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1月，在曹湘渠同志的热心帮助下，母亲陈学昭在杭州赤山埠法相巷28号安了家。第二年秋天，我终于能够与母亲生活在一起了。

1957年全国掀起整风反右斗争，母亲在运动中被划为“右派”。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向来伏案执笔写作的母亲不再坐在写字桌前，只是默默地一人闷坐在卧室里，两眼望着窗档门楣，死？还是活？在她头脑中激烈斗争着，终于母亲选择了活下去，接受党的考验。她在回忆录中写道：“现在已经成了废物，活着只是白白地消耗国家和人民的粮食，已经成了党的渣滓。……如今，究竟是活着呢，还是死了的好？！不禁想到两次到延安和入党的经过。我并不是有意犯错误，即使开除了党籍，我还是要跟党走到底！全国人民中，党员是少数，绝大多数是群众，群众跟着党走，依靠各种劳动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那么我还应该从劳动中来考验自己，从劳动中来改造自己！”以后的事实证明母亲经受住了这种考验。

1960年5月，母亲被安置在杭州大学图书馆工作，直到1979年改正后，调离该校。

1962年春节，母亲被摘去了“右派”帽子，心情振奋。为了争取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也为了重新回到文艺队伍中去，她注意搞好与领导之间的关系，也想到应该让同志们多了解自己。从原来的省文联党委书记叶克同志那里，她得知新上任的省文联党委书记方令孺同志是个能够接近的人，母亲决定去看望方令孺。这年暮春的一个星期日，天气晴朗，我随母亲乘公交车到了灵隐，在“天外天”吃过午饭，两人便走过白乐桥找到方家，方令孺同志正好午休起来。方令孺长我母亲九岁，母亲让我称她“大大”，她欣然接受了。第一次见面，母亲对“大大”说：“我已经从别人那里知道了，你在复旦大学担任教授，有学识，书教得好，受到学生们的爱戴。”

“大大”说：“我不过是个老师，你是真正的学者。”

母亲说：“哪里，我是戴罪之人。”又说：“早年我待在国外，接触到的大多是外国的书，对国内的不够了解，回来后只想多看点国内的东西……。”

“大大”说：“我在学校里教书，看了一些书。在上海我与大家的关系不错，让我到杭州，最初我真舍不得离开学校。……不过既然来了，能认识你，也是高兴的。”

这末尾一句话，我听了暗暗吃惊。那时母亲的政治地位根本不能与方令孺相比，可是方的言谈举止丝毫没有怠慢轻视的表示。两人相互谦让，相互尊重，毫不矫揉做作。遗憾[SITESERVER_PAGE]

的是，两人之间的友谊没有留下片言只字，更不用说照片这类可以用来作为念想的物件了。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27号这天，母亲第一次被抄家，被挂牌游斗。那天游斗回来，住在我们楼下的几个女中学生，忽然跳出来，手拿剪刀，要揪住我母亲，想把她的头发剪成“阴阳头”。面对身体比自己高出大半个头的中学生，母亲没有畏惧，勇敢地转身跑开去，那几人紧追其后。母亲一路跑一路大声斥责：“这是变相的肉刑，就不许你们剪！共产党没有叫你们这样做！”她一直跑到东校门，在看门的大伯大妈保护下，母亲硬是没让那几个“红小兵”剪掉头发。当母亲详细地跟我讲述这件事时，她的脸因气愤而发红，“这是歪曲党进行这场运动的目的。”她激动地说。在母亲的回忆录中写着：“我很久想不通，剪头发，示众，罚跪，这是封建社会流行的传统，实在不能理解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恢复封建传统到了这样的地步！”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进行，杭大图书馆“造反派”把她与当年曾为国民党反动派效过劳的人关押在一起，写所谓的“交代”。对这件事，母亲心里很有抵触，她想不通。让她想不通的事一桩接一桩，一些亲朋好友相继亡故。母亲的好友、杭大数学系教授徐瑞云同志被逼自杀身亡，被划为“右派”的杭大医生张剑南的夫人自杀离开人世，母亲对此悲痛万分。一天，她对我说“为什么要这样搞运动，我弄不懂，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我也想不通，我没有做对不起共产党的事。”她忽然大睁着双眼说：“我不死，我一定要看下去！”那时母亲常会回忆当年在延安整风时的情景：“延安审干后来搞过了头，一时间“特务”满天飞，有人送条子揭发别人是特务，有人自己跑到台上说自己是特务。给我的感觉，好像说自己是特务是件光荣的事，而当特务并不可耻似的。也有人觉得冤枉不承认，也有人想不通而自杀的。当时我想不通，延安有这么多的特务，延安的抗战工作怎么会搞得这么好？不久事情发生变化了，加以澄清，毛主席摘下帽子，这样——”说到这里，母亲举起右手，五指并拢至头上，头一会朝前，一会朝左，一会朝右，做着敬礼鞠躬的姿势。“毛主席向大家一一致歉，大家又非常高兴了。”

经历了延安整风审干运动，母亲锻炼得更加坚强，政治嗅觉更加敏锐，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她能始终坚持下来，等到了党拨乱反正的那一天。我清晰地记得，当“四人帮”已被粉碎，而母亲的政治问题尚未正式解决时，她曾对我说：“如果‘四人帮’的阴谋得逞，他们是不会放过我们母女的。你想，我是延安出来的人，在延安接受共产党的教育和锻炼，他们能放过我吗？你是我的女儿，一个接受了共产党教育的人的女儿，能放得过吗？”

1979年3月28日，母亲的政治问题终于给予改正，恢复党籍，恢复名誉，恢复原职，开始过党组织生活。那天，[SITESERVER_PAGE]

母亲参加了被间隔22年后的第一次党组织活动。因她遇车祸不久，腿伤疼痛难行，我扶她到校图书馆。走在路上，母亲按捺不住愉悦的心情，感叹道：“唉，我已经22年没有过党组织生活了，想起来真可怕……这么说来，还要交党费的啰。应该从什么时候交起呢？”母亲朝我看了一眼，从她的眼光里，我看出她心里早已有了决定。不久，她就补交了从1957年后共22年的党费。她的这一举动，让我钦佩，存在母亲心里的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共产党的热爱和忠诚。

1983年8月19日，薛家柱老师到龙游路我家，告诉我们，有两位日本的女大学生木崎翠和堤礼子因热爱中国文学，自费赴中国学习考察。到杭州后，很想与我母亲会会面，母亲欣然答允。薛老师说，会面地点是否就定在我们家里。母亲考虑后，觉得自家居室狭小，有碍观瞻，还是她到两位日本女大学生的旅居处为好。薛老师感到为难，他觉得我母亲年事已高行走不便，还是让两位客人来家访为好。母亲则坚持她的想法。后来她对我说：“我只是觉得不能有损我们国家的形象。”第二天我陪母亲一起去两位客人旅居处华侨饭店。母亲与客人高兴地交谈，还留下两张珍贵的照片。过了一年，我们即搬出龙游路。

粉碎“四人帮”后，祖国各方面都走上了正常轨道。1979年，陈云、于若木夫妇到杭州治病休养。4月初，他们从《浙江日报》上看到有关我母亲被平反的消息，便托人打听我母亲的住处。4月中旬，于若木妈妈偕她的大女儿来看望我母亲。后来每年到杭州，于妈妈必定与我们相见叙谈。1985年5月9日，陈云伯伯为我母亲题一帧条幅：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母亲盯着条幅仔仔细细看了好几遍，深有感慨地说：“老首长题的这几句诗对我来说真是再贴切不过了，如果当年我真的去寻死了，到如今我是怎么一个人，不是就说不清楚了吗？还是老首长了解我。”

于若木妈妈无微不至地关心我母亲的饮食起居、疾病医疗，还有精神思想状况。每次到杭州，常接母亲和我到她的住处就餐，用她的有关营养学方面的知识为我母亲添加营养。我母亲感激她的深情，对她说：“在延安，我深受老首长的帮助和关心，如今我是一部旧车子，老车子，每年你又在物质上精神上给我加油，给我鼓励。”这些肺腑之言，在一旁的我听了很受感动，感受到老一辈革命者之间真诚的友谊。

1987年4月4日，《钱江晚报》“心声”栏目记载下了母亲在记者面前用答问的方式说出她的心声：

我最喜欢的格言：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我最反感的格言：谣言的重复，即是真理。

我最珍视的品质：诚实。

我最蔑视的品行：说谎，欺骗。

我最喜欢这样的朋友：谦逊、真诚。

我愿意保持的形象：坚强。

我最大的遗憾：不被理解。

回顾母亲85年的人生，在杭州生活42个年头，这42个年头中，22年是在屈辱中生活，在考验中求生存，如此看来，母亲的心声中，最后一个“最大的遗憾：不被理解”，成为母亲一生中的“心结”，也就不足为奇了。