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寿潜有两位乘龙快婿：长婿马一浮，次婿蒋世英。马一浮原名福田，后改名浮，字一浮，号湛翁，别署蠲叟，或蠲戏老人，祖籍绍兴。1883年(清光绪九年)生于四川成都乃父任所，1889年随亲返回原籍。马一浮自幼颖悟过人，为学极勤。1898年，马一浮与周树人、周作人昆仲应绍兴县试夺魁。应试时，马作一文，全集古人辞句而成，天衣无缝，宛若己出。被求才若渴的汤寿潜在闱卷流传中看中，乃挽人执柯，以长女汤孝愍妻之。

戊戌变法以后，科举废，新学起。汤寿潜是主张变法的立宪派人物。在他的影响和支持下，马一浮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开始专攻西方原著，欲借鉴西方的科学思想来唤起民众，振兴中华。马与汤寿潜受业弟子谢无量(安徽人)一起到上海学习英文、法文。其间，跟马君武(广西人，同盟会第一任秘书长)一起创办《二十世纪翻译世界》。马氏亲自翻译和介绍了斯宾塞等西方文学作品，被时人誉为“天下文章归马氏”。1903年，马一浮在继丧父又失偶后，毅然置个人哀痛于度外，出国深造。他先赴美国，接着又到德国、日本等国留学，专门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哲学。他是我国第一个读完德文版《资本论》，并把它翻译引进中国的学者；是我国最早以英文翻译《日耳曼社会主义史》、《露西亚之虚无主义史》、《法国革命党史》，在哲学上反对“命定论”，有独到见地的思想家；是学贯中西、通7种外文而又行绍程朱的一代儒宗。

1905年，汤寿潜任商办全浙铁路公司总理时，原先计划将“杭州站”定在艮山门，并打算从艮山门铺一条支线到当时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拱宸桥。马一浮得悉后，认为这样做只会有利于拱宸桥的日本侨民，不利于杭州人民，竭力主张：“中国人造铁路应该为中国人民着想。”在他坚持下，汤寿潜才把杭州站改在当时杭州闹市区羊市街北端（即今城站），并把铁路从城站延长到南星桥。这样，既可使水陆运输衔接，又可为以后建造铁路大桥，使铁路跨越钱江向南伸展做好准备。

马一浮自1902年（19岁）汤孝愍去世后即蓄发不娶，潜心学问。为此很得汤府的厚爱与尊重。马一浮淡于名利，不求闻达。1912年（民国元年），蔡元培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慕马一浮的学问与名气，聘他为教育部秘书长。马一浮鉴于蔡元培与汤寿潜系同科进士，相处甚洽，出于世谊，不得已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请。但一到任，即不堪官场应酬，问计于汤寿潜，汤嘱他弃官从学。马一浮任职不到两周便遵嘱以“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回西湖”而恳辞。从此，马一浮孑然一身，悉心学术，到老不废。

北洋军阀政府为笼络人心，曾派人送给汤寿潜20万银元，作为他总理浙路4年多不支薪俸的补偿。据说，当时汤府上下都不愿收这血腥钱。但马一浮却把辞退的客人又叫了回来，代为收下了这笔钱，待机为人民谋福利。后来这20万银元捐赠给浙江教育会，在杭州造了一所公共图书馆，即浙江图书馆。1931年3月浙江图书馆竣工，1932年9月正式开放，并由蔡元培亲笔题字。

汤寿潜关心桑梓的水利事业，他继承前人遗志，将麻溪坝改建为桥，解决了四个半世纪来，麻溪坝内外的水利纠纷，使坝外天乐乡摆脱了洪涝频仍的困境。天乐人为感戴汤寿潜的恩德，在汤去世后，于麻溪坝附近的茅山上，建造了“汤蛰先先生纪念碑”，马一浮书碑并负责督造，丰子恺为纪念碑绘汤寿潜全身像（此碑已毁于“文革”期间）。

汤寿潜是主张变法的立宪派人物，马一浮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儒学家，他们两人在思想上有共同之处。无论作为历史人物的汤寿潜或作为一代儒宗的马一浮，笔者以为，都一定会在近代史中得到自己应有的一页。马一浮纪念馆的落成开放和《汤寿潜史料专辑》的编辑出版，为两位历史名人应有的一页开了一个好头，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提供了好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