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龚宝荣(1910—1975)，又名龚亚,男，浙江余杭人，生于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十一日,系先天聋哑，姐姐龚淡如也先天聋哑。父亲龚智文在余杭经营农庄，并置有房地产田地，在余杭当地亦属望族。母亲翁惠芬是一位有知识、有素养、乐善好施的慈母。 龚宝荣自幼聪慧，勤奋好学，并有绘画天赋，从小受母良好教育，从母识字。母亲还聘擅长国画的先生到家中为子、女执教，龚宝荣学山水画，其姐学花鸟画。 1920年3月，母送他到杭州惠爱聋哑学校就读，学习成绩优异。1922年8月，因其父亡故，只得中途停学，返回余杭老家。后又拜师顾绍润老先生继续学国画。1924年赴上海奇峰国画学校继续深造，于1925年8月毕业。此时，龚宝荣只有15岁，独身在大上海闯荡，给电影界画布景、给文艺界画广告……，由此结识了不少著名人士，还与电影界著名演员赵丹结下深深的友情。他年少得志，才华横溢，经济收入丰盈。 后来龚宝荣参加上海新学会社，结识著名画家王一亭先生。王先生很赏识他的艺术才华，欣赏他年轻有为。当时，王一亭看到聋哑教育相当落后，全国聋哑教育寥寥无几，而整个浙江省则无一所聋哑教育学校 (原先杭州惠爱聋哑学校早已停办)，许多聋哑人因没有文化在茫然无知中痛苦生活，有的聋哑人因愚昧而沦为偷盗……。王一亭先生劝导他去杭州创办聋哑学校，为聋哑人造福。龚宝荣欣然采纳王一亭先生的建议，毅然放下画笔，放弃在上海从事艺术工作所带来的优厚待遇，返回故乡。 1929年冬，龚宝荣回到余杭老家，与母亲商量办校大计。其母原本就是好善乐施的慈善家，经常布施穷苦人，施茶、施粥、施棉衣，对无钱殓葬者还施棺材……，在当地是颇有影响的人物。自己一子一女均是失喑之人，深知聋哑人之疾苦，当即决定拆资支持爱子创办聋哑学校。她卖掉了部分田地，把家俱用几条大船运往杭州，自己也一同前往杭州，协助爱子办学。 创业是艰难的，而聋哑人的创业更为艰难。年仅20岁的龚宝荣先生艰辛奔走年余，邀集了社会各界人士34人，在1930年1月成立了校董会，大家公推龚宝荣为校长。10月1日报呈省教育厅与市政府立案，12月23日奉教育部批准，定名为“杭州私立聋哑学校”，租用杭州吉祥巷53号民房为校舍，开始招收学生。1931年3月21日正式开始上课，共有学生21人，学生全部实行住校全宿制教育。 由于龚宝荣先生的勤奋教学，学生人数迅速扩大，校舍已不敷应用。同年6月，又迁至下板巷27号(原红星剧院对面)。以后学生人数又不断增加， 1934年市政府拨城隍山元宝心29号的阮公祠为校舍，改名“杭州私立吴山聋哑学校”，占地15亩左右，有教室、办公室、男女寝室、劳作室、操场、园艺场……。在学校的柱子上写着对联：“道存不语，听于无声”、“聋于耳而不聋于心，哑于口而不哑于手”。 龚宝荣先生治学严谨，深入浅出，学生们很快掌握了普通小学文化课的知识。以后还增设了国画、书法、西洋画(水粉画、广告画、图案画)课，尤以国画见长，学生的国画水平也因此迅速提高。同时还增设男生木工、竹工，女生刺绣、缝纫、烹饪等课，使聋哑学生不但有文化知识，而且还掌握一技之长，使他们以后在社会上[SITESERVER_PAGE] 有立足之本。 1935年，龚宝荣先生对几年来潜心探索的教育方法进行总结整理，首创了注音手切和英文手切教育(即拼音字母和英文用规范的手势表达，以帮助认学汉字)，编著了《手切教本》，由省教育厅呈报教育部准予公开发行，全国聋哑教育按此统一标准。该教本是照相印制版，有80余桢，封面由著名文学家、漫画家丰子恺作画并题写书名，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为《手切教本》题词：“以手补口，耳之缺陷，以师教天赋之偏枯，是编出而谙者不聋矣。……欢乎此，益知文盲之宜扫除矣!”教育家俞子夷先生题词：“注音符号手切的创造，是聋哑界的心声。” 1936年该书印了1,000册，全国各地聋哑学校及师范学校纷纷购作教本。 由于实行了注音手切教育后，学生认字量迅速增加，进步很快。因此杭州吴山聋哑学校的名声大振，社会各界人士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只要把自己的名字及想要说的内容写在纸条上，交给龚宝荣先生，他立即在讲台上应用注音手切，打手势传译，学生们迅速能在水牌 (搪瓷板，写毛笔用，写后即可用湿布擦掉)上，用文字正确表达出来，然后举起牌子展示，参观者惊讶不已，十分佩服。见学校“诸事皆井然不紊，工艺习作心灵手巧”，学生们确实已达到“聋于耳而不聋于心，哑于口而不哑于手”的境界，深深感到聋哑教育之重要。 聋哑儿童从入学前目不识丁，只能伊哩哇啦乱叫乱比划到进校受教育后，逐渐学会用手势表达自己的思想，文雅而有礼貌，尊敬师长、尊敬父母，受到家长们的好评与信任。省内外聋哑儿童纷纷报名，学生迅速增加到七、八十人左右。 1937年冬，日本侵略军逼近杭州，大部分的学生被家长接走了，剩下10多位学生无家长来接，与家庭中断了联系。龚宝荣先生不忍心丢下这些无家可归的聋哑儿童，与二位教师陈祖耕、龚淡如(均聋哑)，带他们一起仓皇出逃到余杭老家，在大宅门里坚持给他们上课。杭州瞬即沦陷，日军逼近余杭，学校再度迁至离余杭10里外的盛龙里乡下亲戚家避难。在撤离余杭时，龚校长安排师生先行启程，他和怀孕的夫人和老母留后整理扫尾，不意日军已进入余杭，爆炸声、枪声四起，三人吓得躲在偏房里，一直到天黑深夜，才绕小巷得以逃出城外。不料又遇日军，所带钱财全被搜去，连龚宝荣先生上衣袋口的一支钢笔也被夺去。日军看见其妻怀孕的大肚子，怀疑有假，要用刺刀捅开肚子检查。见白晃晃的刺刀刺来，龚夫人当即晕了过去，白发苍苍的老母吓得连忙下跪求饶命，磕得头上鲜血直流，日军总算住手，打了他们一顿，三人才仓皇逃出虎口。 在盛龙里刚安顿下来，日军飞机又不断轰炸，只得带领师生和一家老小逃到里山坞，租农民房子避难。但由于国民党军队经常骚扰，不得不再度颠沛流离,一路经临安、于潜，顺分水江而下，沿桐江、兰江跋山涉水，历尽艰辛，于1938年5月1日到达兰溪。 先在兰溪租借中山巷2号严家祠堂开学上课，谁知国民党驻军下来骚扰，要赶走聋哑师生，龚校长带领师生坚持不走，矛盾发展到白炽化地步。国民党部队甚至架起了枪炮，对准教室。然龚宝荣先生面对威吓，临危不惧，仍镇定自若坚持给学生上课。一位有正义感的律师看了非常感动，托熟人到国民党党部反映情况，后经上级下令军队才撤走。此事在兰溪传开，当地的一些聋哑儿童纷纷报名入学。期间，龚宝荣还收留了一些因战争失去父母的孤儿。因师资力量不够(原聋哑教师陈祖耕在临安时已离去)，又聘请了一位教师陈飞。[SITESERVER_PAGE] 那时，经常有空袭警报。一有警报，龚宝荣夫妇就带领师生逃到一个叫“放生会”的地方躲避空袭。后又将学校转移到兰溪永昌镇樟林徐家祠堂的花厅，这地方房子多地方大，于是扩大招生，龙游、兰溪及其他地方的学生纷纷报名，学生增加到30余名左右。前后又增加教师吴道荣、张步云、王若飞。八年抗战中，这一时期学校最为起色，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知名度，社会各界纷纷去函要求购买《手切教本》。因经费困难无力翻印，故由学生刻油印本60本，以满足社会需求。再版中序：“二十五年九月呈准教育部应予发行出版手切教本壹千册，内容活动照相版有八十余帧，不幸杭垣瞬时沦陷，师生陡步跋涉，仓皇迁移，财产损失钜万，毫无带出，该本亦在其内。现在因各界请求翻印该本，本校经费困难无力翻印，殊为遗憾!故现暂油印该本陆拾册，删去英文手切及名人题词等，内容欠佳，亦希谅鉴是幸!”在兰溪上课前后约有三年多时间。 1942 年夏，兰溪时局吃紧，学校再度迁至龙游。先在一个叫“誌堂”的祠堂上课，后又转移到马鞍山的一座空庙继续教学。有一天夫人范瑞娟与婆婆商量，怎样把全校师生及一家人的生活费放在安全的地方，俩人想来想去，还是决定把钱放在庙中菩萨的后面。谁知这一对话被人偷听，当晚就来了国民党部队，他们用枪砸开了门，放在菩萨后面的钱被洗劫一空。 屋漏偏遭连夜雨，这群苦难流亡的师生断了生命之源，犹如雪上加霜。龚宝荣先生只得四处奔走，向亲友及社会借贷。在战乱的年代，民众在水深火热之中，哪来的钱借与他人呢!龚宝荣先生四处碰壁，空手而归，面对饥饿的师生和一家老小，不由怒火万丈，决心要讨回公道。经四处打听，得知该部队的确切地址后，他毅然要上门去要回那笔钱。众乡亲都劝他别去送死，这部队的指挥官是个凶悍出名的人，到他那里去的人只有进去的，而没有活着出来的，老母和夫人也都苦苦哀求他别拿鸡蛋碰石头，然龚宝荣先生决意要去。到了该军驻地，见了指挥官，递上呈文，然后与指挥官笔谈，据理力争。家属在家中心惊肉跳，师生们倚门盼归。后来龚宝荣先生人是归来了，但钱还是一分不还，他仍坚持不断写报告到有关方面告状。 深秋，由于战事扩大，龚宝荣夫妇带领全体师生及一家老小再度逃到淳安渡市(现临岐镇)，这次逃亡是八年抗战中最艰难困苦的阶段，所受的苦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了。萧瑟秋风，流落他乡而举目无亲，经济上已一贫如洗，没有能力租房了。站在异乡的土地上，竟然无安身之处，面对苦难的师生及老母和儿女们，龚先生默默流下了眼泪。 这情形感动了乡里一位70多岁的老人徐锦章。在他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一个祠堂安身。一进祠堂，大家都呆住了：无门无窗，屋子的角落有两只空棺材。在徐老爹的帮助下，向农民借了许多稻桶，用稻桶把屋子分隔成教室和寝室，还搬来一些稻草铺在泥地上就寝。龚宝荣先生发动师生自力更生，千方百计解决饥饿问题。他带领师生及只有l 0岁的大女儿和8岁的大儿子上山砍柴，开荒种杂粮、种菜、养猪……。还带领年龄较小的学生做点小生意，他自己则勤奋作画卖钱，以渡生存难关。教师们因连续几个月发不出工资都先后离去。 冬天，寒风凛冽，72岁的老母身体越来越差，开始卧病在床。因吃的是野菜、杂粮、苞谷粉，连大便也拉不出，每天用手一点点抠出来。老人家已殆尽精力和物力，自知不久将离人世，为了不拖累学校和爱子，于1943年二月初八，她写下遗书，带女儿龚淡如[SITESERVER_PAGE] 离开淳安，到于潜投奔亲戚家，不久即与世长辞。这位伟大的母亲，为了支持儿子的聋哑教育事业倾家荡产，倾注了后半生的心血。她在聋哑学校的职务是生活管理员，爱生如子，对学生的起居生活悉心照料，百般呵护。抗战前，遇家境困难的学生，她自己出资代付学费。在遗书中，她谆谆教子：“……为母有几句紧要之言望尔切记为要。校方对教员须要和蔼，对学生须要宽容，对功课须要热心教授……”。龚宝荣先生从于潜奔丧回来，一下子失去了母亲这根支柱，连最后一位教师——姐姐龚淡如也已离他去无锡聋哑学校教书。精神上的打击使他整天默然无语，千斤重担落在他与夫人范瑞娟身上，夫妇俩牢记母亲教诲，自始至终苦苦支撑着这个学校。 1943年冬，国民党部队1l8团姓罗的团长(四川人)，偶尔发现这个学校，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走进了祠堂。当他看到聋哑学生在稻桶围起来的教室中学习，四面漏风，犹如凉亭。于是动了怜悯之心，下令士兵到山上砍来毛竹，象编篱笆一样编隔了教室、寝室，并涂上了泥巴，学生们总算有个稍微象样的教室。一天，乡里来通知：省里有长官赴浙西视察，要全体师生站在门口欢迎(门口的路是去浙西和淳安的必经之路)。届时师生们排队站在门口，谁知来视察的是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他路过校门口，感到好奇，随即进校参观，看到学校如此破堪简陋，师生生活如此艰难困苦，而学生的成绩却整齐地贴在竹篱笆上。他与龚宝荣先生、聋哑学生笔谈，了解情况后大为感动。一个聋哑人为了教育事业，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在没有官方的资助，在与家人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能以顽强的毅力，不仅要养活师生及儿女，还能坚持办学上课，令人难以置信!他欣然提笔题词赞扬，并当场捐了5,000元。 在那战乱的年代，经常有国民党的流窜部队来骚扰，在学校驻扎。每次来都把学校弄得乱七八糟，随地大小便，稻草、杂物一片狼籍，粮食也被抢光，师生们敢怒而不敢言。几经折腾，大家几乎无法活下去了。龚宝荣先生冒着生命危险到国民党军司令部去告状，要求国民党部队不再骚扰学校，请求司令部保护师生安全，使学校能正常上课。后以司令官顾祝同的名义在学校门口贴了一张布告：“禁止任何军队进驻学校，违者按军法论处”。此后，就没有国民党军队再来骚扰了，学生也渐有增加。 1945年月1月，师生们再次陷入饥饿的困境之中。龚宝荣先生实已无力解决问题，只得向省教育厅报告灾情，请求辞去校长之职务。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于3月22日下令：淳安县从预备公粮中，每月拨四市石米给学校，并鼓励龚校长“……该校长率领员生几度搬迁，艰苦支撑，深可嘉许，仍仰继续努力，以迎胜利之来临，并仰知照!此令。厅长许绍棣”。 1945年冬，抗战胜利了。消息传来，师生们热泪盈眶，欢欣鼓舞，归心如箭，当地的乡亲们把师生们送上去杭州的船，挥手告别。在淳安办学前后约三年左右。 八年抗战的胜利，结束了流亡的生涯。这八年中，龚宝荣先生把聋哑教育的种子撒播到浙江各地，为以后在浙江各地开办聋哑学校打下了基础，影响深远。在八年抗战中，龚宝荣先生时刻对学生进行抗日救国之教育，勿忘国耻，不做亡国奴，要努力学习，振奋民族，具有极强的爱国之心。这八年的乱战中，龚宝荣夫妇保护学生象母鸡保护小鸡一样，学生无一伤亡，全部安全撤回杭州。健全人尚难做到的事，一个残疾人却顽强地做到了，创造了一个奇迹! 满怀信心地回到杭州，校舍已被日寇毁成废墟，残存已不足十分之三。见此情景，大家心都凉了半截。龚宝荣先生顿足叹息!深[SITESERVER_PAGE] 感复校乏力，胜利之后学生都有家可归了，自己也想回余杭老家。家里尚有一些田地，可以养活子女，自己又擅长国画，生活是不成问题的。但学生和家长都再三恳求龚宝荣夫妇，学校要继续办下去，使学生毕业后可谋一生路。龚宝荣先生感到欲罢不能，不忍心将同病者半途抛弃。于是向抗战前的校董们求援，但大部分校董已星散，少数在杭的校董，自己都身处困境实无力援助。此时，龚宝荣先生感到复校的难度与创办时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一是失去母亲在精神上和财力上的坚强支持，二是校董们也无力资助，要修复学校已难于上青天! 夫妇俩商量决定另觅校舍。经过四处奔波，他们在里西湖发现一处空房(后才知道是国民党要人陈果夫的别墅)，发公函请求借用，但回文批曰：“收回自用，不准借用”。要修复学校无钱，要借房无房，怎么办?日子一天天过去，龚先生心急如焚。他毅然决定和几个学生举着募捐复校的旗子，走上大街，挨店募捐。聋哑师生此举得到了社会的响应。筹到一些资金后，立即买来材料，请来泥木工，师生们也齐心协力自己动手做课桌椅，干得热火朝天。以最快的速度，简单就绪，即登报招生和招聘教师。 1946年3月，杭州吴山聋哑学校终于在城隍山原址复校上课，开设六个年级、学生46人(男37人、女9人)。以后逐渐增聘数师，学生人数也不断增加，新闻界对此曾作报道。后来曾任杭州聋哑学校校长的白秋景，当年就是在《华南日报》上，看了关于吴山聋哑学校的一篇报道《复员声中的被遗忘者》后，从余杭乡下赶到哑校求学的。 由于战后的物价飞涨，微薄的工资使已有六个儿女的龚宝荣夫妇举步维艰。大女儿高小毕业后，因无力支付普通中学的学费，选择了可免学费又可供膳食的远离市区的三塘简师。无钱买车票，每次回家往返步行四、五十里路。大儿子和二儿子是学校的“赤足生”，只有在回家的路上才舍得穿草鞋。龚先生经常教育子女：“人穷志不穷，只有知识富有才是真正的富者”。故而几个孩子在学校里的成绩均名列前茅。他乐观地面对艰难困苦，种菜、养鸡，以补家用。他以极强烈的事业心和敬业精神，坚持办学，迎来了解放。 龚宝荣先生的一生对聋哑教育事业贡献巨大，在社会上颇有影响。由于他教学严谨、科学，所教的学生不仅文章流畅，还掌握普通小学的基础课。他所教的国画、书法，学生兴趣高、进步很快。同时他还教会了他们怎样做人。学生一批批走向社会，他们不仅能自食其力，其中还有不少人成了教育家、教师、工程师、技术员、国家干部、先进工作者、画家……。据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统计，杭州市有四名聋哑人是中共党员，而其中三人曾是吴山聋哑学校的学生。学生们说学校给他们留下了难忘的回忆，使他们获得第二次生命! 龚宝荣先生的事迹曾被录入《当代浙江专家名人大辞典（教育卷）》、《浙江教育史志资料》1989年第二期、《杭州市江干区教育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