳山和杨骚三人，拟出版《小品》月刊，寻余森文资助，余当即倾囊200银元赞助。1934年有人告发上海邮政局沈天生等五人有共产党的嫌疑，余森文又设法通知沈天生等人立即离开而脱险。

1934年4月，朱家骅任命余森文为“中国交通部国际电信局驻伦敦专员”。余森文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去伦敦任职后，在伦敦考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行政管理学研究生”。两年时间里，余森文尽心尽职当“专员”的同时，勤奋地在校研读。还利用寒暑假期，去英、法、德、比、荷、奥、匈、捷、意等国游历，第二年的夏天还专程去苏联考察。主要是考察这些国家的城乡园林建设，拍了不少风光照片。这些都成了他解放后任杭州市建设局长和副市长时，规划和建设杭州(特别是西湖)园林绿化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1936年夏，他完成了“驻伦敦专员”的任务，去美国、日本考察。除了园林绿化外，还专注考察了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建设。

回国后不久，朱家骅安排余森文去上海同济大学任教导长。这是一所德国教会办的知名度很高的大学，任课的多是德国人。当时的学生不满校长翁芝龙的专制做法，特别反对在校中设“三[SITESERVER_PAGE]

青团”。师生因纪念“五卅惨案”，左、右两派斗争剧烈而引发了学潮，翁芝龙校长无能，无法解决而请假出走。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教育局，要开除近20名左派学生，甚至派军警包围学校。翁校长走了，余森文是教导长，不得不担起了调解这次学潮的任务。这时老父余佛郎去世，余森文只好拍电报，要家中把丧事推后，待他解决了学潮后再回去办。

处理学潮时，余森文认为何必开除学生而误学子的前途呢？主张“开导”学生，劝导他们在爱国思想的基础上，放下个人和派别的私怨，共同对付日寇侵略者。纪念“五卅惨案”是爱国行为，不能定为“反党叛国”。经过做工作，开除学生的问题也就搁置了。暑假来临时，问题得到初步解决。然而当局却说余森文和稀泥，甚至说他出国两年，思想“赤化”了。于是，余森文借暑假之际（机）请假回乡奔丧而离开了上海。

1936年8月间，余森文为奔父丧回到离别八年的家乡，看到农村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为了移风易俗，他决定父亲丧事不礼佛，不请僧尼念经超度，不烧香化纸，只开了个“追悼会”。在这个会上由淡郎公讲述其父一生勤劳耕作、诚实办事的事迹。这个追悼会当时在山村里真是别开生面，既省了钱财，还带头破除了迷信。为了丧期不沉闷、冷清，还请了古堂坪谢阿发乐团来“闹八音，吹萧吹笛”，唱《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空城计》等等。余森文这次为父办丧的情形传扬出去之后，颇获有识之士称赞。而食古不化的守旧派却认为“大不孝”，不守孔孟之道。余森文为父奔丧，先后只费时七天就告别亲友，回上海去了。他认为大丈夫志在四方，为国为民做些有益的事方对得起祖辈和百姓。从此直到1992年病逝于杭州，再未回过家乡。

余森文处理上海同济大学的学潮，达到了保护学生和支持学生纪念“五卅运动”的目的，却引起了当局的不满。朱家骅不得已把他调到“中央政治会议经济委员会”任职。这是个学术研究性质很强的机构。余森文在上海惠中大厦租用了一层楼作为办公室，同时组建《引擎》出版社，在上海市政府注了册。胡一声任社长兼注册发行人。经理郑天宝，主任编辑钱俊瑞，编辑柳乃夫、李凡夫、胡耐秋，会计胡逸凡，余森文自任顾问。撰稿人胡愈之、骆耕漠、千家驹、左洪涛、田洪、梅雨、杨骚等人，都是当时的国际问题专家。出版《现世界》半月刊，其言论主要是宣传、组织民众，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救国。创刊号供不应求，再版三次，创中国期刊史无前例的记录，轰动一时。极受读者的欢迎，却不能容于“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政府。刚出版四期，即被饬令停刊。余森文只得请中央出版局的同乡梁干乔出面周旋启封，但也只办到第十五期又被查封了。这份刊物，对“七·七”全面抗日战争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是有积极意义的。

1937年2月，朱家骅再次出任浙江省主席，任命余森文为第五区（丽水地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到任不久，就爆发了“七七”泸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接着，日寇又在上海发动“八一三”淞泸战争，上海、杭州一带遭到日机的狂轰滥炸，时局紧张。浙江省政府准备南迁浙南丽水。余森文率领着一批进步抗日干部和地下党员谢汉曾、熊淡荪、楼正华等在丽水组织民众、宣传抗日；欢迎沦陷区来的进步人士和逃亡学生、青年到丽水参加抗日和生产建设。这些知识分子经过短期培训和政策学习，被分派去农村宣传抗日，并发搞减租减息。在减轻农民负担，同时积蓄人力、物力，支援抗日前线，还抽调部分人员去协助省会建设南迁[SITESERVER_PAGE]

办公楼，抢修省府南迁的水陆交通、桥梁、仓储及各项设施。1937年10月，杭州沦陷。不久，朱家骅被免职，余森文随朱去了武汉。黄绍竑接任省主席，由陈诚的结拜把兄弟杜伟接任丽水专员。黄发现余森文在任时推行抗日的政策，许多宣传、建设设施，极具进步意义，由此黄绍竑对余森文的印象颇好，认为余是个干才。

1938年4月，余森文在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设计委员。为此经常能见到周恩来、邓颖超、刘清扬、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余曾特地去八路军办事处拜访叶剑英，叶剑英叮嘱他“以后不要再去，倘被特务盯上，会有危险的。”

1938年10月，朱家骅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旋即任命余森文为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这时广州已经沦陷，省会迁韶关，也被炸得狼籍不堪。余森文带着几个随员在一片废墟中选择了一间早已停办的中学，重新组建省党部，招抚原有省党部的雇员，但只有组织科的林乾祜和黄龙兴等几个人回来。于是余森文招兵买马，延揽人才。主要对象是愿意坚决抗日的进步人士、青年。原中山大学的同学侯达从桂林来到韶关，余森文任命他为组织处长，后调任秘书。谢汉曾也从梅县来到韶关，余森文任命他为视察特派员，有任免大权。派他去潮梅一带视察，凡是顽固反共、消极抗日的专署、县党部的头头都被免职，由积极抗日的进步人士接任。这时刘纯煜、叶家烈等人也由梅县家乡来了，都被安排了适当的工作。人事组织安排基本妥当后，最主要的是抓抗日的宣传和抗日队伍的组织，于是办起了《北江日报》，余森文自任社长，潘允中任副社长兼总编。余森文命潘允中去香港购买先进的印刷器材，还亲自会见了八路军广东省办事处主任云广英协商此事。云广英表示支持，并派左洪涛、何家槐、左恭三人与潘允中具体洽谈。办报的宗旨是：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爱国人士，发动全民抗日、反对投降，反对消极抗日。设副刊专栏《艺术与宣传》，由左洪涛、张家板、左恭三人负责。所以实际上《北江日报》是国共两党合办，为宣传、组织抗日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北江日报》的宣传鼓动之下，韶关市和各专区、各县的抗日气氛高涨起来了，抗日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打开了广东的抗日局面。

余森文又以省党部名义重新组织抗日先锋队和社会服务处，任命邓名达为队长，羊城彦为副队长，自己任指导员。其实抗日先锋队是由共产党广东省地下省委书记张文彬直接领导的。抗日社会服务处处长则由余森文兼任，总干事由程云祥出任。这是一个专门收容安置从沦陷区逃亡来的学生和青年群众的机构。服务处供这些人食、宿和衣着，组织安排他们读书或做工，所有经费由省党部负责。社会服务处的工作对安定民心、组织群众抗日起到了很大作用，因此得到国民党中央和政府的肯定、表彰，并推广到全国各地。后来，国民党在桂林也建立了一个规模更大的桂林抗日社会服务处，调程云祥去做主任。

余森文在爱国思想的驱使下，为广东省的抗日救国工作付出了全部精力，完全符合当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形势，不但得到广东以至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赞许和支持，也团结了一大批爱国抗日人士。但为此也招致了国民党内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顽固分子的反对。这些人利用各种机会采取下流卑鄙的手段，多次发难，要置余森文及其属下于死地。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先撤去了余森文的职务，又要求中央派遣中统特务邓青阳、黄玉明、伍知梅等到广东省党部调查余森文用了多少共产党人，还特别清查[SITESERVER_PAGE]

《北江日报》的抗日言论问题。其实凡在余森文手下任职的干部甚至工人，几乎都事先给他们办了国民党党证和手续，使这些老爷们扑了空，只好草草收兵。于是他们又用调虎离山之计，调余森文去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参加训练，并乘机解散了“抗日先锋队”。省党部内余森文属下的骨干阎保福、何新邦、侯达、谢汉曾、潘允中、熊淡荪、刘纯煜、刘家烈等以及许多拥护和坚持团结抗日的进步人士，都被撤了职或被辞退，《北江日报》也被停办了。余森文从重庆回来看见自己被架空也只好辞职。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此时已不信任余森文了，还说：“要不是多年的关系，可能你余森文早就投靠共产党了。”从此两人关系疏远。

这时，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也从重庆经韶关回到浙江，知道了余森文的困难处境。他对余森文有好感，认为余森文对国家民族和抗日事业热诚赤胆，是个可用之材，于是邀请余森文重回浙江丽水任专员。余森文等一行人马于1939年9月去了丽水。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闻知此事后，非常不满李汉魂借公谋私打击余森文，破坏抗日事业，但中央党部所下的命令无法更改。于是在余森文临行前，他组织了四战区(包括广东省)党、政、军各界欢送余森文的告别大会。在欢送会上张司令公开发表演说：“余书记长在韶关的废墟上建起了广东省党部，建起了许多有利于抗日的组织如《北江日报》、‘抗日先锋队’、‘抗日社会服务处’、 ‘沦陷区逃亡青年培训处’等，都对全民抗日战争起了一定的作用。我每次看见他(余森文)，他都没有坐小车而终日奔忙于抗日工作，人晒黑了、瘦了，在各个娱乐场、舞厅里，我从来没有见过余森文的影子。他一心扑在抗日的事业上。可是有些不抗日的老爷们，却对他的工作不满。你们可以不坐小车吗？你们可以不去舞厅吗？你们把他赶走了，抗日工作由谁来做？他人还没有走，你们就大摇大摆地开动全部小车摆架子了，上舞厅跳舞去了……”。张发奎司令的讲话矛头直指这些官僚、政客，自己不抗日，也反对别人抗日，甚至还要陷害人!张发奎还派了四辆军用大卡车，插上了四战区的旗号，一直把余森文等一行人安全送到浙江丽水。

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接见余森文后，告诉他只要是抗日的事，你都有权去做，我支持你的抗日工作，特别是在实验区开发经济。

余森文有了黄主席的全力支持，非常高兴，从1939年9月直到1945年抗日胜利，都一直在这里组织、宣传抗日。在他权力所及之处，安排了许多爱国人士和共产党人的工作。余森文也只能依靠这些积极支持抗日的进步人士来开展工作，才能完成自己的抗日主张和任务。同一时间，他又与中共浙南特委薛尚实、张锡昌等人取得了联系。

余森文在丽水地区开办了三个“经济实验区”，即丽水县的“太平区”，青田县的“海田区”，仁（云）和县的“安仁区”。这些实验区是为了发动民众支持抗日、推行减租减息和发展地方经济而创立的。形式上有农业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主要是进行垦荒和发展生产，推进各区的产品物资交流，以丰(收)补缺(欠)，互相调剂。此外，还在各县开办了合作金库，以调节各地生产和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基本资金则由省建设厅拨款。在这些经济实验区里，余森文安排了张锡昌、骆耕漠、曾涛、曾绍文、林辉、汪海栗、廖胡今、陈明等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在各个重要岗位上。在经济实验区，余森文的各项爱国抗日主张和措施，得到了全面的贯彻。

为了推动民众工作，余森文经浙江省政府批准，创办了《民[SITESERVER_PAGE]

生日报》。他自任社长，刘清如、张锡昌、陈虞荪、骆耕漠为社委委员。潘允中为经理，刘纯煜任总编辑。国内版主任陈明、陆明，国际版主任廖胡今、谢汉曾、羊城彦、何新邦。傅一天负责发行，沈栖为资料室主任，沈竟新为电讯室主任，另有刘松、沈鄂、陆嘉亮、姚玄、孙安苏、汪惠章等人协助。这些进步青年或共产党人有的来自政工队，有的来自皖南新四军，也有从沦陷区或别的地方被迫害而听闻丽水实验区“招兵买马”而来的。

《民生日报》于1940年2月创刊，这时正是国内第一次反共高潮到来之时，《民生日报》不得不有选择地刊登一些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同时也采取各种方式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有关信息，以某电讯、某报讯的转载、摘载的方式，向民众透露或揭露他们的反共阴谋，使得中统和军统的特务们恨得咬牙切齿，欲擒欲杀而不敢。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与日寇签订投降密约，其他报刊放在不显眼的版末用小块信息报道，而《民生日报》则以头条新闻刊登详细报道，同时发表了专论——《讨汪肃奸》，警告那些投降派。皖南事变爆发后，《民生日报》又报道了国民党反共前后经过的详细事实，使民众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引发了民众的义愤。当华侨陈嘉庚经浙南去重庆时，《民生日报》又发表专刊，大力宣传华侨陈嘉庚等人的爱国救国捐款抗日的行动，还发表了《欢迎陈嘉庚、侯西发两先生特刊》的专栏。由于《民生日报》敢于揭露阴暗面，仅办了半年就被迫停刊，专栏作家廖胡今还被点了名，说他是共产党人潜伏在民生日报的“间谍”。由此，廖胡今、张锡昌、骆耕漠、曾涛、曾绍文、林辉、汪海栗、陈明等人被迫相继离开。而“经济实验室”也由于省社会处大量安插三青团骨干而逐渐解体，名存实亡。接着国民党再度发动二次、三次反共高潮，中统、军统人员大批拥入丽水地区，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余森文设法掩护、资助他们逃出虎口，或以身家性命来担保、营救被迫害的干部，其中部分是共产党员。据他后来回忆能记得姓名的就有：邱惜光、张志远、舒文、杜大公、邓旭初(此人是新四军干部)，林××、曾绍文、全扬清、张思龄、徐旭、王栋光、林瑛、唐玉满、张锡昌、陈虞荪、杨德和、李平、王秀英等人。而这些人都是他当年在丽水时的得力干部。据说，建国后，这些人大都成了新中国江浙地区的各级领导干部。

1946年5月，黄绍竑调离，接任浙江省主席的海军将领沈鸿烈，要调余森文去温州地区当专员。当时余森文犹豫未决，考虑去还是不去？地下党组织派人来和他联系：“应该去。好为浙南特委在该地区的地下工作，开辟一条路。”1946年6月，余森文带了一批随员前往赴任。

刚上任，温州就遇上青黄不接的粮荒。粮商储备的商品粮不足十天销售，也不准提价，而去外地收购粮食来调配则要亏本。因此，粮商关门大吉，市民无米下锅，这就促成米荒风潮。余森文立刻与粮商大户翁来科、王纯侯、邱白川等人商量，并请他们将现有的储备全部拿来应付，按户口定量定价，划区售粮。为免奸商乘机倒卖，成立粮食调剂委员会，请当地士农工商兵各界派代表参加，还特请温州市的欧海中学派代表参加，以监督购粮、售粮及核定户籍人口等问题。另再组织人马（主要是粮商）去上海市场和瑞安、平阳县等农村采购富户储存的余粮或旧粮以继续应市销售。这些措施一经落实，十天后，粮食市场趋于平稳，一个月过后，新谷陆续上市，粮荒风潮基本解决。[SITESERVER_PAGE]

几乎与粮荒风潮的同时，又发生了瓯海中学学生捣毁《浙瓯日报》馆的事件。原因是《浙瓯日报》、《温州日报》刊出了“温州市民夹道欢送”离任的反动专员张宝琛的不实报道。因为张宝琛的许多政策十分反动，民众对此早已愤忿不满。张宝琛离温之日，只有几个奸商污吏去凑热闹，而报馆却登出“夹道欢送”，引发学生前去报馆责问。报社人员仗势欺人，无礼驳斥学生，因而大批学生蜂涌而至，将《浙瓯日报》馆的全部印刷机和排字房捣毁。此刻社长徐世康、《温州日报》社负责人方又园及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邱鸣和等人也来向新上任的专员余森文诬告学生。双方剑拔弩张。于是余森文先向双方言明：“作为上级领导，我认为双方必须先按下‘敌对’态势，各自进行检讨，切不能动刀、动枪。”他批评作为社会舆论的报刊，“要以民为本，真实报道事件本身，不能利用媒体来邀宠。事实真相最能说明问题、最能感动别人，不必欺骗民众。报道不实是本次“捣报”事件的起因。”学生代表陈道生、安邦、王增荣等很满意，但报馆负责人则满脸不高兴。余森文接着也批评学生：“你们有意见，代表民意反映事实真相，要求该报第二、三天登出‘道歉’文章，不就很好吗？为什么一定要去捣毁报社的印刷机和排字房呢？双方不是‘敌对’，尽可以谈判，相互道歉。《浙瓯日报》是县党部邱书记长的下属，而瓯海中学的董事长也是邱书记长兼任，作为两个下属的领导，内部的事内部解决，何必闹得满城风雨呢？捣毁的物件由县党部出钱买回来。捣毁东西的学生年幼无知，学校给予记过、警告，最严厉也只能给予转校读书，开除则误了年轻人的一生。再说‘开除学生’有可能引发政治问题或社会动乱，对谁都没有好处，相信在座的，谁都不愿意看见这样的后果吧？”

经余森文这么一劝解，冲天怨气基本平息了。《浙瓯日报》社长徐世康有了余专员的“由县党部出钱买回被捣毁的印刷机器”的意见，也就不再提什么要求了；而瓯海中学领导人也真怕事闹大了，别说安心教书，恐怕要居无宁日。所以同意用警告或记过来处分闹事的学生，不再坚持“开除”学生。《温州日报》的方又圆自知有幸未波及本报馆，也怕事态失控后，灾祸难免，既然专员有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就不再坚持严办学生了。学生对余专员的处理方案也表示同意，对《浙瓯日报》社长徐世康表示了道歉，见好就收。一场即将爆发的事件终于化解了。社会上的工农商学各界认为余森文办事能力强，能兼顾各方而不伤和气，是个经验老到的官员。如处理粮荒风潮，不让粮商囤积居奇卖高价，设监督、筹粮机构以合理、公平价格销售粮食，使粮食市场稳定且能坚持到本地新谷上市，解决了民生问题，确保了社会安宁。而捣毁报社的风潮，余森文能够兼顾各方利益和把握事态发展的利害关系，使得乱象抬头即被制止而化解于无形。唯一对余森文不满意的是当地的中统和军统系统的国民党反动政客们，他们企图在余森文刚上任时就叫他坐立不安，把他吓跑或赶跑，但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省主席沈鸿烈对余森文泰然处理好这两次突发事件，基本上也是满意的。

捣报风潮事件后不久，学校放暑假，有不少进步学生要去浙南的暑期青训班学习(中共浙南特委开办)，温州市学生会主席陈道生和王增荣将此事请示他。余森文说：“青年人应多向社会学习，放眼四方，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小圈子里。向社会多学习，多看看，可以增强自己的判断、分析能力。即使吃了亏，也可以吃一堑，长一智。”这样一来，这些学生更亲近余森文了，有许多新[SITESERVER_PAGE]

鲜事都愿意向余森文反映，或提出问题来交谈。相互间的距离拉近了，感情也一天天融洽起来，这为余森文与中共浙南特委的联系铺了一条稳妥的通道。

1946年7月，蒋介石发布了进攻解放区的命令，皖浙两省根据地是国民党重点进攻的目标。省主席沈鸿烈于1946年11月带着省保安副司令竺鸣涛到温州召开绥靖会议，部署清剿浙南根据地。面对此事，余森文深感压力沉重。他反对骨肉相残的内战，主张抗日胜利后民主建国，帮助流离失所的抗战难民回乡重振家园，过上和平的日子，因此，对“剿共”的计划极为反感。再说与他相识的所有共产党员个个都是爱国为民的精英，而国民党内的政府官员、政客，绝大部分是贪污腐败分子，此刻却要去“清剿”爱国为民的精英，这不是助纣为虐吗？于是决定向共产党靠拢，将他知道的“清剿计划”、省保安及地区和各县的兵力部署、枪枝弹药的配备、甚至会议记录，全部交给何新邦(共产党员)转世界胡景瑊同志。他们接讯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讨对策，作出相应的部署。结果，省保安四团团长陈祖康和温州专署保安副司令陈志坚等带领的清剿部队全部扑了空。转了20多天，毫无收获，只得撤回。瑊

1947年初，沈鸿烈又在文成绥靖区的大岩和括苍的枫林各设一个指挥部，大岩由王云山负责，枫林由吴万玉负责，各率一个连。还要温州专区和各县保安部队，由省保安司令部统一指挥，避开余森文(兼专署保安司令)，去进行清剿。但专署和各县保安部队都有余森文的亲信，随时将清剿行动和计划密告余森文。所以，国民党的清剿行动往往徒劳无功，解放区根据地的损失也减少到最低限度。不过，那些国民党部队往往拿老百姓出气，以“通匪”的罪名来残害了不少老百姓，使余森文深感内疚。为了替老百姓的生存着想，中共浙南武装开始反击，对较弱的敌自卫队进行突袭，收缴他们的枪支弹药，对俘虏实行教育后释放，或争取他们起义、投诚。这一行动收到不小实效，使他们再不敢随便骚扰老百姓。

1946年6月，沈鸿烈部署海军协助清剿玉环方面的人民武装，出动三艘炮艇包围南麂等几个小岛。余森文获此信息后，马上转告浙南特委，使中共武装提前转移。海军在海面和岛上搜索，均无收获。他们上报请功说：“消灭了岛上的全部武装。”实际上只是缴得岛上渔民自卫武装的几十支土枪、刀矛等。

1947年10月，沈鸿烈第三次来到温州。要余森文陪同他去枫林视察。他们坐船沿楠溪江直抵枫林镇，省保安司令部派了一个连去保卫安全。看到这一带山高林密，形势险要，连出去视察的人员都感到自己不安全，还谈什么清剿？回到温州后，沈鸿烈说：“地形如此复杂，这么一个指挥部，起不了什么作用，要靠它抑制中共武装力量向城里渗透，作用也不大。”后来，沈把文成和枫林这两个绥靖指挥部也撤掉了，改用分工负责的方法由地方自己去保卫。沈还决定调省保安四团集中对付浙南游击队，以围困的办法使游击队难以向城里渗透。沈的这些计划和行动，余森文及时通知了浙南特委。龙跃书记和胡景鍼知道后立即采取了相应对策，使敌人这一阴谋又未得逞。

1947年5月，全国反迫害、反饥饿、反内战出现高潮。温州学生也于6月3日举行大游行。事前学生通过陈道生通知了余森文。余要求学生们不要打报馆、机关和商店，要尽量避免与军警冲突，以免学生自身受到伤害，并争取报馆和商家对学生的支持，[SITESERVER_PAGE]

同时派专署警卫队暗中保护学生。这时温州中学校长金嵘轩、瓯海中学谷寅侯也来找余森文。余对他们说：“你们不要管，装作不知道。南京都管不了、制止不了，何况是我们温州。”结果学生游行示威从上午进行到下午，还开了大会，但未发生冲突。事后，地方士绅和商家刘景晨、柯逢春、杨雨农等反映：“余森文有办法，各地的‘三反’游行都出了事，而温州却没有。”甚至说：“学生听余专员的话，有余专员在，市内出不了乱子。”学生和家长也很满意。但国民党部议论：“余森文软弱。”军统和中统特工则说：“放纵。”

余森文在温州专员任上，通过学生与浙南特委取得了联系。上海局也特派史林峰和唐为平前来协助余森文工作。余把史林峰委任为专署视察员，住署内；唐为平任温州工业学校教务长，住校内。这样，余森文与浙南特委的联系不断，使反清剿工作顺利进行。1947年夏，余森文去杭州省府开完会后，借去上海访友为名，专门去拜访中共上海局统战部长张执一，得到张对时局的分析指示和现有地下工作的指导：“隐蔽自己，密切联络，随时行动。利用原有朱家骅的政治背景和敌人相互间的矛盾来开展对敌斗争，做到万无一失。”由于国民党省府及其下属官员，都知道余森文的有朱家骅背景，从未怀疑他与中共浙南特委有联系。加上余森文本人的干练、明智和谨慎，所以开展地下斗争比较顺利。在温州专员工作任内，余森文还设法营救了专署报务员汤家杰、夏文俊等人。

余森文在温州专员任内，不比在丽水时期。在丽水时是抗战期间，可以国共两党合作名义来进行地下工作，掩护和营救地下党同志。在温州专员任内，正处在内战的剧烈斗争中，要进行地下工作，特别是掩护、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同志，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而这时朱家骅已对他不信任，黄绍竑又离开了，新任省主席沈鸿烈对他也不信任，工作难度可想而知。余森文在近20年的政治活动中，看透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他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才能挽救中国、抵抗外来侵略，才能让全国人民实现安居乐业，领导中国走上强盛的道路，他早年立志报国的志愿才能实现。所以，他决心甘愿冒着被逮捕杀头的风险，坚决与中共合作，走上革命的征途。

余森文是英国留学生，会说英语，又有水利知识。此时，浙江省拟在新安江建水电站，就委余森文去浙西淳安任专员，兼水利发电站的指挥，以便能经常与美国水利专家商讨该水电站的各项问题。而这时中共上海局为打通皖南到上海的秘密交通线，策反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执一特约他去上海面谈。确定安排史近愚(林峰)任专署秘书，以便掌握国民党特务活动的情况；安排唐为平去威坪当区长，负责打通皖南到上海的秘密交通线。又调李家征、张友久、汪伍新、李长风等人到淳安去开展工作。1947年冬,余森文走马上任去了淳安。不到一年的时间，浙西的根据地和游击队活动有了很大的扩展，秘密交通线也建成了。

余森文在浙西淳安任专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国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民党发动内战，被解放军消灭了大量有生力量，革命形势已由相持阶段转入反攻阶段。江、浙、皖的国民党部队由清剿的进攻转入点线的守势，处处挨打，已成惊弓之鸟。

1948年10月，陈仪接沈鸿烈出任浙江省主席，调余森文回省府任设计委员会委员。这时余森文奉中共上海局张执一之命，尽量争取结交省府、杭州市府的进步人士，策反他们起义、投诚。[SITESERVER_PAGE]

余森文争取的对象首先是杭州市政府秘书长徐雄飞，此人是清华大学出身，抗日时期曾任余森文属下的丽水地区松阳县长，因与当地土豪劣绅不妥协，受地方恶势力的围攻和诬告，余森文曾出面保护过他，因此他对余森文有知遇之恩，两人知交颇深。经过组织上研究，把徐雄飞作为第一个争取的对象，希望他能在我军解放杭州时乘机率部起义。通过一来二往，双方关系进一步密切了，徐雄飞在全国形势影响下，表示愿意为打倒反动派、解放杭州立新功。通过他安排史近愚(林峰)在市府社会科、谢汉曾在税捐处工作。又通过徐争取了民政科长黄丽生、财政局长吴益逊、教育局长钟伯庸等人。徐交代：如有他不便亲自进行的工作，可找此三人去做。其实这三人在抗战时都在丽水地区工作，与余森文有过交往，这次经徐雄飞的推荐，相互关系也就更密切了。余森文和他们多次交谈之后，认为可靠，于是向他们交代：对人民群众不要搞镇压，和气待人，争取下属和百姓对工作的支持；平时照常工作，保护档案、图籍、物资。

上海局还指示：陈仪在政治上较为开朗，与我地下党外围有接触。平时除工作关系外，不要与他接触、来往，以免引起特务的注视。当大军进攻浙江时，陈如确有起义的决心，才可以出面暗示或协助他起义。

对于杭嘉湖的工作，已指派李长风、汪伍新、李家征、唐为平分别去平湖和海宁两县策反，这对解放杭州很重要。平湖县长楼长华原是余森文的学生，在丽水时又任过余的秘书，曾在余森文面前多次表示对蒋家王朝的不满。于是余森文把李长风介绍给他，出任县民政科指导员，汪伍新也安排在县府任职。海宁县县长王启炜也是余森文任温州专员时的部属。陈仪主浙后请余森文介绍几个干部协助他工作，于是余又介绍了李家征、后来又介绍唐为平任海宁县府秘书。这两个县由余森文负责安插了几位党员去开展地下工作以后，再由中共上海局另行派人联系，交代具体任务。

上海同济大学工学院院长李国豪，是著名科学家，也是余森文的同乡。余曾资助他去德国留学。因此与余森文的关系很深，也倾向革命，党很需要这样的高级知识份子。余森文和他深谈后，他表示不去台，愿意留在上海。于是余森文把他介绍给陈向平和廖胡今，由他们联系。还有浙江地方银行经理周剑云、浙江省政府秘书长钱宗起、杭州市长任显群、嘉兴市警察局长赵补天等人，余森文都向他们做了争取工作，他们都表示了倾向革命的心愿。中共上海局张执一同志了解情况后指示：提高警惕，注意安全，范围暂不扩大，暂不向他们做进一步的争取工作。要重点做好杭州市政府秘书长徐雄飞的工作。

1949年2月，陈仪被解除省主席职务，任显群市长也因之离去。新任省主席周喦，是个反动军官；新任杭州市长是蒋介石的外甥俞济民。此刻从南京逃来大批国民党军、政、特人员，社会上一片混乱和恐怖。为避特务耳目，余森文通过李国豪搞到一张同济大学客座教授的聘书，来往于沪、杭之间。为了稳定人心、特别是统战对象的情绪，余森文还通过徐雄飞、钟伯庸、黄丽生、吴益逊等人趁杭州市长俞济民回奉化结婚的时机，在市府的科、局单位召开时事座谈会，宣传解放军的八大政策和全国形势，希望倾向革命的人士坚守岗位，保护档案、图籍和一切资财，迎接解放，及时消除了一些人的思想顾虑。1949年4月底，徐雄飞截获中统特务俞嘉猷的一封潜伏杭州特务名单密件：。这为解放后开[SITESERVER_PAGE]

展镇反、肃反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

杜炜是陈诚的结拜兄弟。1928年，朱家骅任浙江省民政厅长时，设立浙江警官学校，杜任教育长，余森文是教官。余森文任丽水专员时，杜任温州专员。两人共事多年，交往密切，又都是朱家骅的亲信。1949年2月，周喦任省主席，杜炜任省民政厅长。余森文利用这个关系，经常借用他的小车出入。

1949年4月，中共上海局张执一等同志要南撤。为了张执一同志的安全，余与徐雄飞商量，将火车的包厢外贴上“杭州市府奉余总司令(衢州绥靖司令余汉谋)命令封”的封条，张执一等人乘车一路顺风离杭南下。张执一在离杭前告诉余森文：余森文的入党(张执一、王锡珍介绍)申请已于1949年1月获中共中央批准并叮嘱他：解放杭州时，一定要设法保护好钱塘江大桥。入党是余森文一生的心愿，这使他当夜兴奋不已!保护钱塘江大桥的任务重大，他得设法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以报组织的信任。

1949年4月底，余森文了解到敌人炸桥的任务已交给了省保安处的工兵营，它是黄绍竑任上留下的旧部。营长杨长兴已升任庆元县长，此时正好来省府杭州开会。余森文找到他，方知道现任营长张胖子是由原来的副营长升任的，同是广西人。于是邀杨同去找到张营长。他们抗日时在丽水驻守，曾因温饱问题，求助于当时是专员的余森文，余设法帮助他们解决了困难，所以相互间都有交情。余森文还指挥过他们去炸毁温州——丽水和丽水——缙云公路及日本鬼子的飞机场，相互有过上下级和战友的关系。见面后，共同回首往事，都对以往的抗日岁月颇为怀念。谈到来访的正题时，余森文劝导张营长要为人民的利益着想，炸了大桥将损害人民的利益，将受百姓的唾骂而遗臭万年!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当大官的可以逃去台湾，我们做下级的能去吗？即使去了台湾，远离父母妻儿、背井离乡是多么的痛苦啊？张营长说：“余长官的意思我懂，可是省主席和俞市长他们在桥南监督我们炸桥!我们不炸，能办到吗？我们会被枪毙的!再说，我们不炸桥留下来，共产党能容纳我们吗？我们为国民党当兵有半辈子了，过去多少做了些对不住老百姓的事，共产党能原谅赦免我们吗？即使不罪责我们这些人，日后我们怎么过日子，有后路可退吗？有事干吗？”余森文当即向他们宣传解放军八大政策：凡起义投诚人员即使有血债，也都既往不咎。愿意参加解放军的欢迎参军，不愿意参军的，也可以根据你们各人的特长和意愿安排其他工作。即使不愿工作要求回家的，可以发放遣散费回老家，绝对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还发放“起义人员证”，以表彰你们的功劳。杨长兴也说：“炸了大桥，回到广西，对得起黄绍竑老长官吗？!”经过一番动员，张胖子终于被说服。但还担心余事后不负责任。余森文立即书写“合同”，双方签字，为对方做保证。张营长又说：“不炸不行。可以少放些炸药，不至于炸坏桥墩，以迷惑监督炸桥的长官。”他还提议：全部安上炸药包和导火索，等监炸长官检查过后，将每条导火索剪断，只在上层公路桥面的二、五孔引爆，铁路桥面的一、六孔少放些炸药，当桥爆炸后，看来声响震天，浓烟滚滚，但不毁坏大桥。余森文和杨长兴都非常赞赏。谈笑中张营长说：“老长官，你就不怕我把你抓起来，送去请赏吗？”余森文说：“你是人民的儿子，是个直爽讲侠义的爱国军人，所以我才冒死前来代表人民要求你们不要炸大桥。如果我们以前没有相交和感情，我也绝不会来求你们。我们双方都赏识对方的豪爽侠义，何况这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张营长又问起：“余长官在共[SITESERVER_PAGE]

产党里做什么官？”余森文说：“我不是共产党的官，但是个爱国的民主人士，为了老百姓和国家的利益，我可以牺牲自己!”三人有说有笑，慷慨激昂，订下了盟约。余森文过了几天，带了不少钱财物质去约杨长兴同去犒劳工兵营官兵，见工兵营的官兵们对他们两人很友善，余森文这才真正放下心来。

其实当时杭州地下党市委书记林枫在保护钱塘江大桥这件事上，是多管齐下。不但余森文这条线，还让鞠耐秋去做大桥工程师华允璋的工作。但余森文当时并不知道。当余森文向林枫书记讲述了他去工兵营做策反工作的前后经过后，林枫同志对他只身深入虎穴、不怕牺牲的精神很是赞赏。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第三野战军神速向杭嘉平原进军。林枫同志及余森文等人在5月3日下午欢迎解放军21军进入杭州城，市民夹道欢迎，鞭炮、锣鼓齐鸣。余森文、徐雄飞向滕海青军长汇报和平起义的情况，特别是保护杭州市府、省府的档案，图册及其电厂、水厂、公交、电信等设施完好无损。杭州终于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5日下午3时半左右，钱塘江大桥方向传来爆炸声。事后解放军查看结果，大桥桥柱、钢梁完好无恙，仅是上层公路桥面2、5孔有炸后的空洞。铁路职工很快就把它修好了。解放后，参加起义的旧职人员，包括工兵营的官兵都得到了妥善安置。

余森文从1928年在中山大学外文系任职时参加了国民党起，不断认识到国民党官僚的腐败。在共产党员的影响下走向革命，密切配合地下党员进行各项有利于人民、有利于革命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成绩是掩护、安插地下党同志在国民党政府中工作并保护好他们的安全，以自己的身家性命担保营救了不少被捕的同志。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同志，在1982年的一篇《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文史资料中谈到余森文时，称赞他在国民党政府中当官20来年，一直协助党的地下工作，完成了许多任务。他表面当着国民党的官，实际上为共产党做了大量工作，真正是个“白皮红心”的革命者。原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长古大存，在20世纪80年代的《回忆录》中，更把1938年冬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的余森文误认为是“有胆识、不怕死”的“共产党员”(当时党的地下工作，大都是单线联系，所以有“误认为”之说)。他们都认为余森文在为党从事地下工作时，一直没有泄露过党的秘密和暴露过党的地下组织，这是对敌地下斗争中最为难能可贵之处，也是为令人叹服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