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圣陆羽《武林山记》记载“秦始皇东游江海,舣舟于此。”到隋代杭州,已成为“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辏”(《隋书地理志》)之江南重地。唐朝李华在《杭州刺史厅壁记》中说杭州“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吸引了众多的海内外商贾来此贸易,甚至长居杭州。

吴越国时期钱镠为增强国力,与契丹、朝鲜、日本、印度以越瓷进行贸易。杭州江干的椤木营、椤木桥等地名,据考证是因为当年日本输入椤木堆放于此而得名。吴越国“航海所入,岁贡百万”(《旧五代史》卷133“世袭传·钱佐传”),吴越国最后一位国王钱俶陪同僧人契盈登临江干碧波亭,面对亭下“舟楫辐辏,望之不见首尾”的航船时,曾不无得意地夸耀“吴越地去宋师三千里,而谁知水之利有如此耶”。至今巍峨壮丽的建于钱塘江北岸江干二龙头月轮峰上的六和塔,原是吴越国王的南果园,北宋开宝三年(970),钱鏐舍园建塔,并建塔院,即六和塔院(又称开化寺)。六和塔外观十三层木檐,六层封闭,七层与塔身相通,白天横空突起,跨陆俯川,黑夜顶层装置明灯,成为钱塘江上的航标指南。

入宋以后,杭州持续拓展海外贸易。杭州湾和钱塘江“闽商海贾,风帆海泊,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靄之间”(欧阳修《有美堂记》),满载舶货的海船“往来聚散于其中”(蔡襄《杭州清暑堂记》)。为了更好管理海运,太平兴国三年(978),北宋朝廷在杭州市设立了市舶司,职掌海外贸易,市舶司官廨大致在今劳动路转运司桥附近。南宋绍兴元年(1131),于市舶司下设临安、明州、温州、江阴、秀州五市舶务。

次年(1132),市舶司迁往秀州华亭县(今上海松江)。乾道二年(1166),临安市舶务开始独立管理杭州海外贸易。临安市舶务官廨初在祥霄宫,后迁保安门外诸家桥之南(在今紫阳街道辖区)。后又于梅花桥建市舶新务,最后迁到清水闸(在今南星桥一带)旁。元至元二十年(1284),在杭州设立市舶都转司,同时杭州被辟为“官本船”贸易的口岸,其时“旁连诸番,椎结卉裳”(《江浙行中书省题名记》),仍不失为我国东南亚重要贸易口岸。

耸立在钱塘江畔白塔岭的白塔,与六和塔遥遥相望,塔旁原有白塔寺。北宋大文学家范仲淹,曾为杭州知府,有《过余杭白塔寺》诗,曰:“登临江上寺,迁客特依依。远水欲无际,孤舟曾未归。乱峰藏好处,幽鹭得闲心。多少天真趣,遥心结翠微。”白塔是吴越时期仿木结构建筑最精美的一座,有极高的观赏研究价值。但在此应特别书上一笔的是,从南朝此处成为渡口以来,历经隋、唐,五代吴越国、两宋,白塔一带逐渐成为杭州钱塘江的重要渡口。白塔岭前还有一条河,河上有桥,水陆两路来杭均经过白塔岭,行人熙攘。南宋时,在白塔处还能买到作为导游的地经(地图)。有诗为证:白塔桥下卖地经,长亭短驿甚分明。如何只说临安路,不数中原有几程?虽然此诗是对南宋偏安江南的讽刺,但也说明白塔作为当时钱塘江边进入京师必经之地的繁忙。当年,荣西、俊艿、圆尔辨圆、南浦诏明等日韩高僧都经过至今还存的白塔边,来到杭州。宋元时期,杭州与高丽、日本、交趾(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南部)、三佛齐国(今印尼苏门答腊)、瘏婆(今印尼爪哇)等地都有贸易往来。南宋时期浙东运河航运条件改善,海船一般在宁波停泊,再换内河船只到达杭州。有的商人、高僧则需要在杭州再乘船沿大运河北上遍访中国北部诸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